一九六五年的春风落了场细雨，润透了贾庄村的泥土，也润开了父母新婚的日子。北屋的土炕还带着新苇席的糙意，墙角的旧木柜里，叠着两人仅有的几件布衣，没有绫罗绸缎的点缀，却透着一股齐心协力的踏实劲儿。新婚的喜庆还没散尽，夫妻俩就一头扎进了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心里揣着一个共同的念想：攒家业，顾家人，把日子过出烟火气来。
天刚蒙蒙亮，鸡叫头遍的时候，母亲就醒了。她轻手轻脚地挪下炕，生怕惊动了身边熟睡的父亲。窗外的月光还没褪尽，院子里的柿子树影影绰绰，东屋的厨房透着一点微光——婆婆已经起来忙活了。母亲系上围裙，快步走进厨房，灶膛里的火苗正舔着锅底，锅里的玉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混着柴火的烟味飘满了屋子。“娘，俺来烧火吧，您歇会儿。”她接过婆婆手里的火钳，熟练地添了几根柴火，火苗“噼啪”一声旺了起来。
等天大亮的时候，四合院里已经热闹起来了。爷爷奶奶坐在正房的门槛上晒太阳，大伯娘挎着篮子去菜园子摘菜，三姑四姑五姑背着书包往村小学跑，父亲已经准备去副业队的染房干活了。母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和两个玉米面窝头递到他手里，又往他兜里塞了一个腌萝卜疙瘩：“晌午别饿着，染房里活儿重，多喝点水。”父亲接过碗，看着妻子眼里的关切，咧嘴一笑：“知道了，你在家也别太累，纺线的时候记得歇会儿。”
说罢，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院门。父亲站在门口，看着他宽厚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尽头，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那个年代的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家家户户都靠着工分过日子。母亲虽是新媳妇，却一点也不娇气，她主动去生产队报了名，跟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下地干活。春天种棉花，夏天割麦子，秋天摘玉米，冬天平整土地，哪样活儿都不落下。
割麦子的时候最是辛苦。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晒得人头皮发麻，脚下的麦茬扎得脚踝生疼。母亲跟着大部队，弯着腰，手里的镰刀飞快地挥舞着，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浸湿了额前的碎发，糊在脸上又痒又黏。她不敢停下，身边的大嫂大娘们都在埋头苦干，工分就是一家人的口粮，多割一分麦子，就能多挣一个工分。有时候实在累得不行了，她就直起腰，捶捶酸痛的腰杆，看着远处金黄的麦浪，想起高大旺在另一片地里挥汗如雨的模样，心里就又生出一股劲儿来。
摘棉花的时候，倒是多了几分细致。清晨的棉花地里，还沾着露水，雪白的棉桃咧着嘴，像一个个小馒头。母亲的手指又细又巧，捏着棉桃轻轻一扯，雪白的棉花就落进了竹筐里。她摘得又快又好，筐里的棉花总是堆得冒了尖。队里的妇女队长见了，总忍不住夸赞：“义玉这姑娘，真是个好把式，不像城里的娇小姐，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母亲听了，只是腼腆地笑笑，手里的动作却更快了。
白天在生产队忙活一天，晚上回到家，母亲也不得闲。她要给一家人做饭，要伺候爷爷奶奶洗漱，要帮着婆婆收拾院子，等忙完这些，夜已经深了。可她还不肯睡，点上一盏煤油灯，坐在炕沿上，开始纺线。
昏黄的灯光下，她的手灵活地转动着纺车，“嗡嗡”的纺车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棉花在她的手里，变成了一根根均匀的棉线，缠绕在纺锭上。纺线是个磨人的活儿，耗时间，费眼力，纺一会儿，眼睛就酸涩得厉害。母亲就揉一揉眼睛，继续纺。这些棉线，攒够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织成布，给家人做衣裳，或者拿到供销社去换点钱，补贴家用。
除了纺线，母亲还有一双巧手，纳鞋底的手艺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她白天干活的时候，就留意着收集一些碎布，晚上把这些碎布一层一层地用糨糊粘起来，晾干了，就是“袼褙”。然后，她照着家人的脚样，剪出鞋底的形状，再用麻线一针一线地纳。纳鞋底的针脚要细密，要均匀，这样纳出来的鞋底才结实耐穿。夜深人静的时候，四合院里只剩下纺车的“嗡嗡”声和纳鞋底的“嗤啦”声，母亲低着头，手里的针线穿梭不停，心里想着：给大旺纳一双厚底的布鞋，下地干活穿着舒服；给爷爷奶奶纳一双软底的，走路不硌脚；给小姑子们纳一双带花的，她们肯定喜欢。
就在母亲在生产队和家里两头忙活的时候，父亲也在琢磨着怎么多挣点钱，让日子过得宽裕些。光靠生产队的工分，只能勉强糊口，要想攒下家业，还得另寻门路。他年轻力壮，又有一把子力气，收工之后，就去揽一些副业活儿。
村里的老李家要盖房子，需要人挑砖挑瓦，父亲就去了。从村口的砖窑到李家的院子，一里多地的路程，他挑着满满一担砖，健步如飞，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他也顾不上擦。一趟下来，能挣两毛钱，他一天能跑十几趟，晚上回家的时候，肩膀被扁担压得通红，胳膊也累得抬不起来，可他看着兜里的几块钱，心里却乐开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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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还会去村西的河里摸鱼。傍晚的时候，他扛着渔网，带着锄头，来到河边。他水性好，摸鱼的手艺也是跟村里的老把式学的。他先在河里筑起一道小坝，把水引到一边，然后用锄头把河底的淤泥搅起来，鱼就会呛得浮出水面。这时候，他就撒下渔网，一捞就是半网子的小鱼小虾。回家之后，母亲就把这些鱼收拾干净，用油炸得金黄酥脆，给一家人改善伙食。爷爷奶奶吃得眉开眼笑，小姑子们更是抢着吃，看着一家人的笑脸，父母的心里，都甜滋滋的。
最辛苦的，是冬天的副业。那时候，村里组织人去山里拉木头，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能回来。山路崎岖，积雪没膝，拉着沉重的木头，一步一个脚印，稍不留神就会滑倒。父亲每次去，都要穿上厚厚的棉袄，腰上系着一根麻绳，把木头牢牢地绑在爬犁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他的手冻得通红，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渗出血丝，他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往前走。一趟下来，能挣一块多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每次从山里回来，父亲都会把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母亲。母亲接过钱，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塞进木柜的抽屉里，锁起来。她知道，这些钱，都是父亲用血汗换来的，每一分都来之不易。
夫妻俩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父亲的蓝布褂子，补了又补，袖口磨破了，母亲就给他缝上一块补丁；母亲的青布衫子，洗得发白了，她也舍不得扔，依旧穿着下地干活。家里的粮食，总是先紧着爷爷奶奶和小姑子们吃，他们俩，常常是啃着玉米面窝头，就着腌萝卜，对付一顿。
有一次，队里分了几斤白面，母亲舍不得吃，就蒸了几个白面馒头，给爷爷奶奶送去。奶奶看着馒头，眼眶红了：“孩子，你们也吃，别总想着我们。”母亲笑着说：“俺和大旺年轻，吃粗粮扛饿，您和爷爷年纪大了，得吃点好的。”
日子虽然清贫，可夫妻俩同心协力，把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北屋的土炕上，渐渐添了一床新棉被；旧木柜里，慢慢攒了几件新衣裳；抽屉里的手帕，包着的钱也越来越多。四合院里，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爷爷奶奶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小姑子们放学回家，总是围着王义玉，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父亲收工回来，总能闻到厨房里飘来的饭菜香。
有一天晚上，夫妻俩忙完了活计，坐在炕沿上，看着煤油灯的火苗轻轻晃动。母亲拿出那个手帕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毛票和硬币。她数了数，笑着对父亲说：“大旺，你看，咱们已经攒了快二十块钱了。”父亲凑过来看，眼里满是欣慰：“等攒够了钱，咱们就把北屋的土墙，换成砖墙，再买一张新桌子，给你做梳妆台。”母亲听了，脸颊微红，轻轻捶了他一下：“谁要梳妆台了，俺想着，等攒够了钱，给爷爷奶奶扯两块新布，做一身新衣裳，他们的衣服，都旧得不能再旧了。”父亲握住她的手，郑重地说：“好，都听你的。”
煤油灯的光，映着父母俩相视而笑的脸庞，屋里的空气，暖融融的。窗外的月光，透过窗纸，洒在炕上，洒在那床并蒂莲棉被上，温柔得像一汪春水。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他们没有甜言蜜语的浪漫，只有相濡以沫的陪伴。一间土屋，一身布衣，一双勤劳的手，一颗同心协力的心，就是他们攒家业的全部底气。
日子就像院子里的老柿子树，在风雨里慢慢长大，枝繁叶茂。父母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汗水浇灌着希望，用坚守践行着承诺。他们省吃俭用，顾着家里的老老小小；他们同心同德，攒着属于自己的家业。
后来，日子渐渐好了起来，北屋的土墙换成了砖墙，家里添了新桌子新板凳，小姑子们也都长大了，嫁了个好人家。可每当说起那些年的日子，父母总会想起一九六五年的那个春天，想起北屋里的煤油灯，想起纺车的“嗡嗡”声，想起那些一起吃苦，一起奋斗的岁月。
那些日子，虽然清贫，却格外珍贵。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收获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夫妻同心的默契，相濡以沫的温情，还有一份用汗水换来的，沉甸甸的家业。这份家业，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积累，更是精神上的财富，它像一粒种子，在岁月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荫蔽着他们往后的岁岁年年，也教会了他们的孩子们，什么是勤劳，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家的意义。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父母就这样守着彼此，守着这个家，在岁月的长河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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