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像潮水一样向前涌动。
“安静！安静！”王主任拍着桌子，“周满仓，你这是在煽动群众！扰乱公共秩序！”
穿白衬衫的人终于开口了。他是镇派出所的张所长：“周满仓，你涉嫌捏造事实、蛊惑人心，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两个穿制服的人走上前，架住了周满仓的胳膊。
“等一等。”周满仓甩开他们的手，转过身，从怀里掏出那叠烟盒纸。他一扬手，纸片像雪花一样飘散在打谷场上。
每一张上，都写着那句话：“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这个，你们也带走。”周满仓平静地说，“一共三十二张，一家一张，我都按了手印。”
他被带走了。吉普车扬起尘土，驶出村口。人群沉默地站着，许久没有散去。李老根蹲下身，捡起一张烟盒纸，小心地抚平，揣进怀里。
那天夜里，村里三十二户人家，不约而同地，在门前点起一盏灯。
第三天下午，镇上来了一辆车，停在周满仓家门口。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下了车，递给周满仓的妻子刘玉梅一张纸。
“周满仓在拘留期间突发急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是通知书，请签字。”
刘玉梅没接那张纸。她直挺挺地站着，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许久，她问：“人呢？”
“已经火化了。这是骨灰。”
一个白色的小坛子被递了过来。刘玉梅没接，坛子掉在地上，碎了。白色的灰烬撒了一地，和泥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骨灰，哪是尘土。
刘玉梅弯下腰，用手一捧一捧地，把混着骨灰的泥土捧起来。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在收获最后一茬稻谷。
消息传到村里时，太阳正要落山。李老根正在田里放水，听见消息，锄头“咣当”一声掉在水渠里。他光着脚跑回村，敲响了村口那口废弃的铁钟。
“当——当——当——”
钟声在暮色中传得很远。一扇扇门打开了，人们走出来，沉默地向周满仓家聚集。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沙沙的，像秋风吹过稻田。
周满仓家门前，已经站满了人。刘玉梅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那个粘好的骨灰坛。她没哭，只是呆呆地看着地面。
李老根走过去，蹲下身：“玉梅，咱们得讨个说法。”
“对，讨个说法！”人群里有人喊。
“满仓怎么死的？”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账本！满仓的账本还在吗？”
刘玉梅慢慢抬起头，她的眼睛是干的，但红得吓人。她站起身，走进屋，片刻后，抱着那个铁皮盒子走了出来。
“账本在这里。”她的声音嘶哑，“还有文件，还有……那些烟盒纸。”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刘玉梅走到打谷场中央，把铁皮盒子放在碾谷的石磙上。她打开盒子，取出账本，一页一页地翻开。
煤油灯一盏接一盏地点亮了。人们围成圈，静静地听着。刘玉梅不识字，但她记得丈夫教她的那几个数字。她指着账本上的红手印：“这是老根叔的……这是赵寡妇的……这是春生家的……”
每一个手印，都有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户人家。每一户人家，都有一本粮食账。
那天夜里，打谷场上的灯亮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三十二个村民，扶老携幼，向镇政府走去。他们走得很慢，很沉默，像一条无声的河。领头的李老根怀里抱着那个铁皮盒子，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镇政府门口，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王主任和张所长站在台阶上，脸色铁青。
“乡亲们，请回吧！周满仓是突发心脏病死亡，有医院证明……”
“证明呢？让我们看看！”李老根问。
“已经给他家属了！”
“我们要看原件！”
“对！看原件！看死亡证明！看病历！”
人群向前涌动。警戒线绷紧了。
“还有账！”赵寡妇抱着孩子喊，“把村里的账公开！提留款怎么算的！粮食去哪了！”
“公开账目！公开账目！”
声音越来越大，像夏天的闷雷。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来了。他们或许不认识周满仓，但他们都认识那本账——那本关于粮食、土地和汗水的账。
中午时分，三辆面包车驶进镇政府大院。车上下来十几个人，有拎着摄像机的，有拿着录音笔的。是省里的记者，不知谁报了信。
下午三点，镇政府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王主任的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他面前摊开着周满仓的账本，还有那一叠烟盒纸。
“这……这是周满仓个人记的，不一定准确……”
“准确不准确，一对就知道。”一个戴眼镜的记者说，“把村里的账拿出来，一笔一笔对。”
账本拿来了。三本厚厚的册子，用牛皮纸包着。可当会计王有才翻开账本时，他的手开始发抖——有些页面被撕掉了，有些数字涂改了，有些地方一片空白。
“这……这是……”
“账呢？”省农委来的专家问，“完整的账呢？”
王有才的汗滴在账本上，洇开一团墨迹。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那天傍晚，镇政府发布公告：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周满仓死亡事件及村提留款问题。所有农业税征收工作暂停。
三天后，调查组公布了初步结果：周满仓系突发心肌梗塞死亡，但拘留期间未得到及时救治；村提留款征收存在违规，三年多收款项共计八万七千六百元；三名镇干部、五名村干部被停职审查。
一周后，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的面前都摊着一份材料——那是周满仓账本的复印件。
“一百二十七页，三十二个红手印。”主持会议的副省长敲着桌子，“这不仅仅是八万块钱的问题。这是信任，是民心！”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一份文件草案被传阅：《关于在全省试行农业税改革的通知》。
“我的意见是，先选一个县试点，免征农业税。”副省长说，“就从周满仓所在的县开始。”
“财政压力会很大……”有人小声说。
“压力大，还是民心失的代价大？”副省长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我们常说，农业是基础，农民是根基。可这个根基，现在在流血。周满仓的血，不能白流。”
2000年1月1日，元旦。一辆面包车开进了周满仓所在的村子。车上下来几个人，在打谷场上架起了喇叭。
“乡亲们，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来看大家了！”
村民们陆续聚集过来。他们看见，上次来的那个副省长，就站在碾谷的石磙上——正是刘玉梅曾经翻开账本的地方。
“乡亲们，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宣布一项政策。”副省长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得很远，“从今天起，咱们县作为试点，免征农业税。公粮不交了，提留款不收了！”
人群寂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巨大的声浪。
“真的吗？”
“不交公粮了？”
“提留款也没了？”
李老根挤到前面，他的手在发抖：“领导……您说的……是真的？”
“真的。”副省长跳下石磙，握住李老根的手，“文件已经下发了。从今年夏粮开始，不用交了。”
李老根的手很粗糙，长满了老茧。副省长握着这双手，久久没有放开。他转过身，对身后的干部说：“记住这双手。就是这双手，种出了我们吃的粮食。”
他走到刘玉梅面前。刘玉梅怀里，依然抱着那个骨灰坛。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副省长深深鞠了一躬。
刘玉梅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两滴，滴在骨灰坛上，洇开小小的水渍。她没有哭号，只是无声地流泪，像春雨渗进干涸的土地。
那天下午，在周满仓的坟前，副省长亲手栽下了一棵松树。
“这棵树，就叫‘见证松’吧。”他说，“让它在这里，见证这片土地的未来。”
2002年，江西省全面免征农业税。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终于成为历史。
又是一年秋天，稻子又黄了。李老根站在田埂上，看着沉甸甸的稻穗，忽然想起周满仓。他蹲下身，从怀里掏出那张烟盒纸——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依然能看清：
“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满仓，你看到了吗？”李老根对着远方说，“现在，一分都不用了。”
风吹过稻田，掀起层层金浪，沙沙作响，像是在回答。
在更远的地方，更多的稻田正在走向成熟。从鄱阳湖平原到华北麦地，从东北黑土地到江南水乡，亿万农民站在田埂上，望着这个不用交“皇粮”的秋天。
而在江西某个小村庄的坟前，那棵松树已经长到一人高了。郁郁葱葱的，像一支笔，直直地指向天空，仿佛在书写着什么。树根深深扎进土里，那里，混合着一个人的骨灰，和这片他深爱过的土地。
每当风吹过，松涛阵阵，人们都说，那是周满仓在念：
“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只是现在，再也没有人需要记住这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