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林晚在整理旧资料时，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封存已久的文件夹。标签上写着“2003年漠河采访”，字迹已被岁月侵蚀得模糊不清。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文件夹。
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滑落在工作台上。一个女人蜷缩在东北农村常见的火炕一角，脸上挂着未干的泪痕，眼睛红肿。照片背后的手写标注：“李秀兰，42岁，漠河县王家村。”
林晚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2003年冬，林晚还是一家地方报社的实习记者，被派往漠河进行“北方农村女性生活现状”的专题采访。那年的冬天特别冷，零下四十度的气温将大地冻得坚硬如铁。
“养汉”——这个词是她在漠河第一次听到。当地一位向导在车上无意中提及：“有些女人没法子，只能靠这个养活一家子。”
在王家村，她遇到了李秀兰。初见时，这个女人正蹲在院子里劈柴，手上满是冻疮和裂口，身上的棉袄补丁摞着补丁。她的丈夫王建国则躺在屋里，说是腰不好，干不了重活。
“大姐，能聊聊您的生活吗？”林晚递上一杯热水。
李秀兰犹豫地接过，指尖触碰的瞬间，林晚感觉到了那双手的粗糙和颤抖。
访谈进行到第三天，李秀兰才终于开口。那是在一个飘着细雪的午后，炉子里的火噼啪作响，她断断续续说起自己的故事。
结婚第二年，王建国在伐木时摔伤了腰，从此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断了经济来源，粮食只够吃三个月。
“我想去县里找活儿，可他说女人出去抛头露面不好看。”李秀兰的声音很低，几乎被炉火声淹没。
第一个冬天，家里已经揭不开锅。儿子小宝才三岁，饿得整夜哭。邻居张婶偷偷找上门，暗示有个办法能来钱快。
“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就跟着去了。”李秀兰说到这里，双手紧紧揪住衣角，“那人是我们村的电工，家里欠了三个月电费，他说可以可以抵债。”
第一次，她在电工家的仓房里完成了交易，得到了五十块钱和一张电费结清单。回家路上，她在雪地里吐了，哭到浑身发抖，但还是用那五十块钱买了十斤白面和一小包冰糖。
“小宝吃到冰糖时笑了，笑得那么甜。”李秀兰的声音哽咽了，“可那糖在我嘴里，是苦的，苦到心里去。”
渐渐地，这成了李秀兰养家的“办法”。村里一些男人知道了，开始用各种借口找上门——帮忙修屋顶抵工钱、用粮食换、甚至直接给现金。
王建国从不过问钱的来历，只是抱怨钱给得少，抱怨饭菜不够丰盛。有时李秀兰回家晚了，他还会阴阳怪气地说：“又去‘忙’了？”
最让林晚震惊的是，有一次村里断电，电工明确表示，只要李秀兰“陪他一晚”，就优先给他们家修。王建国坐在炕上抽着旱烟，眼皮都没抬一下：“那你去吧，黑灯瞎火的不好受。”
采访到这里时，林晚忍不住问：“大姐，您没想过离开吗？”
李秀兰愣住了，似乎从没考虑过这个选项。“走？去哪儿？小宝咋办？”她低声说，“而且而且他是我男人，是明媒正娶的。再说了，我都这样了，还有谁要？”
“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林晚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我是说，任何一个尊重您的男人，都会比现在这样好。”
李秀兰苦笑着摇头，眼泪无声地滑落：“林记者，你不懂。我们这儿，离了婚的女人，比‘养汉’的女人还让人戳脊梁骨。至少现在，村里人当面还叫我一声‘王家的’。”
看着这些采访记录，林晚的思绪飘到了另一个采访对象——2010年她在哈尔滨遇到的陈静。
那年冬天同样寒冷，林晚在妇女救助站第一次见到陈静。她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手指冻得发紫，却把唯一的手套摘下来包着孩子的小脚。
陈静原本是城里姑娘，嫁给丈夫刘强后当了全职妈妈。刘强控制着家中所有钱财，每次给生活费都要反复盘问用途。
“孩子四个月大时，我们大吵一架。”陈静平静地叙述，那种平静比哭喊更令人心碎，“我气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就没奶了。”
孩子饿得直哭，陈静求刘强给钱买奶粉。刘强却翘着二郎腿说：“你不是能吗？自己想办法啊。”
那天晚上下着鹅毛大雪，陈静把孩子裹好，走了三条街，找到了一家亮着粉色灯的发廊。她站在门口许久，雪落了满身，直到一个中年男人出来抽烟，看到她瑟瑟发抖的样子。
“我我需要钱，给孩子买奶粉。”她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
那个男人愣了愣，把她带进屋里，完事之后，他听她诉说了经历，说好的一千元，他又多给了二百。“这多的是我给的，给孩子买点好的。”他说。
陈静用那笔钱买了三罐奶粉和一袋米。回家后，刘强接过剩下的钱，数了数，冷笑道：“这不挺有本事嘛。”
“那个客人后来还找过我几次，每次都多给钱，还带过奶粉和小孩衣服。”陈静说，“一个p客都知道心疼人，可我丈夫”
林晚的目光回到李秀兰的照片上，翻到下一张。这是一张全家福，李秀兰坐在中间，王建国在左边，右边是他们已成年的儿子王宝军。
照片中的王宝军坐得离母亲很远，身体微微侧向父亲那边。他的表情冷漠疏离，与母亲脸上勉强挤出的笑容形成鲜明对比。
采访的最后一天，林晚问王宝军：“你对你母亲为这个家的付出有什么看法？”
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她是个好妈妈，但是不太检点。我以后找对象，绝对不能找这样的。”
那一刻，林晚看到李秀兰脸上最后一点光熄灭了。
“你母亲是为了谁才这样的？”林晚追问。
王宝军别过头：“那也不能反正不对。”
而王建国此时插话道：“记者同志，您评评理，哪个男人能忍受自己老婆这样？我这半辈子，心里苦啊！”
林晚记得自己当时猛地站起来，录音笔都掉在了地上。“王建国！你这半辈子吃的每一口饭，穿的每一件衣，都是你妻子用身体换来的！你享受着她出卖尊严换来的温饱，最后还要用‘不检点’来指责她？”
房间陷入死寂。王建国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王宝军低头玩着衣角。只有李秀兰，突然放声大哭，哭到喘不上气，哭到蜷缩在地上。
林晚蹲下身，递过两张纸巾。而她的儿子，依然坐在远处，一动不动。
二十多年过去了。林晚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她后来追踪过这些故事的发展。
李秀兰在采访三年后去世，据说是长期抑郁加上劳累过度。王建国在她去世半年后就再婚了。王宝军去了南方打工，很少回家。
陈静最终在妇女救助站的帮助下离了婚，带着孩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她后来在超市工作，独自把孩子抚养到上大学。去年，林晚收到了她的结婚请柬，照片上她笑容明亮，身边站着的男人温和地看着她。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与记忆中北方农村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林晚掐灭烟头，打开了电脑。
她开始写一篇长文，题目是《雪地里的疮疤：那些被榨干后还要被指责的女性》。
键盘敲击声中，她想起了李秀兰的一句话，那是在采访结束前，这个女人悄悄对她说的：
“林记者，你知道吗？最冷的时候不是零下四十度，而是你从别人身上下来，穿着单衣走在雪地里，心里明白家里那个男人知道你做了什么，却还等着你带饭回去给他吃的时候。那时候的冷，是渗到骨头里，一辈子都暖不过来的。”
文章结尾，林晚写道：
“我们常问，一个女人要经历多少苦难，才会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维持家庭？但也许更该问的是，一个社会要有多冷漠，才会允许这样的牺牲成为常态？一个男人要有多无耻，才会一边享用妻子用尊严换来的面包，一边指责她不贞？
雪会掩盖许多痕迹，但有些疮疤，即使被深埋，仍在发炎化脓。当我们谈论女性地位时，请不要忘记这些雪地里的女人。她们的眼泪已经冻成冰，但我们的记忆不应结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