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13日，林志远第一次见到了刑场上空那片墨蓝色的黎明。
他记得，在那前一天傍晚，看守给他送来了一碗红烧肉，上面油光发亮，还有几片青翠的葱花。父亲说过，那是“断头饭”。
母亲坐在对面，隔着铁窗，手紧握着冰冷的铁栏，指关节发白。她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儿子满是瘀伤的手背，眼泪无声地流了又干，干了又流。
“妈，真的不是我。”十八岁的林志远声音嘶哑，嘴唇干裂，“但是他们打得太痛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妈，对不起”
“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母亲的声音颤抖着，但目光坚定，“我的孩子，妈知道你不会做那种事。你是清白的，永远都是。”
父亲站在母亲身后，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男人，此刻面色苍白如纸，紧咬着牙关，生怕一开口就会崩溃。
探视时间到了，狱警开始催促。母亲猛地抓住儿子的手：“志远，记住妈妈的话，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永远相信你。”
“爸，妈”林志远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
那是他见父母的最后一面。
十六天前，林志远还是个普通的职高学生，对未来充满幻想。他喜欢画画，墙上贴满了自己临摹的漫画人物，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设计师。
8月11日晚上，他骑着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去城东的叔叔家取母亲要的东西。路过工人文化宫后面的老公共厕所时，他忽然觉得内急，便拐了进去。
厕所里昏暗无光，只有头顶一盏昏暗的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晕。他刚要拉开裤链，脚下就被什么绊了一下。他踉跄着站稳，低头看去——一个女人躺在地上，衣衫凌乱，面色青白，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林志远的心跳几乎停止，他跌跌撞撞冲出厕所，在最近的电话亭拨通了110。
后来的事情像一场噩梦。
最初，警察对他很客气，称赞他及时报警。但当他做完笔录准备离开时，被一位面色严肃的警官拦了下来。
“小伙子，有些细节还需要再确认一下，再坐会儿。”
这一坐，就是两天两夜。
没有食物，只有偶尔递来的水。没有休息，只有不断重复的问题。
“你为什么去那个厕所？”
“你真的不认识死者？”
林志远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他只是顺路去叔叔家，真的不认识死者，看到尸体后马上报警。但他的回答永远不能满足审讯者。
渐渐地，问题变了味。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是不是尾随她进了厕所？”
“她拒绝了你，你就恼羞成怒，是不是？”
林志远惊慌地摇头：“不！我没有！”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林志远分不清白天黑夜。他的头开始剧烈疼痛，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
“认了吧，认了就让你睡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
“不，不是我做的，我怎么能认”
然后，拳头、警棍、皮带轮番上阵。疼痛像潮水般淹没了他，从皮肉到骨骼，再到灵魂深处。
审讯室里，不同的人轮番上场。一个唱红脸，递给他一杯水，温和地说：“孩子，早点承认早点解脱。”另一个唱白脸，一拳打在他腹部，咆哮道：“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
最后，当他跪在地上，几乎失去意识时，有人拿来了一张写满字的纸。
“签了它，就能结束这一切。”
林志远颤抖的手握不住笔，有人握住他的手，在纸上签下了他的名字。
枪决前夜，林志远盯着天花板，想起了许多事情：十五岁生日那天，父母省吃俭用给他买了第一套画具；第一次画完一幅完整的素描时，老师赞许的目光；还有那个他偷偷喜欢的女孩，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酒窝。
他想，也许死了就不痛了。
可是死后呢？父母怎么办？他们会永远背着一个强奸杀人犯父母的罪名。
清晨五点，他被带出牢房。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远处传来几声稀疏的鸟鸣。他看见刑场上站着几个人影，却看不清他们的面容。
枪声响起的瞬间，林志远的眼睛大睁着，望着那片他再也看不到的蓝天。
他被匆忙送往火葬场，甚至没有合上眼睛。
此后的九年里，林建国和李秀兰的生活像一部长长的默片。
他们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家属院，因为无法承受邻居们异样的目光和窃窃私语。李秀兰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林建国的工程师岗位也主动申请调到了最辛苦的野外作业部门——似乎身体的劳累可以暂时麻痹内心的痛苦。
家里客厅的墙上，一直挂着林志远十六岁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少年笑容灿烂，穿着白衬衫，眼神清澈。旁边挂着他最后的作品，一幅未完成的城市街景。
每周三，无论风雨，李秀兰都会去儿子的墓地。她会带上一束白菊，小心翼翼地擦拭墓碑，然后坐在旁边的石凳上，轻声说话。
“志远，今天妈妈学会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了，可惜没法给你尝。”
“远儿，你放心，爸爸妈妈不会放弃的。”
林建国则开始了一场孤独的战争。他自学法律，收集了厚厚几摞刑侦学资料，一次又一次地往法院、检察院跑。他坚信儿子的案件有太多疑点：办案速度过快，现场没有林志远的dna证据，死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与林志远不符却被忽略
他联系了无数律师，但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案件已经终结，除非有新证据，否则很难翻案。”
“新证据”林建国喃喃自语，在深夜的台灯下，一遍遍翻看案件卷宗的复印件——那是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当年的审讯记录中，林志远曾提到看到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从厕所附近匆匆离开。但这一线索被忽视了，警方认定这是林志远为了转移视线编造的。
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林建国将这个细节记在心里。
李秀兰的身体每况愈下，心脏病发作过两次。每次被抢救过来，她第一句话总是：“我还没为志远洗清冤屈，我不能走。”
邻居们劝他们放下，开始新的生活。林建国总是摇摇头：“我们放不下，志远还在等着。”
2005年初春的一个午后，李秀兰像往常一样准备去墓园。出门前，电视上正在播放本地新闻，她心不在焉地整理着花束。
“我市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系列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落网”
李秀兰正要关掉电视，突然听到一个地名——工人文化宫。
她的手停在半空中，缓缓转过身，眼睛死死盯着电视屏幕。
新闻画面中，一名戴着手铐的中年男子被警方押解着，镜头扫过他的脸：国字脸，三角眼，眼神阴鸷。
记者继续报道：“犯罪嫌疑人王某系化工厂下岗工人，据其初步供述，自1994年起，他先后在本市及周边地区犯下多起强奸杀人案，其中包括1996年文化宫公厕女尸案”
“建国！建国！”李秀兰的声音尖锐而颤抖。
林建国从书房冲出来：“怎么了？”
“电视快看电视”李秀兰指着屏幕，身体开始摇晃。
当晚，他们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林建国就赶往市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警官，听到他说明来意后，表情变得凝重。
“您是说，您的儿子是1996年公厕案的那个”
“是的，林志远，九年前被枪决的那个。”林建国努力保持平静，但声音仍有些颤抖。
年轻警官点点头：“您稍等，我去请示领导。”
半小时后，林建国被带进了一间会议室，里面坐着几位表情严肃的警官和检察官。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警官开口：“林先生，关于您儿子案件的情况，我们正在重新审查。王某确实供认了1996年的那起案件，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我儿子的案件，疑点很多，”林建国从包里拿出厚厚一沓资料，“这是我这几年收集的资料，希望能对你们有帮助。”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林建国夫妇而言，既充满希望又异常煎熬。
调查组重新审查了当年的案件，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刑讯逼供的痕迹明显，关键物证被忽视，破案时间过短而新抓获的王某的供述与现场情况高度吻合，甚至提到了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细节。
2005年11月，法院正式宣布重审林志远案。
开庭那天，林建国夫妇早早来到法院。李秀兰穿着儿子送她的最后一件生日礼物——一件墨绿色的毛衣，虽然已经褪色发旧，但她一直舍不得穿。
法庭上，当年的办案人员被传唤作证。时过境迁，有些人已经退休，有些人调离了岗位。面对确凿的证据和王某的供述，他们无法否认当年的错误。
其中一位参与审讯的老警官在作证时，声音哽咽：“那时我们上面压力大，要求限期破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李秀兰在旁听席上紧紧握着丈夫的手，泪水无声滑落。
三个月后，再审判决下达：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宣告林志远无罪。
庭上，法官宣布了国家赔偿决定：205万元。
林建国夫妇没有听到赔偿金额，他们只听到了那五个字：“宣告林志远无罪。”
走出法院，冬日的阳光有些刺眼。林建国扶着几乎虚脱的妻子，抬头望向天空。
“志远，你听到了吗？你清白了。”他喃喃自语。
几天后，他们带着判决书来到儿子的墓前。九年来，他们无数次站在这里，但今天是第一次带着笑容。
李秀兰轻轻拂去墓碑上的落叶，将判决书复印件小心翼翼地放在墓前。
“孩子，你可以瞑目了。”她的声音平静而温柔，“爸爸妈妈没有让你失望。”
林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那是儿子最后未完成的那幅画。画上是一条熟悉的街道，只是少了几个行人。
“你总说画不好人群，”林建国轻声说，“没关系，儿子，我们都记得你。”
风轻轻吹过，墓园里的松树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
一位记者问李秀兰：“是什么支撑你们走过这些年？”
她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回答：“因为我们是父母。即使全世界都不相信你的孩子，你也要相信。即使所有人都放弃了，你也不能放弃。这不是坚强，这只是为人父母的本能。”
林建国补充道：“我们希望，再也不要有家庭经历我们经历的痛苦。司法的一点点进步，都需要代价，但我们希望，这个代价能小一点，再小一点。”
他们又一次去了儿子的墓地。
墓碑上，林志远的照片依然年轻，笑容依然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