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上午，调查组的车队开进桦林镇。五辆车，十几个人，阵势不小。
调查组到达后，第一时间封锁了火灾宿舍，开始现场勘查。同时，分别找学校领导、老师、家长谈话。
刘大山等八个拒绝签字的家长被请到镇政府会议室，与调查组见面。组长是县纪委的副书记，姓周，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人。
“各位家长，我代表调查组，对你们的孩子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周组长声音低沉但有力，“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彻查此事，给孩子们一个交代，给家长们一个说法。”
“我们要真相！”刘大山说。
“我们要责任人受到惩罚！”赵志刚补充。
“我们都要！”其他家长齐声说。
周组长点点头：“这正是我们来的目的。但调查需要时间，希望你们能耐心等待。在此期间，不要再与学校签署任何协议，保存好所有证据。”
“那我们的孩子”王秀英哽咽道。
“孩子可以先去殡仪馆，调查组需要做进一步的尸检，确定具体死因。这是必要的法律程序，请理解。”周组长说。
家长们虽然心痛，但也知道这是必要的。
调查组的工作效率很高。当天下午，宿管陈美兰被警方正式拘留。副校长、后勤主任等相关责任人也被停职接受调查。
然而，校长王建国和镇里的张副镇长，却暂时没有被处理。
“王建国说，锁门是宿管的个人行为，他不知道。电路老化问题，学校多次打报告申请维修，但镇里一直没批。”周组长私下告诉刘大山，“这里面的责任，需要进一步厘清。”
“那就是推诿扯皮！”刘大山激动地说。
“我们会查清楚的，”周组长拍拍他的肩，“但需要时间。而且这件事可能涉及到更高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刘大山心中一沉。他明白周组长的意思——在小地方，关系网盘根错节，追责可能会遇到阻力。
果然，调查进行到第四天，气氛开始变得微妙。镇里的一些领导开始“关心”调查进展，暗示“不要扩大化”、“以稳定为重”。
签了协议的家长中，也有人开始动摇。他们被私下告知，如果“配合学校工作”，赔偿金可以适当增加；如果“跟着闹事”，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刘哥，我我可能得签了。”第五天早上，一个之前拒绝签字的家长找到刘大山，满脸愧疚，“我老婆的娘家都在镇上工作，领导找他们谈话了我我对不起大家”
刘大山看着他，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我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拒绝签字的家庭，从最初的八个，减少到五个。
第六天，调查组宣布初步调查结果：火灾直接原因是电路老化短路；宿管陈美兰擅离职守、反锁宿舍门，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刑事拘留；校长王建国、副校长等人管理不力，负领导责任；镇政府相关部门对学校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力，负监管责任。
“就这些？”赵志刚不敢相信，“那些协议呢？胁迫家长呢？”
“协议的事，属于善后处理方式不当，但很难追究法律责任。”周组长无奈地说。
“那孩子们就白死了？”王秀英哭喊道。
周组长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考虑接受赔偿。追责的事，我们会继续，但可能可能结果不会完全如你们所愿。”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家长们头上。
当天下午，学校通知，愿意签署协议的家庭，赔偿金提高到一百万元，并且不设递减条款。但必须在当天内签署。
剩下的五个家庭聚集在刘大山家的小卖部里。小卖部已经三天没开门了，货架上落了一层薄灰。
“我打听过了，”赵志刚抽着烟，“王建国是县里某领导的亲戚。张副镇长在镇里根基很深。陈美兰会坐牢，但他们可能只是记过、调职。”
“那我们的孩子呢？他们的命可以用一百万来收买？”张建军红着眼睛。
“但我们能怎么办？”另一个家长李爱国垂着头，“我昨天去了县里，想找更高级的部门，门都进不去。信访办的人说，这事已经在处理了，让我们相信组织”
“相信组织”刘大山苦笑着重复。
小卖部里一片沉默。货架上，刘浩最喜欢的巧克力还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刘大山特意给儿子留的。
“大山，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赵志刚看着刘大山。
所有人都看向刘大山。这个普通的农村汉子，在过去的几天里，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刘大山看着手中的全家福，照片上，刘浩笑得灿烂，妻子搂着儿子，自己也笑得很开心。那是去年儿子生日时拍的，一家三口挤在镜头前，幸福满得快要溢出来。
“浩子常跟我说，他长大了要当警察，抓坏人。”刘大山缓缓说，“他说，坏人做了坏事，就要受到惩罚。”
“如果我现在收了钱，签了字，就等于告诉儿子，有时候，坏人可以不受惩罚，只要他们有钱有权。”
“我不能这么做。”刘大山抬起头，眼中含泪但坚定，“我不能让浩子看不起我。”
“我也不签，”赵志刚掐灭烟头，“我儿子说要去游乐场，我没能带他去。至少，我要为他讨个公道。”
“还有我。”
“我也不签。”
五个家庭，五个破碎的心，但在此刻，他们选择了同样的道路。
第七天，调查组撤离桦林镇。最终处理结果公布：宿管陈美兰被正式逮捕，移送司法机关；校长王建国被撤职，调离教育系统；副校长、后勤主任等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镇政府分管教育的副镇长被记过；县教育局对全县学校进行安全检查。
至于那份协议，调查组认定为“善后工作方式不当，予以纠正”。已签署协议的家庭，维持原赔偿金额；未签署的，可按新标准（一百万元）签署，但不强制。
“就这样了？”刘大山看着公示，感到一阵空虚。
“就这样了。”赵志刚苦笑着。
五个家庭依然拒绝签署。他们开始联系律师，准备提起诉讼。但镇上和县里的律师，一听是这个案子，都委婉拒绝。
“这个案子不好接。”一个律师私下说，“对方是学校，是政府。而且你们没有签协议，意味着要走完整的诉讼程序，时间会很长，结果也未必理想。”
“难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王秀英哭着问。
律师沉默片刻，说：“我可以帮你们联系省里的律师，但费用不低。而且，即使赢了，赔偿金额也未必比现在高。”
现实再次摆在面前：走下去，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结果未知；停下来，签个字，一百万元到手，但意味着放弃追责。
“我走不下去了，”第八天，李爱国找到其他人，“我老婆要跟我离婚，说我疯了，放着钱不要。我老母亲住院了，需要钱对不起”
五个家庭，变成了四个。
第九天，张建军的妻子从外地赶回来，跪在地上求他：“建军，签了吧。小宇已经走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啊。这一百万，我们可以在县城买个小房子，可以做点小生意求你了”
张建军看着妻子憔悴的脸，想起儿子生前的笑脸，最终崩溃大哭，在协议上签了字。
四个家庭，变成了三个。
第十天，刘大山收到一封匿名信，里面是几张照片，拍的是他小卖部被人砸碎玻璃的场景，还有一行字：“适可而止。”
赵志刚也收到了类似的威胁。
“你们别撑了，”已经签字的张国庆悄悄告诉他们，“镇上有人放话，谁再闹事，就让谁在桦林镇待不下去。”
刘大山和赵志刚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恐惧，但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不甘。
“我出去打工，”刘大山突然说，“带着老婆去南方。但这件事，我不会放弃。”
“我也去，”王秀英擦干眼泪，“我妹妹在省城，我可以去她那里。但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我们一起，”赵志刚说，“我有个表哥在省城开出租车，我可以去投奔他。但这件事，没完。”
三个家庭，三个破碎但依然跳动的心。
一个月后，刘大山和妻子关闭了小卖部，坐上开往南方的火车。离开那天，桦林镇下着小雪，覆盖了街道，也覆盖了桦林小学的废墟——火灾的宿舍楼已经被拆除，据说要建一个新的教学楼。
赵志刚和王秀英也先后离开小镇，前往省城。
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但保持着联系。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正如预料的那样，案件进展缓慢，一次次开庭，一次次延期。
两年后，陈美兰因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这是他们得到的唯一实质性的“正义”。
王建国在新的单位（县文化局）担任副科长，张副镇长平调到了邻镇，依然是副镇长。那些签了协议的家庭，有的用赔偿金在县城买了房，有的做了小生意，生活继续。只是逢年过节，他们会多摆一副碗筷，多烧一炷香。
刘大山在南方一家工厂打工，妻子在工厂食堂帮忙。每天晚上，他都会在租住的小房间里，看着儿子的照片发呆。诉讼还在继续，但希望越来越渺茫。律师说，可能还需要两年，甚至更久。
“值得吗？”妻子有时会问。
刘大山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每当他想放弃时，就会梦见儿子。梦里，刘浩还是那么小，拉着他的手问：“爸爸，坏人受到惩罚了吗？”
他无法回答。
但他会继续寻找答案，在漫长的诉讼路上，在每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在他余生的每一天。
因为有些门，一旦被锁上，就需要有人不断敲打，直到它打开。有些声音，一旦被淹没，就需要有人不断呼喊，直到被听见。有些生命，一旦被遗忘，就需要有人不断铭记，直到永远。
在北方那个小镇上，那场大火已经熄灭，灰烬已被清理，废墟上建起了新的楼房。但有些伤疤，永远留在了那里，留在了那些破碎的心里，留在了这个国家的记忆深处。
而刘大山们还在路上，步履蹒跚但坚定，为一个简单的答案：那些平均年龄只有九岁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又该由谁来为那扇被反锁的门负责？
这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在风中飘荡，等待一个不会到来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