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呼啸着穿过桦林镇的大街小巷，卷起地面上枯黄的落叶，打在桦林小学的红色砖墙上。这所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寄宿学校，是镇上唯一一所可以为周边村屯孩子提供住校条件的小学。
十一月十五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晚上八点，住宿的孩子们刚刚完成晚自习，陆续回到宿舍。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才八岁。
“陈老师，我有点想家。”八岁的李小果拉着宿舍管理员陈美兰的衣角，小声说道。
陈美兰看了看表，有些不耐烦地抽回衣角：“快去洗漱，九点准时熄灯。你妈妈周五就来接你了。”
陈美兰今年四十五岁，是镇上副镇长的远房亲戚，在桦林小学做了三年的宿管。丈夫在县城打工，儿子去年考上了市里的高中，她对这份工作并不上心，只觉得是个打发时间的差事。
九点整，宿舍的灯准时熄灭。陈美兰像往常一样，检查了每间宿舍的孩子是否躺下，然后走到一楼大门处，掏出那把老旧的铜锁。
“咔哒”一声，大门从外面被反锁了。陈美兰裹紧棉大衣，小跑着穿过操场，她要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去县城——今晚是闺蜜的生日聚会，她答应要去ktv的。
宿舍里，孩子们小声说着话。五年级宿舍的孩子们还醒着几个。
“刘浩，你睡着了吗？”上铺的王明轻声问道。
“没呢，我在想周末妈妈会不会给我买新的变形金刚。”下铺的刘浩翻了个身。
“我想要那双红色的运动鞋，我表弟有一双，特别好看。”旁边床的张小宇插话。
“我爸爸说，只要我这学期考进前三，就带我去市里的游乐场。”另一张床上的赵小文声音里透着期待。
这些孩子们大多来自周边的农村，父母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镇上做点小买卖，周末才能来接他们回家。宿舍是他们临时的家，也是他们共同的小世界。
晚上十点零七分，一楼走廊尽头传来轻微的“噼啪”声。值班室的电路年久失修，一根老化的电线在寒冷的夜晚突然短路，火星溅到旁边堆积的旧被褥上。
火苗起初很小，但遇到干燥的被褥迅速蔓延。浓烟顺着走廊扩散。
“咳咳什么味道？”靠近门边的李磊第一个醒来，揉着眼睛坐起来。
接着，更多的孩子被烟呛醒。
“着火了！着火了！”刘浩从床上跳下来，冲向门口。
他使劲转动门把手，但门纹丝不动——陈美兰在锁大门时，习惯性地把每个宿舍的门也从外面扣上了插销，以防孩子们半夜溜出来。
“开门！开门啊！”刘浩拼命拍打着门。
越来越多的孩子聚到门边，小小的拳头一起砸在木门上，但门很结实，纹丝不动。
烟雾越来越浓，孩子们开始剧烈咳嗽。
“窗户！从窗户出去！”赵小文喊道，冲向窗户。但窗户外面安装着防盗网，是去年学校“加强安全措施”时统一安装的。
“救命啊！救命！”孩子们齐声呼喊，但宿舍楼是独立的建筑，离最近的教师宿舍有五十多米远。呼啸的北风将他们的呼救声吹散在夜色中。
十点二十三分，门卫老张在值班室打盹时，隐约听到呼喊声。他揉了揉眼睛，望向宿舍楼，只见一楼尽头有红光闪烁。
“坏了！”老张猛地站起来，抓起手电筒冲出去。当他跑到宿舍楼前，整个一楼走廊已经被火焰吞没。
“119！快打119！”老张颤抖着手掏出手机，同时用对讲机呼叫校长。
消防车在二十分钟后赶到，但镇上的消防队只有一辆老旧的水车。当消防员破开大门冲进火场时，宿舍的门已经被烧得变形。
十一点零五，当最后一名孩子被抱出来时，现场一片死寂。有十三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四个被严重烧伤，微弱地呻吟着。
校长王建国凌晨一点被叫醒，当他赶到学校时，现场已经被警方封锁。看到那一排小小的身体被白布覆盖，他腿一软，几乎摔倒。
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拿起电话：“刘主任，通知所有中层以上领导，立刻到学校开会。还有，联系镇政府的张副镇长，请他务必到场。”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副校长、教导主任、后勤主任等人面色凝重。
“死亡十三个，重伤四个，媒体一旦报道”教导主任话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分量。
“省里的安全检查组下周就要来。”王建国揉着太阳穴，“这件事如果闹大，我们在座的谁都跑不了。”
“陈美兰已经控制起来了，”副校长低声说，“但她是张副镇长的亲戚”
“亲戚又怎样！”王建国猛地拍桌子，“她必须负全责！是她擅离职守，是她锁的门！”
“但学校管理责任也逃不掉，”后勤主任小心翼翼地说，“电路老化的问题我们早就知道，但维修申请一直没批下来”
会议室陷入沉默。
最后，张副镇长清了清嗓子：“当务之急是善后。家长那边必须稳住，不能闹事，不能上访，不能惊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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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稳住？”教导主任问。
“赔偿，”张副镇长吐出一个烟圈，“给他们足够的赔偿，但前提是必须签保密协议。晚签一天，就少赔十万。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只要有一两家先签，其他人就会跟上。”
“这会不会太”副校长欲言又止。
“太什么？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张副镇长冷冷地说，“这件事如果闹大，不光学校，整个镇领导班子都要受影响。明年县里要评文明城市，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出事。”
凌晨三点，方案确定。由学校出面，以“尽快处理善后事宜”为由，让家长签署赔偿协议。协议中包含一笔赔偿金，但要求家长放弃一切诉讼、上访权利，并严格保密。签署协议后，才能见到孩子的遗体。
消息在天亮前传遍了周边村屯。
刘大山和妻子是在凌晨四点接到电话的。他们住在离镇子三十里外的刘家屯，夫妻俩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儿子刘浩是他们的独子。
“浩子出事了”刘大山握着话筒的手在颤抖。
当他们赶到学校时，天刚蒙蒙亮。校门口已经聚集了十几位家长，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恐和不安。
“我的小果呢？我要见我的小果！”李小果的母亲王秀英瘫坐在地上，哭得几乎昏厥。
“大家冷静一下，”教导主任带着几个老师走出来，“请家长们先到会议室，学校领导会向大家说明情况，并安排后续事宜。”
家长们被带到教学楼三楼的会议室。会议室很大，能容纳上百人，此刻却显得格外空旷和冰冷。
校长王建国走进来，身后跟着副校长和几位学校领导。他的眼睛红肿，声音沙哑：“各位家长，发生这样的悲剧，学校深表痛心这是一起意外事故，我们会全力做好善后工作”
“我们要见孩子！”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喊道，他是赵小文的父亲赵志刚，在镇上开出租车。
“对！让我们见孩子！”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呼喊。
王建国示意大家安静：“见孩子之前，我们需要先处理一些必要的手续。这是为了尽快给孩子们一个交代，也让家长们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
工作人员开始分发文件。刘大山接过文件，上面写着“事故善后处理及补偿协议”。
他快速浏览着，手开始发抖。协议中写明，学校将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八十万元，但家长需承诺：不再向学校、教育部门或任何机构主张任何权利；不就此事进行任何形式的诉讼、上访或媒体曝光；严格保密协议内容，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最刺眼的是最后一行小字：“为尽快处理善后事宜，自事故日起，每晚签署一天，赔偿金额减少十万元。”
“这是什么意思？”张小雨的父亲张建军站起来，他是个木匠，手因为激动而颤抖，“我们不签这个，就见不到孩子？”
王建国避开他的目光：“这是程序希望大家理解，学校也是想尽快解决”
“解决？怎么解决？用钱买我儿子的命吗？”赵志刚把协议摔在桌上。
“八十万八十万”王秀英喃喃自语，突然尖叫起来，“我不要钱！我要我的小果！把我孩子还给我！”
会议室里一片混乱。有的家长在哭泣，有的在愤怒地质问，有的则呆呆地看着协议，手不断颤抖。
刘大山看着协议，又看看身边几乎崩溃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八十万，对他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他们的小卖部一年纯收入不过三四万，八十万要不吃不喝攒二十年。
但他随即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他在想什么？这是卖儿子的钱！
“我们不签，”刘大山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坚定，“我们要见孩子，现在就要见。”
“对！不签！”
“让我们见孩子！”
几个家长跟着站起来。
王建国脸色变了变，示意副校长过来低声说了几句，然后提高声音：“如果大家现在不签，我们无法安排后续事宜。孩子们还在医院需要家长签字才能处理”
这是赤裸裸的要挟。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压抑的抽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