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里的气味已经浓得有了形状。那不再是若有若无的飘忽，而是成了实质的、粘稠的屏障，顽固地盘踞在三楼通往四楼的拐角。一种甜腻到令人作呕的腐败气息，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变质肉类的腥臃，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墙壁、地板，甚至晾晒在公共阳台的衣物纤维里。301的租客投诉说晾出去的衬衫收回来都带着味儿，502的老太太则坚信是死老鼠闷在了管道井，念叨好几天了。抱怨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最终汇聚到了房东老陈那里。
老陈五十多岁，是个怕麻烦的胖男人。他捏着鼻子，从一楼开始，像警犬一样挨家挨户地嗅。一楼正常，二楼勉强，刚到三楼半，那股混合了死亡与腐烂的恶臭便像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他的胃部。他强忍着干呕，最终停在了404室的门口。这里的味道最浓，几乎令人窒息。他敲了半天门，里面传来细微的响动，但无人应答。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透过狭窄的门缝，那恶臭如同有生命的触须，丝丝缕缕地钻出。他不再犹豫，颤抖着摸出备用钥匙。
锁舌弹开的轻响，在死寂的楼道里格外清晰。门开了，恶臭如同积郁已久的洪水，瞬间将老陈淹没。他踉跄一步，差点栽倒。屋内光线昏暗，窗帘紧闭。就在这片昏昧和令人头皮发麻的恶臭中央，站着一个身影。
那是这间房子的租客，十八岁的女孩林小雨。她几乎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脏污的白色内裤，上身干瘦的肋骨清晰可见。一条看不清原本颜色的被子，暗红色的斑块块块点点，像一张扭曲的地图，披在她单薄的肩上。她乱糟糟的头发黏在额前，眼神空洞地望着闯入者，没有惊恐，没有慌乱，像两口枯井。老陈的视线越过她，扫向屋内。地上杂乱地堆放着几十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有些似乎还在渗出暗色的液体。整个房间，像一个未经打理、散发着地狱气息的屠宰场仓库。
“你……你爸妈呢？”老陈的声音因恐惧而变调。
林小雨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声音轻得像羽毛：“回……回老家看外婆了。”
两年前，林家还是街坊邻居眼中“和乐融融”的典范。父亲林建国，是个高大爽朗的大货司机，常年奔波在外，每次回家都会带回些沿途的小玩意儿。母亲张丽，是保险公司业务员，精明能干，脸上总挂着职业性的温暖笑容。他们住在这套租来的两居室里，虽然不富裕，但充满了烟火气。
裂痕出现在林建国突发脑血栓那个夜晚。这个家的顶梁柱轰然倒塌。虽然捡回一条命，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行动不便，口齿含糊，再也握不住方向盘。他的世界从广阔的高速公路，萎缩到了卧室那张狭窄的床上。
起初，张丽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她辞掉工作，全心照顾丈夫。但长期的劳累和经济压力很快耗尽了她的能量。保险经纪的收入不稳定，丈夫的医药费、女儿的学费、房租，像一座座大山压下来。她白天在外依旧强颜欢笑，维系着体面，可一旦回到家，关上那扇隔绝外界的门，抑郁的情绪便像潮水般将她淹没。她开始无法控制地发脾气，抱怨命运不公，咒骂生活的艰辛，时常喃喃着“活着太没意思了”、“不如死了干净”。
床上的林建国，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从前的爽朗被消沉和易怒取代。身体的禁锢让他倍感屈辱，妻子的抱怨更是火上浇油。他时而沉默寡言，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时而会因为一点小事暴怒，摔打手边能碰到的一切。他会对张丽吼：“嫌我拖累你了是吧？你走啊！” 也会在深夜，流着泪对天花板念叨：“废人一个，活着就是受罪，拖累你们娘俩……”
林小雨，正处在高三这个人生最紧张的关口。学校的空气是凝固的，试卷永远做不完，排名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每个学生。她渴望回家能喘口气，但那个家，早已不再是避风港。推开家门，扑面而来的是中药味、消毒水味，以及更令人窒息的、无声或有声的绝望。父母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主题无非是钱、病、以及谁更痛苦。她把自己关在小小的卧室里，用耳机堵住耳朵，但那些尖锐的言语碎片，还是能穿透音乐，扎进心里。
那天，是个普通的周末黄昏。林小雨刚结束一天的补习，带着满身疲惫回家。她把自己埋进题海，试图用公式和定理构筑一个有序的世界，暂时逃离现实的混乱。
然而，争吵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起初是压抑的低语，接着声音越来越高。张丽的尖叫声穿透薄薄的门板：“我受够了！林建国！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必须离！我不想活了！”
“你滚！有本事你就去死！别在这里嚎！”父亲的声音嘶哑而愤怒。
“死？好啊！一起死！都别活了！”
“砰！”是东西摔碎的声音。
林小雨坐在书桌前，手中的笔捏得死紧，指节泛白。母亲那句“不想活了”像魔咒一样在她脑子里盘旋，和试卷上扭曲的符号纠缠在一起。压力、恐惧、厌烦、还有一种长期积压的、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怨恨，在这一刻达到了临界点。她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脑子里有根弦，“嘣”地一声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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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猛地站起身，动作机械地走到父母卧室门口。母亲正背对着她，伏在床边哭泣，肩膀剧烈耸动。父亲躺在床上，愤怒地瞪着天花板。没有人注意到她进来。
林小雨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的一卷厚实黑色塑料袋上。她走过去，抽出一个，动作冷静得不像她自己。她走到母亲身后，近乎麻木地，将塑料袋套在了那个因哭泣而颤抖的头上。
张丽惊愕地挣扎，双手胡乱抓挠。林小雨用尽全身力气，勒紧袋口，越系越紧。床上，林建国发出了“嗬嗬”的声音，挣扎着想坐起来，但瘫痪的身体让他只能徒劳地扭动。他的眼睛瞪得极大，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和愤怒。
几分钟后，张丽停止了挣扎。
林小雨松开手，转向父亲。林建国浑浊的眼里滚出泪水，嘴里发出模糊的呜咽。女孩的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她拿起另一个塑料袋，以同样的方式，终结了父亲的痛苦，或者说，终结了她自己的痛苦来源。
世界，突然安静了。死一样的寂静。
极致的疯狂过后，是一种可怕的“清醒”。林小雨看着两具逐渐冰冷的尸体，首先涌上心头的不是恐惧，而是“怎么办”？她害怕尸体腐烂，害怕被发现。
这个刚成年的女孩，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执行力”。她出门，去附近的超市，平静地买了九把最普通的菜刀，还有一把锤子。收银员对她一次性购买这么多刀具感到一丝诧异，但看她学生模样，以为是帮家里餐馆采购。
接下来的几天，404室成了人间地狱。女孩用这些崭新的工具，对她曾经的父母进行了残忍的分尸。刀刃砍卷了，就换下一把。骨骼坚硬，就用锤子砸。这个过程血腥而漫长，需要极大的力气和更强大的神经。完成后，她甚至用家里最大的锅烧了滚水，将部分尸块煮熟——或许她天真地认为这样可以延缓腐败，或许，这行为本身已经脱离了常人的逻辑。
她再次出门，买回了五百个塑料袋。最终，她的“作品”被分装进四十二个黑色垃圾袋，堆放在客厅和卫生间里。她仔细地擦拭了地面，但浓重的血腥味和随之而来的腐臭，是无法掩盖的。
这期间，有邻居在楼道里遇见她，随口问：“小雨，这几天没见你爸妈呢？”
林小雨抬起苍白的脸，语气甚至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无奈：“哦，他们回老家看我外婆了，外婆身体不太好。”她的镇定，让疑问消散在空气中。
她甚至在网上，对一个陌生的男性网友提及：“我杀人了。”
对方回了个笑脸：“哈哈，妹纸你真会开玩笑。”
她不再解释，继续像往常一样在家上网，浏览网页，仿佛那四十二个袋子里装的，只是普通的垃圾。她与这些尸块共处一室，生活在一个被死亡和腐烂包围的狭小空间里。嗅觉似乎已经失灵，或者，她的内心早已筑起了更高的墙。
尸臭最终引来了房东和警察。现场令人作呕，经验丰富的法医也面色凝重。林小雨被带走时，没有反抗，只是沉默。
在警局，她一言不发，对所有指控保持沉默。她的冷静，近乎一种空洞。
然而，到了法庭上，她却突然开口。她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她说，父母早已被病痛和绝望压垮，多次表示不想活了。案发当晚，三人甚至约定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她是在“帮助”父母解脱。而她自己，在服药后突然对生命产生了强烈的渴望，于是中止了自杀行为。
她的陈述条理清晰，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殉道者”般的悲壮。但检察官尖锐地指出：她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现场没有发现安眠药药瓶或残留物，她的血液里也检测不出任何安眠药成分。
更惊人的一幕发生在庭审后期。直到被捕后，林小雨才从警方那里得知，自己并非林建国和张丽的亲生女儿，而是他们领养的。这个消息在法庭上引起一阵骚动，但她本人听着，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这个真相，来得太晚，又似乎毫无意义。
她的养父养母的亲属们虽然悲痛，却出人意料地拿出了五封手写的谅解书。大伯红着眼圈说：“建国和他媳妇活着也是受罪，这孩子……也是一时糊涂啊。”小姨抹着泪：“小雨以前很乖的，是这个家把她逼疯了……”
唯一的疑点，是案发当晚，确实没有邻居听到呼救或激烈的打斗声。但这并不能证明“协助自杀”的离奇说法。
最终，法院的判决落下：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她的说辞未被采信，但或许那些谅解书，以及她离奇的身世，在量刑时起了微妙的作用。
宣判时，林小雨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她微微侧头，目光投向法庭高窗外一小片狭窄的天空，那里有飞鸟掠过。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是怀念曾经其乐融融却虚假的过往？是懊悔那一瞬间的疯狂？还是依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帮助解脱”的扭曲故事里？
楼道里的恶臭可以随着专业消杀而散去，404室会被重新粉刷，租给新的住户。但那股源自绝望、蔓延于疯狂，最终凝固在少女冰冷眼神中的寒意，却长久地留在了所有知晓这个故事的人心里。它是一个关于爱如何异化、压力如何崩解人性、以及孤独可以带来何等毁灭的，沉重而尖锐的问号，砸在每个人的心口，闷闷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