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轮子碾过铁轨接缝的哐当声里，我把耳机线缠了又解，解了又缠。
那段被电流扯碎的语音在耳膜上刮了七遍——“注意身边有echo0”，尾音带着气音，像谁攥着最后一口气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不是警告，更像求救。
对方知道我能听懂，也知道危险就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我摸出裤兜里的吴德海笔记残页，煤油灯烤过的纸页带着焦糊味。
翻到1970年那页时，“d7共振腔设计仅限创始组知悉，不得外传”的字迹突然刺得眼睛疼——原本这里该是段设备参数，不知被谁用黑墨水涂成了块脏斑，边缘洇开的墨迹像团烂棉花。
红岭变电站那道焊缝的折角，和d7腔的共振路径分毫不差，连应力释放点都踩在同一个毫米级位置上。
敌人不仅偷了技术，还摸透了当年的保密层级——能接触到创始组核心资料的，要么是参与过项目的老人，要么从未离开过。
火车“吱——”地刹住时，我差点撞在前排椅背上。
玻璃上映出站台的灯箱，“红星机械厂”五个红漆大字被雪水冲得斑驳。
我把笔记塞进工装内袋，棉鞋踩在结霜的水泥地上，每一步都像踩在冰棱上。
研究所的走廊还飘着食堂的白菜味，林小川抱着一摞档案从资料室冲出来，鼻尖挂着汗珠：“林总！近三年参与军民共用设施检修的名单，我筛了三遍。重点标了接触过60年代老设备改造的——”他翻到中间一页，食指戳在“陈兆年”三个字上，“1971年变压器维保单，签名是他。原电气车间高级技工，三年前病退，住址辽西郊区。”
“陈师傅？”背后突然响起老罗的声音。
我转头，他正扶着门框喘气，工装袖口沾着焊锡的焦黑，“他走的时候手抖得拿不住螺丝刀，还能搞精密焊接？”他搓了搓后颈，喉结动了动，“上回我去看他，床底下堆着降压药瓶子，说话都带喘。”
我盯着名单上的签名，笔锋遒劲得不像病人写的。
“小川，”我把档案递过去，“用放大镜比对1968年他修发电机时的签名。”林小川应了声，跑向实验室的脚步带起一阵风。
两天后，我站在辽西郊区的土坯房前。
门楣上的红对联褪成了粉色，窗纸破了个洞，冷风“呼呼”往里钻。
推开门的刹那，霉味混着焊锡的焦糊味扑过来——满墙都是电路图，从60年代的老机床到70年代的发电机，用蓝铅笔标得密密麻麻。
墙角那台稳压电源最扎眼：外壳是淘汰的rks3继电器箱，早该统一回收销毁的东西，现在被敲敲打打焊成了方盒子。
“这电源谁做的？”我指着那堆铁疙瘩问蹲在院门口择菜的老太太。
她抬头时，眼角的皱纹像道深沟：“老陈头呗。去年冬天走的，临终前攥着这电源说‘没做完的事’”她声音突然低了，“造孽哦，他走那晚，我听见屋里有敲锤子的声儿，可推门看啥都没有。”
我蹲下身，指尖划过电源的滤波模块——接线方式和红岭变电站故障机组的焊缝走向，竟用的是同一种“绕线诀”。
这不是巧合，是刻进骨头里的习惯。
可陈兆年已经死了，那是谁在替他“接着做的”？
返所当晚，会议室的灯泡晃得人眼晕。
苏晚晴推了推眼镜，手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敲出轻响：“维保单签名是伪造的，比对结果和1968年的差了三笔。”林小川把放大镜推过来，“您看这‘年’字的竖钩，68年是顿笔，71年是挑锋——像照着旧签名描的。”
老罗突然拍了下桌子，茶杯跳起来半寸：“那台稳压电源的继电器箱，是1965年咱们厂支援三线时淘汰的。能搞到这东西的，要么是当年参与过物资清点的，要么”他没继续说下去，喉结动了动。
我盯着墙上的厂史照片，陷入沉思，1965年物资清点小组的合影里，陈兆年站在第二排左数第三个，旁边站着个穿蓝工装的年轻人——赵立新，现在的电气班副班长，老罗亲手带出来的徒弟。
“他们用的不是图纸，是‘手艺’。”我敲了敲桌上的稳压电源照片，“把技术拆成口诀、习惯，像传家宝似的往下递。就像咱们用《我的祖国》当密钥，敌人用‘老工艺’认门。”苏晚晴的钢笔尖顿住了：“所以排查不能看档案，得看‘手感’。”
三天后，老罗黑着脸把报告拍在我桌上。
27份检修记录里，4个人的操作路径和d7腔原始设计重叠度超过80，最上面那份的名字是“赵立新”。
“他这月申请了三次调岗，都想去备用供电系统维护组。”老罗的手在抖，“我教他认电表时，他还问我‘师傅，这根线为啥要绕三圈’”
我捏着报告的边角，纸页发出细碎的响。
“晚晴，”我抬头时，看见她眼里的冷光，“从今天起，ga频段设备维修必须双人签字、影像留档。保卫科那边，我来通知。”
深夜，我站在实验室窗前，月光给rks07镀了层银。
兜里的口琴硌着大腿，吴师傅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来：“守着的人不会断。”可现在我懂了——断的不是人，是我们以为的“自己人”里，藏着另一双眼睛。
走廊里突然响起脚步声，老罗抱着个帆布包推门进来，鬓角沾着雪花：“林总，保卫科刚通知，明天要参与‘老旧设备复原测试’。”他扯下围巾，露出脖子上的梅花刺绣，“说是要测测咱们这些老骨头，还记不记得60年代的手艺。”
我望着他发红的耳尖，喉咙突然发紧，心里不是滋味。
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落在rks07的屏幕上，把“连接中”的字样晕成了一片模糊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