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陈奇按照计划“沉寂”着，没有主动联系林静（root）。陈”似乎被那份详尽的技术白皮书暂时“满足”了好奇心，正在“认真研究评估”。追踪小组的技术专家则加班加点，对那份白皮书进行庖丁解牛般的分析。
分析结果令人玩味。
“文档的技术内容是真实的，甚至是超前的。”汤姆汇报，语气带着困惑，“里面描述的微生物组分析技术、环境采样方案、行为指标量化方法，都处于领域前沿，某些细节甚至比已发表的文献更深入。编写这份文档的人，绝对是顶尖专家。但问题在于……”
“在于它的‘目的性’被刻意模糊和包装了。”莎拉接话，调出一份对比分析图，“我们将文档中的实验设计与已知的、具有明确伦理争议的‘行为影响’研究进行比对，发现两者在核心逻辑上高度相似，但这份白皮书巧妙地替换了术语，并增加了很多关于‘社区健康’、‘环境改善’、‘幸福感提升’的正面目标描述。就像……给一把手术刀套上了精美的礼盒，上面写着‘健康管理工具’。”
“而且，”汤姆补充，“我们在文档的几个图表数据源链接和引用的非公开数据集索引中，发现了隐藏的、需要特定权限才能访问的路径。这些路径指向的服务器，与我们之前监控的‘园丁’网络活跃节点有重叠。这份白皮书，像是一扇半掩的门，邀请有能力的‘合作者’推开，进入更深的领域。”
“林静在测试我。”陈奇得出结论，“她用一份真实的、有深度的技术文档做饵，看我是只满足于表面的‘投资前景’，还是会尝试挖掘背后的技术细节和隐藏路径，从而判断我的真实兴趣和技术能力。如果我表现出对隐藏路径的兴趣并试图访问，她可能会认为我是‘同道中人’，或者至少是有潜力的‘技术合作者’。如果我只是泛泛而谈投资回报，她可能就会把我归为普通的投机者，失去兴趣。”
“那么，是时候‘推门’了。”陈奇说。
他通过林静留下的加密渠道，发送了一份精心撰写的反馈。邮件中，他首先“高度赞赏”了项目的技术深度和前瞻性，用了一些专业的术语显示自己的“内行”。然后，他“不经意地”提到了白皮书中几个图表的数据源似乎“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访问”，并“请教”这是否涉及未公开的专有数据库，以及是否有机会在签署保密协议后“有限接触”，以便进行更深入的“技术尽职调查”。
同时，他也“忧虑地”提出，如此深入的行为关联研究，一旦数据被滥用或结论被曲解，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风险，询问项目方是否有相应的“防火墙”和“外部监督机制”。
邮件既展现了技术好奇心和一定的专业度，又保持了投资人的风险意识，角色扮演堪称完美。
发送后，便是等待。这一次，林静的回复没有立刻到来。
利用这段空隙，陈奇再次关注起女儿的情况。香港医疗团队的最新报告显示，陈雪体内的异常载体信号依然存在，但非常稳定，没有增强或扩散的迹象。神经监测发现的那种特殊高频振荡，出现频率也保持极低水平，且似乎与她深度睡眠时的特定梦境片段有关（通过睡眠实验室的有限监测结合她的梦话记录推测）。心理评估认为她总体上适应良好，但潜意识中可能存在一些与“连接”、“网络”、“被观察”相关的焦虑主题，这可能源于绑架经历和知晓父亲工作的压力，也可能与载体影响有关。
“我们尝试了一种非常温和的、基于特定频率声波刺激的‘神经调节’实验性干预，希望能对那种高频振荡产生干扰或抑制。”陈医生在视频中解释道，“效果还很初步，但陈雪自述干预后的几天，耳鸣频率似乎略有减少，梦境也稍微平静一些。这或许是一个干预方向，但需要更多验证。”
任何一点积极的迹象都让陈奇紧绷的神经稍感安慰。但他清楚，根源问题远未解决。
第三天下午，林静的回复终于来了。内容依旧简洁：“陈先生的问题很敏锐。部分数据确系内部研究资料。若您有诚意深入了解并探讨可能的合作框架，明日下午四点，请至以下地址。请独自前来。”
附上的地址，是浦东新区一处高端写字楼内的地址，单位名称是“亚太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看起来像是一家正规的咨询或研究机构。
“查过了，”莎拉很快传来信息，“这家研究中心注册不到一年，法人代表是个傀儡，实际办公面积很小，平时没什么人，但租金不菲，疑似一个壳公司或联络点。地点在繁华商务区，安保严密，不利于我们大规模布控。”
“她选择了对她更有利的环境。”陈奇并不意外，“‘独自前来’既是警告，也是筛选。她要把我放在明处，放在她的可控范围内。”
“太危险了，陈顾问。那里可能是她的地盘，我们很难提供有效保护。”汤姆担忧道。
“但这也是接近核心的机会。”陈奇坚持，“她愿意让我去她的‘据点’，说明我的反馈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可能想进行更深入的面对面评估，或者……有更具体的‘合作’提议。我们不能错过。按照第二套方案准备吧。”
第二套方案，是为应对高风险会面准备的。陈奇身上会携带更隐蔽、更难被探测的通讯和定位装置，同时，会有擅长城市近距离支援的小组，伪装成上班族、快递员、清洁工等，在写字楼外围和内部关键节点待命。一旦情况有变，可以强行突入，但那是最后手段。
约定的写字楼高耸入云，光洁的大理石地面映照着匆忙的白领身影。陈奇按照地址，来到第38层。“亚太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的牌子挂在玻璃门后，前台空无一人。他按响门铃，片刻后，门自动打开。
内部装修简约现代，空间不大，只有几个独立的办公室和一个小型会议室。空气中有淡淡的香薰气味。林静从其中一间办公室走出，今天她换了一身浅灰色的职业套装，显得更加干练。
“陈先生很准时，请进。”她将陈奇引到那间小会议室。会议室里只有一张小圆桌和两把椅子，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面单向玻璃，玻璃后似乎是另一个房间，但拉着百叶帘。
陈奇落座，保持着适度的警惕和商业化的笑容。“林博士这里很清静。”
“我们更注重研究质量，而非场面。”林静坐在对面，开门见山，“陈先生在邮件中提到的数据访问权限和伦理防火墙，都是关键问题。这涉及到我们研究模式的根本。”
她顿了顿，观察着陈奇的反应：“我们相信，真正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往往诞生于现有学术和商业体系的边缘。我们需要灵活性和一定的保密性，以探索那些可能被传统框架视为‘过早’或‘敏感’的领域。但同时，我们也深知责任重大。所以，我们发展出了一套‘分布式、受控参与’的模式。”
“分布式、受控参与？”陈奇重复道。
“是的。”林静打开平板电脑，调出一张复杂的网络图，“我们不设立庞大的中央实验室，而是与全球范围内志同道合、拥有特定技术专长的个人或小团队合作。每个合作者负责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研究，他们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但需要遵循共同的技术标准和伦理准则框架。数据在加密状态下共享，分析通过分布式计算完成，最终成果由核心团队整合。”她指向网络图上的几个节点，“比如，微生物组分析模块可能在北欧，环境传感网络设计可能在东亚，行为数据分析算法可能在北美。而你，陈先生，如果合作，可能会负责……东亚地区的某些资源协调和初步数据分析。”
听起来像是科研领域的“众包”和“开源协作”模式，但结合arboretu的隐蔽性和项目的敏感性，这更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隐秘的研究网络。
“听起来很创新。但如何确保合作者遵守伦理准则？如何防止技术或数据被滥用？”陈奇追问。
“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和信任建立机制。合作者通常是经过长期观察和多重验证的。技术本身也内置了限制，比如，关键实验模块需要多节点共识才能解锁，敏感数据访问需要动态授权。”林静解释道，语气依然平静，“至于滥用风险……任何技术都有两面性。我们认为，与其因噎废食，不如由理解其潜力与风险、并致力于将其导向有益方向的团体来主导研究和初步应用。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引导技术向善。”
“引导向善……”陈奇品味着这个词。这和凯斯追求的“净化”似乎不同，更温和，但也更模糊，更难以界定。“那么，你们最终希望达成什么？发表一系列高影响力的论文？开发出改善城市健康的商业产品？还是……更宏大的社会影响？”
林静看了他几秒钟，嘴角似乎有一丝极淡的、难以捉摸的弧度。“陈先生，您认为，人类文明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疾病？是资源短缺？还是……自身行为模式与复杂环境系统之间日益加剧的失调？”
她不等陈奇回答，继续道：“我们相信，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个体和集体的决策、行为，与动态变化的生态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深刻的‘错配’和‘滞后’。传统的教育、政策、经济激励等手段，矫正速度太慢，且往往伴随巨大摩擦和untendednsequences（意外后果）。我们需要更直接、更精细、也更符合生物和社会系统运作规律的‘调节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