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农历二月初二，当湘西大地还残留着春节的余温，周家发布的“中立公告”如一声惊雷，划破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阴霾。
这份公告不仅让湘西暂时避开了外部战火，更开启了周家以家族之力经营一方、建设家乡的新篇章。
周家深知，仅靠武力无法长久稳固政权，构建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完善内政体系、吸纳各方人才，才是湘西长治久安的关键。 旗帜为魂：构建湘西政权认同感 在近代中国，旗帜是政权的重要象征，承载着一个地区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
1913年1月，湘西在内政改革中迈出了关键一步——确定“九星向日旗”为湘西地方旗帜，这一举措正是主角周青云基于前世现代政治认知，为构建新政权认同感提出的核心建议。
周青云清楚，清末民初的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民众对“国家”“政权”的概念仍模糊不清，尤其是湘西地处西南边陲，民族成分复杂，长期受封建统治与地方势力影响，想要凝聚人心，必须有一个鲜明且易于理解的符号。
他回忆起1911年11月江苏革命军独立时采用的“九星向日旗”，这面旗帜以“九星象征古代九州，太阳代表团结”为核心寓意，其“九州团结”的立国观念既契合传统华夏文化认知，又能唤起民众对“共同地域”的归属感，十分适合作为湘西地方旗帜的蓝本。
但周青云并未首接照搬江苏的旗帜，而是结合湘西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在旗帜右下角以正楷黑色粗体大字添加“湘西”二字。这一改动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一方面，“九星”的元素保留了与全国革命浪潮的关联性，表明湘西虽宣布中立，却仍是民国体系下的一员，避免被外界贴上“割据”“独立”的标签；另一方面，“湘西”二字的突出，明确了旗帜的地域属性，让湘西民众一眼就能识别出这是“自己的旗帜”，强化了“湘西人”的身份认同。
为了让这面旗帜真正融入湘西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周家出台了严格的推行规定：要求湘西各地政府办公地、学校、军营必须在门口显眼处树立“九星向日旗”，且旗帜的尺寸、悬挂高度、维护标准均有详细章程。
在政府办公地，旗帜需与民国国旗（五色旗）并列悬挂，国旗需要比湘西的“九星向日旗”高约90公分，前者代表地方治理主体，后者代表国家归属，形成“国家-地方”的双重认同引导；在学校，老师会向学生讲解旗帜的寓意，将“九州团结”与“爱湘西、护家乡”的理念融入课堂教学，从孩童抓起培养政权认同感；在军营，每日的升旗仪式成为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士兵们在旗帜下宣誓“保家卫国，守护湘西百姓”，让旗帜成为凝聚军心的精神图腾。
这一举措的效果立竿见影。在辰溪县衙门口，当第一面“九星向日旗”缓缓升起时，围观的民众起初充满好奇，待官吏讲解完旗帜的含义后，有人自发鼓掌，有人轻声议论“这是咱们湘西自己的旗”。
在凤凰县的一所私塾改建的新式学堂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对着旗帜朗读“爱湘西，如爱家”的口号，眼神中充满了懵懂却真挚的归属感。
对于周家而言，“九星向日旗”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连接政权与民众的纽带，它让湘西从一个地理概念，逐渐转变为一个拥有共同符号、共同理念的政治共同体，为后续的内政改革与人才吸纳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1913年2月，南京民国政府的一纸任命，将周承业推向了湖南政治舞台的中心——任命张孝准为湖南军事厅长，负责组建湖南新军。
张孝准与周承业同为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又深知周家在湘西的实力，便向周承业发出邀请，希望他前往长沙担任湖南军事厅次长兼湘西新军督办，协助自己推进新军建设。
此时的湖南，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湘督谭延闿出身官僚世家，虽表面拥护民国，实则注重维护自身权力，对南京政府派来的张孝准处处提防，新军建设计划因得不到地方支持而举步维艰。
张孝准邀请周承业，既是看中他的军事才能与同盟会早期会员的身份，更是希望借助周家在湘西的影响力，打破谭延闿的掣肘。
对于周承业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若能在长沙任职，可将湘西的3个步兵师“名正言顺”地纳入湖南新军体系，为湘西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挑战在于，如何在谭延闿与张孝准的权力博弈中站稳脚跟，既不激化矛盾，又能实现湘西的利益诉求。
周承业抵达长沙后，迅速展现出了开明务实的作风。他深知谭延闿的顾虑，主动登门拜访，坦诚表示“湘西始终是湖南的一部分，新军建设旨在守护湖南全境，绝非为周家谋私”，并承诺“湘西革命军愿配合湖南全省的军事部署，共同抵御外部威胁”。
这番表态缓解了谭延闿的戒心，为新军建设争取到了一定的地方支持。
同时，他全力协助张孝准制定新军章程，将湘西革命军的训练经验与日本士官学校的军事理论相结合，提出“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建设思路，避免了因急于求成而引发的地方抵触。
在长沙的这段时间，周承业的另一大收获是结识了三位日后对湘西发展至关重要的人才。
第一位是卿衡（1878—1937），号汉藩，新化县人。卿衡出身农家，幼年孤苦，家境贫寒，后随师学习，博通经史，兼习武术。1903 年，考入长沙武备学堂，与黄兴、陈天华、蔡锷等爱国志士交往密切。1905 年毕业后，在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任炮队排长，后逐步升任队官、管带。1910 年，在谭人凤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卿衡率部参与光复长沙，以所部第二营士兵为主力攻克长沙城。随后，他奉命援鄂，在黄兴指挥下，与清军精锐部队冯国璋部鏖战 22 昼夜，虽敌强我弱被迫退守武昌，但作战英勇。1912 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授卿衡陆军少将衔和开国勋章。此后，卿衡被派到长沙，但因为谭延闿的猜忌，觉得他是南京派来掺沙子的，将他明升暗夺了兵权，卿衡在长沙寸步难行。卿衡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军事战略与军队训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参与过多次反清起义，性格刚毅，做事严谨。两人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相识，谈及湖南的军事局势与未来发展，卿衡对周承业“以军护民、以实业强地方”的理念深表认同，周承业也欣赏卿衡的军事才能与家国情怀，首言“湘西若得先生相助，如虎添翼”。
第二位是田应诏（1876—1932），号凤丹，湖南凤凰县人，苗族，晚清贵州提督田兴恕之子。田应诏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周承业有“校友之谊”。田应诏幼年丧父，因母亲溺爱，从小性情顽劣，不好诗书。后入湖南陆军将弁学堂学习，因拳打外国教官被开除学籍，幸得湖南巡抚赵尔巽赏识，于 1904 年被保送日本留学。他先入振武学校，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田应诏自请任敢死队长，率 127 名湘籍士兵，配短枪、大刀等，成功攻占雨花台，为南京光复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赞其 “勇冠东南”，战后他被提升为第二十旅旅长，卫戍南京。袁世凯掌权后，第二十旅被撤销，田应诏返回湖南。两人相识，是经两人共同的老师熊希龄介绍。熊希龄深知田应诏在湘西苗族中的威望，也了解周家想要团结湘西各民族力量的诉求，便促成了这次会面。在交谈中，田应诏对周家在湘西推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如允许苗族子弟参军、入学）表示赞赏，周承业则希望田应诏能利用自身影响力，促进湘西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家乡。两人一拍即合，田应诏首言“愿为湘西百姓谋福祉，不计个人得失”。
第三位是陈渠珍（1882—1952），原名陈开琼，号玉鍪，祖籍江西德安，出生于湖南凤凰厅。陈渠珍 6 岁开蒙读书，12 岁生母病逝，15 岁父亲去世，后就读于当地举人开设的书馆，学业勤奋。1901 年，他因品学兼优被选送至 “沅水校经堂” 学习。1903 年，考入长沙武备学堂，次年升入将弁班。1906 年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第西十九标队官，不久加入同盟会。后经田应诏关系投入新军，在新军协统钟颖所部任第六十五标队官。1909 年，清廷令新军协统钟颖率部出川援藏，陈渠珍因献上西征计划书，被委任为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进藏后，他曾负伤被捕，后因临危不惧获释，还在八浪登、石门关一带抗击英军。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率百余名湘籍士兵取道青海羌塘东归，历经艰险，于 1912 年初抵达西安。陈渠珍刚经历了一段传奇经历——他此前随清军入藏，后因局势动荡，率百余名湘籍士兵取道青海羌塘东归，历时近两年，九死一生，最终回到湖南。在田应诏介绍他的事迹后，主动登门拜访。陈渠珍向周承业讲述了东归途中的艰辛，以及沿途所见的百姓疾苦，感慨“乱世之中，唯有强者才能守护一方安宁”。周承业则向他介绍了湘西的治理成果与未来规划，邀请他“回到湘西，所学之才造福乡梓”。陈渠珍本就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又敬佩周家的实干精神，当即答应考虑前往湘西任职。
周承业与卿衡、田应诏、陈渠珍的相识，并非简单的“官场应酬”，而是基于共同的理想与对湘西的热爱。他深知这三人皆是难得的人才——卿衡擅长军事战略、且品行端正孝顺，田应诏在苗族中威望极高、智勇双全，陈渠珍则兼具军事才能与民生情怀，便将他们称为“湘西军中三杰”。在周承业的真诚劝说下，三人最终决定前往湘西镇守使任职，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