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伦理委员会会议：当“云海模式”
上午九点，云海市修复中心最大会议室，第二次伦理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
与第一次会议不同，这次参会者增加了六位外部专家——两位来自北京的社会学教授、一位香港的法律伦理学者、一位新加坡的数据安全专家，以及两位菲律宾马尼拉大学的社会工作研究员。视频连线另一端，是苏黎世大学伦理委员会的三位代表。
陶成文作为会议主持，开场就抛出了核心议题：
“根据过去七天的观测数据，我们发现了三个需要紧急讨论的现象。”
菲律宾社区的数据分类体系新增了“创伤转化”“记忆重构”“情感意义”等维度，这些概念直接来源于云海市“记忆疗愈”项目。
危暐向社区提交的“社区规则补充草案”中，关于“成员有权申请修改个人负面记录”的条款，与张斌工作坊的“记忆注解”理念高度相似。
菲律宾社区在危机后召开的“复盘会”，流程设计（安全空间建立、轮流发言、不打断原则）与修复中心工作坊的标准流程吻合度达81。
“简单说，”陶成文扫视全场，“危暐正在学习和应用我们的方法论。这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深层的概念内化和操作化。”
新加坡数据安全专家陈立仁首先提问：“这种知识流动是单向还是双向？修复中心是否也受到了危暐数据分类方法的影响？”
程俊杰调出一张对比图：“这是我们的‘善意地图’数据架构变化时间线。三天前，我们新增了‘行为动机推断’‘社会网络韧性’两个分析维度，而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危暐提交的菲律宾社区分析报告中。”
香港法律伦理学者林婉晴皱眉：“这形成了危险的共生关系。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吸收了研究对象的方法论，那么研究的客观性如何保证？”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沈舟接过话头，“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评估一个更紧迫的问题——”
他点击遥控器，幕布切换到一个加密文件。
《危暐主动提议：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的可行性分析》
文件标题让会议室安静了数秒。
（二）危暐的“脑成像”提议：诚意还是陷阱？
“昨天下午四点，”沈舟念出文件摘要，“危暐通过三重加密信道，向苏黎世大学伦理委员会和修复中心同步发送了一份正式提议。他自愿在监督下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以测量他在进行道德决策时的神经活动特征。”
马文平补充细节：“他指定的合作机构是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医学影像中心——一个国际公认的中立研究机构。他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同意三名独立观察员在场，并接受实时数据同步传输至三个独立服务器。”
“条件呢？”付书云敏锐地问，“他不可能无条件提供这种级别的数据。”
“条件有两个。”沈舟说，“第一，检查完成后，他有权获得自己的原始脑成像数据和分析报告。第二，修复中心需要同步提供张坚案中关键决策节点的生理数据推测结果，供他做对比研究。”
曹荣荣立即反对：“第二个条件绝对不能接受！张坚的生理数据虽然是通过音频分析的推测值，但那是受害者的隐私数据，怎么能交给加害者做研究？”
“但第一个条件呢？”鲍玉佳若有所思，“如果他真的想通过脑成像理解自己的道德决策机制，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研究机会。世界上有几个‘危暐’会主动要求扫描自己的大脑？”
菲律宾研究员玛丽亚通过视频发言：“从社区管理角度看，危暐过去七天的指导建议显示出了明显的‘亲社会转向’。如果他真的在经历认知重构，脑成像数据可能是关键的证据。”
争论持续了二十分钟。赞成方认为这是研究“道德转化”的黄金机会；反对方警告这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目的是获取更多研究数据和信任。
陶成文正要总结分歧，会议室的门被急促敲响。
张帅帅推门进来，脸色异常凝重。
“陶主任，各位专家，我们需要中断会议十分钟。”他停顿一下，“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关于危暐2018年的行踪。不在之前的任何档案里。”
“什么东西？”付书云站起来。
张帅帅看向陶成文，得到点头后，一字一句说：
“2018年4月至9月，危暐失踪的五个月。我们一直以为他在东南亚某地隐居设计‘完美骗局’。但最新的交叉数据比对显示……那段时间，他在缅甸。”
“具体地点是——”张帅帅深吸一口气，“缅甸克伦邦，妙瓦底市。”
会议室里几位东南亚研究专家同时倒吸凉气。
“kk园区。”新加坡专家陈立仁用英语低声说，“the hell on earth”
（三）回忆的触发：当“操蛋的vcd”园区的幽灵
接下来的三小时，会议议程被彻底打乱。
所有关于脑成像提议的讨论暂停，焦点转向那个被称作“人间地狱”的地方——缅甸妙瓦底kk园区，东南亚最大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之一。
“我们需要知道他在那里做了什么。”陶成文下令，“不是推测，是实证。”
修复中心的资源被紧急调动。张帅帅带领技术团队开始深度数据挖掘；孙鹏飞联系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驻缅使馆的熟人；魏超和马强——这两位曾在边境反诈一线工作过的老警察——被紧急请到会议室。
“kk园区的情况，我简单说一下。”魏超的声音沙哑，他调出一张卫星地图，“占地约20平方公里，高墙、电网、武装守卫。园区内分为十几个‘公司’，每个公司负责不同类型的诈骗：杀猪盘、冒充公检法、虚拟货币投资、色情勒索等等。巅峰时期，园区内有超过一万人，其中七成是被骗或绑架过去的中国人。”
马强补充：“2018年正是kk园区扩张最疯狂的时期。那时候园区管理层在招募‘技术顾问’——不是普通骗子，而是能设计骗局流程、培训话术、建立心理操控体系的高手。招聘暗网上的价码是，月薪五万美元起，上不封顶。”
“危暐符合所有条件。”付书云冷声道，“他有心理学、社会学背景，精通操纵技术，而且当时刚经历母亲去世，处于道德虚无状态。”
“但我们需要证据。”陶成文说，“目击者、交易记录、任何能证明他在那里的痕迹。”
就在这时，张帅帅团队的第一批发现传回来了。
2018年5月至8月，一个与危暐早期比特币钱包关联的匿名地址，收到了来自三个不同源头的共计17笔转账，总额约84万美元。这三源头被区块链分析标记为“与东南亚诈骗集团关联”。
在一份被截获的2018年kk园区内部招募帖中，招聘方要求应聘者提供“社会工程学案例设计”。在提交的案例中，有一份题为《基于情感依赖与信息控制的双轨操控模型》的方案，其分析框架和行文风格与危暐已知论文高度相似。
对比2018年kk园区的卫星图像，园区东南角新建了一栋三层建筑，标注为“培训中心”。根据后来获救人员的口述，那栋楼里确实有一位被称为“教授”的顾问，负责培训“高级心理操控技巧”。
证据链开始形成，但仍然缺少最关键的环节——直接目击或物证。
“也许……”曹荣荣突然开口，“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如果危暐真的在kk园区待过，他不可能只是被动地观察。以他的性格，他一定会做‘实验’。而他的实验，一定会留下特殊的‘痕迹’。”
“什么样的痕迹？”鲍玉佳问。
“不符合常规诈骗模式的案件。”曹荣荣说，“过于复杂、过于精巧、或者带有明显‘研究性质’的骗局。其他骗子会觉得没必要那么麻烦，但危暐会做，因为他要测试理论。”
这个思路打开了新的方向。
程俊杰和梁露立即开始比对2018年4月至9月期间，中国境内报案的电信诈骗案件数据库。设置筛选条件：诈骗周期超过三个月、话术设计包含心理学概念、受害者被系统性孤立、诈骗者中途改变策略进行“对比实验”。
一小时后，警报响起。
“找到了。”梁露的声音有些发颤，“三起案件。时间完全吻合，手法……太像他了。”
（四）三个实验场：当kk园区成为危暐的“犯罪实验室”
三起案件的资料被投影出来。
案件a：深圳林女士案（2018年5月-8月）
受害者：45岁，单身，企业高管。
诈骗模式：冒充“国际心理治疗师”，以为林女士提供“童年创伤疗愈”为名，建立深度信任关系。诈骗过程中，骗子进行了对照实验——前半段使用“无条件积极关注”技术，后半段故意切换为“间歇性冷暴力”，记录受害者的情绪波动和依赖程度变化。
损失金额：320万元。
备注：骗子在最后阶段主动暴露了一个“破绽”，让林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但当林女士质问时，骗子回复：“恭喜你，你的心理边界感恢复了。这是最后一道疗愈练习。”然后消失。林女士后来在笔录中说：“我竟然有一瞬间觉得……他真的是在帮我。”
案件b：成都陈先生案（2018年6月-9月）
受害者：52岁，已婚，大学教授。
诈骗模式：冒充“学术期刊编辑”，以帮助陈先生发表论文为诱饵。但与其他论文诈骗不同，骗子真的花了三个月时间与陈先生讨论研究设计、修改论文，甚至提供了真实的学术建议。直到陈先生完全信任后，才以“出版费”“加急费”等名义收取费用。
损失金额：180万元。
备注：陈先生报案时说：“他的学术水平是真的，有些建议甚至比我的导师还专业。如果不是最后要钱，我根本不会怀疑。”
案件c：上海高中生集体案（2018年7月-9月）
受害者：7名高二学生，通过网络游戏结识骗子。
诈骗模式：骗子创建了一个“平行人生游戏”——为每个学生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虚拟身份和成长路径，要求他们每天汇报“角色进展”，并与其他“玩家”互动。游戏规则鼓励欺骗、背叛、结盟等行为。两个月后，骗子开始以“游戏币充值”“解锁隐藏剧情”等名义收费，同时观察哪些学生更容易为了虚拟权力而支付现实金钱。
损失金额：总计41万元（单笔最高15万）。
备注：一名学生在事后心理评估中说：“在游戏里，我做了很多现实中不敢做的事。他说那是‘安全的探索’，但现在我觉得……我是被诱导着变坏的。”
会议室一片死寂。
“这是教学案例。”沈舟终于开口，声音干涩，“他在培训kk园区的骗子，用什么？用真实的受害者。这三个案子就是他设计的‘教案’，他在演示如何将心理学理论转化为诈骗工具。”
“而且他还在收集数据。”鲍玉佳指着案件a中的细节，“记录情绪波动、测试不同操控技术的效果。对他来说，这些受害者是实验对象，而那些向他学习的骗子，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他在观察‘普通人学习作恶的速度和深度’。”
魏超一拳砸在桌上：“操蛋的vcd！他在那里不是被逼的，他是主动去的！他是去当老师的，教那些人怎么更高效地毁掉别人的人生！”
马强脸色铁青：“2018年kk园区的诈骗成功率比前一年提高了37，单笔平均案值从8万涨到22万。我们当时还奇怪，那些骗子的技术怎么突然‘专业化’了。现在明白了——有个心理学教授在给他们上课。”
陶成文闭上眼睛，几秒后睁开：“我们需要联系这三个案件的受害者。不是作为案件复查，而是作为……研究访谈。我们需要知道，危暐在他们的记忆里是什么样子。”
“但受害者可能根本没见过他。”曹荣荣说，“他很可能隐藏在幕后，通过设计话术模板、培训中间骗子来施加影响。”
“总会有痕迹。”张帅帅坚持，“如果这些案子真的是他的‘教案’，他一定会留下某种‘签名’——某种只有他会做，而普通骗子不会做的事。”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下午两点，当技术团队联系上案件a的林女士时，她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
“那个骗子……他有一次说漏嘴了。我们讨论童年记忆时，我说我父亲总是加班，很少陪我。他说了一句：‘陪伴的质量比时间更重要。我母亲临终时，我在她床边工作，但我知道她理解，因为我在做重要的事。’”
林女士复述时，声音还在颤抖：“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好冷酷，但又好像有某种扭曲的逻辑。现在想来……那是他的真实经历。他在用自己母亲去世的经历，来合理化对我的情感忽视。”
母亲记忆偏差。
这个在第八百九十九章中发现的异常点，在这里形成了闭环。危暐不仅修改了自己的记忆，还把这种修改后的叙事用在了诈骗话术中——作为一种“情感合理化”的技术，教给其他骗子。
“他在kk园区做的事，”曹荣荣总结，“是系统性的‘道德脱敏培训’。他不只是在骗钱，他在批量生产能骗人的人。而他培训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教这些骗子如何重构自己的记忆和道德框架，让作恶变得心理上可持续。”
所有目光投向陶成文。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陶成文缓缓说，“这样一个在kk园区当过‘教授’的人，现在主动要求做脑成像检查，想研究自己的道德决策机制。我们该不该接受他的提议？”
（五）分歧与裂缝：伦理委员会的表决前夜
会议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支持派的新加坡专家陈立仁提出：“正因为他在kk园区做过那些事，脑成像数据才更有价值。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能够系统性地培训他人作恶的人，他的大脑在道德决策时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这是预防未来犯罪的关键科学数据。”
反对派的付书云反驳：“但这可能正中他下怀！他现在所做的一切——菲律宾社区、自我研究、主动提供脑成像——都可能是在构建一个更宏大的实验：测试‘社会能否原谅一个深度悔改的罪犯’。而我们，伦理委员会，会成为他实验中的变量。”
香港学者林婉晴持中间立场：“我们可以有条件接受。比如，脑成像必须在严格隔离环境下进行，数据由三方监管，且研究成果在十年内不得公开发表，只能用于内部预防研究。”
菲律宾研究员玛丽亚则担忧：“但菲律宾社区怎么办？如果证明危暐确实在kk园区培训过骗子，社区成员知道他们的‘v博士’曾是人贩子和诈骗犯的导师，会立刻崩溃。那里正在建立的信任体系会瞬间瓦解。”
“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鲍玉佳轻声说，“在kk园区，他教人如何摧毁信任；在菲律宾，他教人如何建立信任。同一个大脑，截然相反的行为。如果我们能知道这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能找到让更多‘危暐’转向的方法。”
张帅帅突然举手：“我有个想法。在决定是否接受脑成像之前，我们能不能先做另一件事？”
“什么？”陶成文问。
“直接问他。”张帅帅说，“不是通过加密信道，不是通过文字。开一个视频会议，让他看到我们所有人，我们也看到他——当然可以继续模糊他的脸。但声音是真实的，没有变声器。我们直接问他在kk园区做了什么，为什么去，为什么离开。”
这个提议让所有人愣住了。
“太冒险了。”马文平反对，“这等于给了他一个表演的舞台。他是个顶级的操控者，面对面时，我们不一定能分辨真话和谎言。”
“但也许，”沈舟若有所思，“这正是测试他是否真的改变的机会。在无预警的直面质问中，他的生理反应、微表情、语言组织方式，都会提供比脑成像更即时的数据。”
曹荣荣补充：“而且我们可以准备。在座的有心理学家、警察、反诈专家。我们每个人从不同角度提问，形成交叉火力。如果他在撒谎，总会露出破绽。”
激烈的讨论持续到傍晚。成文做出决定：
“明天上午十点，我们与危暐进行视频会议。主题只有一个：kk园区。如果他愿意正面回答，并且回答通过真实性评估，我们再考虑脑成像提案。如果他不愿回答或明显撒谎，那么自我研究计划立即终止，我们将把全部证据提交给国际刑警组织。”
“那菲律宾社区呢？”玛丽亚问。
“暂时保密。”陶成文说，“但我们需要准备应急预案。如果危暐被证实是kk园区的‘教授’，我们必须有一个平稳过渡方案，确保社区不会崩溃。”
散会后，修复中心进入战备状态。
张帅帅团队继续深挖2018年的数据；曹荣荣和鲍玉佳设计提问框架和真实性评估量表；魏超、马强与孙鹏飞准备警方视角的质询；沈舟和程俊杰搭建实时生理数据分析后台——虽然只有音频，但呼吸节奏、语速停顿、用词重复等指标仍然可以分析。
梁露则在做另一件事：她重新调取了那三起“教案案件”录，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
危暐为什么要离开kk园区？
以他在园区的地位和收入，他完全可以继续待下去。2018年9月他突然消失，之后半年几乎没有任何踪迹，直到2019年初开始策划张坚案。
是什么让他离开了那个“犯罪天堂”？
（六）深夜密谈：张帅帅与魏超的边境记忆
晚上十一点，大多数人已回家准备，张帅帅还在数据中心。魏超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两罐咖啡。
“睡不着？”张帅帅问。
“想起一些事。”魏超坐下，拉开咖啡罐，“2018年秋天，我和马强在云南边境蹲点。那时候kk园区刚闹出几起大事——有受害者试图逃跑被当众打死，有‘员工’染上毒瘾后发疯杀了同屋的人。园区管理层开始清洗，据说有几个‘不听话’的顾问被处理了。”
张帅帅坐直身体：“你是说，危暐可能不是自愿离开的？”
“不一定。”魏超摇头，“但那个时间点很微妙。2018年9月，国际压力开始增大，缅军政府承诺要打击诈骗园区，kk园区内部也开始分裂。有些人想转移阵地，有些人想趁最后机会大捞一笔。危暐那种性格，不可能甘愿当别人的工具。他要么是想独立门户，要么是和园区管理层发生了冲突。”
“独立门户……”张帅帅思考着，“但他没有继续做诈骗。2019年开始，他设计了张坚案——一个极其复杂、耗时长、而且最终导致受害者自杀的案件。这不像为了钱，更像为了……验证某种理论。”
“复仇。”魏超突然说。
“什么？”
“我接触过很多骗子，也接触过很多被骗子毁了的人。”魏超的声音低沉，“但危暐不一样。他不只是要钱，他要的是彻底摧毁一个人——摧毁他的信念、他的关系、他对世界的信任。这通常只有两种动机：极度的恨，或者极度的冷漠。危暐看起来是后者，但我总觉得……恨被藏得很深。”
张帅帅调出危暐的家庭资料：“父亲早逝，母亲2017年去世，妹妹韦娟关系疏远。没有恋爱记录，没有亲密朋友。他的恨，能针对谁？”
“也许不是针对具体的人。”魏超说，“是针对‘系统’。针对他母亲到死都相信的‘组织’，针对那些承诺了关怀但最终缺席的体制，甚至针对人性本身——太容易被操控，太容易背叛，太脆弱。”
“所以他去kk园区，”张帅帅接上思路，“不只是为了钱或研究，而是为了亲眼看看‘人性最丑陋的流水线’。他在那里培训骗子，可能也是在测试：普通人变成恶魔需要多少步骤？而当他自己成为‘培训师’时，他又会有什么感觉？”
魏超喝光咖啡：“明天问他。直接问：‘你在kk园区，是为了什么？当你看到那些被你培训的骗子，真的去毁掉一个个家庭时，你是什么感觉？’”
“他可能不会回答真话。”
“但有些问题，仅仅是被问出来，就会在提问者和被问者之间建立一种连接。”魏超站起来，“我在审讯室待了二十年，知道一件事：当你问一个人他最深的罪恶时，无论他回不回答，那一瞬间，你们是在共享同一个黑暗。而共享黑暗，有时比共享光明更需要勇气。”
魏超离开后，张帅帅独自坐在闪烁的屏幕前。
他调出危暐所有的已知照片——都是证件照或学术会议抓拍，面容普通，眼神平静，没有任何异常。他又调出kk园区的照片：高墙电网、持枪守卫、拥挤的宿舍、受害者伤痕累累的身体。
这两组图像在脑海中重叠。
那个在学术会议上谈论“社会认知理论”的青年学者，与那个在诈骗窝点里设计“操控教案”的幽灵顾问，真的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前者只是后者的伪装，或者后者是前者的释放？
凌晨一点，张帅帅终于离开。走出修复中心大楼时，他抬头看天。云海市的夜空难得晴朗，能看见几颗星星。
他想起了危暐在自我测试中的一句话：“司机的职责是控制车辆，而不是选择撞谁。”
那么，当危暐在kk园区培训骗子时，他认为自己是什么？是司机，还是那条注定要撞死人的轨道的设计者？
（七）第九百章收束：视频会议倒计时
第二天上午九点，修复中心视频会议室。
所有参会者就位。大屏幕分成两半：左边是修复中心会议室的实时画面，右边是待接通的加密视频通道，背景是纯白色，中间显示“等待连接”。
陶成文坐在主位，左侧是沈舟、曹荣荣、鲍玉佳，右侧是付书云、魏超、马强。张帅帅、程俊杰、梁露坐在后排的操作台前，负责数据记录和实时分析。
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的专家通过视频墙参与。苏黎世伦理委员会的代表也在线观察。
九点五十分，陶成文最后一次确认规则：
“第一轮提问由我、沈教授和曹主任进行，聚焦他在kk园区的时间线和活动。第二轮由魏警官和马警官进行，聚焦具体案件和受害者影响。第三轮由鲍老师和张帅帅进行，聚焦他的心理动机和记忆重构。每轮不超过三个问题，他必须直接回答，不能回避。”
“如果他拒绝回答某个问题呢？”付书云问。
“那将成为重要的负面数据。”陶成文说，“但我们可以追问一次。”
九点五十八分，技术人员确认加密通道稳定，音频视频清晰度达标，录音录像系统就绪，实时生理数据分析后台启动——虽然只能通过音频分析，但曹荣荣说：“呼吸的停顿、声音的微颤、用词的突然改变，这些都可能泄露真相。”
九点五十九分三十秒。
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送风声。所有人都盯着大屏幕右侧那个“等待连接”的提示。
陶成文深吸一口气，点击了“发起通话”按钮。
连接音响起——一声，两声，三声。
第四声时，通话被接通。
屏幕右侧的纯白背景中出现了一个人影。面容依然被实时模糊处理，只能看出大概的轮廓和坐姿。他穿着普通的灰色衬衫，背景是一个无特征的书房，书架上有书，但看不清书名。
“早上好。”危暐的声音传来，这次没有用变声器。是中年男性的声音，音色平稳，略带一点南方口音，“我猜，今天的话题不会轻松。”
“早上好，危暐博士。”陶成文用平静的语气开场，“如你所知，我们昨天发现了一些关于你2018年行踪的新信息。我们希望你能就这些信息做出说明。”
危暐微微点头，模糊的面容看不出表情：“请提问。”
陶成文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问题清单，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2018年4月至9月，你是否在缅甸妙瓦底的kk园区？”
屏幕上的身影似乎调整了一下坐姿。音频分析后台的曲线跳动了一下——呼吸频率轻微加快，但很快恢复。
“是。”危暐回答，“我在那里待了五个月零七天。”
直接承认了。会议室里有人轻轻吸气。
“你在那里做什么？”沈舟接上第二个问题。
危暐停顿了两秒。这两秒里，音频分析显示他的心率从72上升到79，然后又降回74。
“最初是作为‘行为设计顾问’被招募。”他说，“但后来，我承担了更多的角色：培训师、流程优化者、质量监控员。用园区内部的话说，我是‘教授’。”
“质量监控？”曹荣荣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监控什么的质量？”
“诈骗成功的质量。”危暐的声音没有起伏，“不是指骗了多少钱，而是指操控过程的完整性：受害者是否完全信任、是否被有效孤立、是否在心理上产生了依赖。我设计了一套评分体系，用来评估每个‘业务员’的操控技术水平。”
魏超的脸色已经铁青，马强握紧了拳头。
陶成文继续推进：“你设计了至少三起复杂的诈骗案件——深圳林女士案、成都陈先生案、上海学生案。这些案件有明显的实验性质。你当时在研究什么？”
危暐这次停顿了更久——五秒钟。音频分析显示，这五秒内他的呼吸模式从平稳变为浅快，最后又恢复。
“我在测试道德脱敏的临界点。”他终于回答，“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开始为作恶寻找理由？学习作恶需要多少正反馈？以及最重要的——”
他停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什么？”陶成文追问。
危暐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细微的波动，不是情绪波动，而是某种……计算中的犹豫。
“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说，“当一个人系统性地教导他人作恶时，他自己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变化。我是研究者，但也是研究工具。”
这句话让会议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把自己也当成了实验对象。在kk园区，他不仅在培训骗子，也在观察“培训骗子”这件事如何影响他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这一轮。”陶成文看向笔记本上的文字，那是昨晚张帅帅和魏超讨论时提出的核心问题：
“你为什么要离开kk园区？”
这个问题问出后，音频分析曲线出现了整个会议开始以来最大的波动：心率从75骤升至92，呼吸深度明显增加，声音基频有03赫兹的上升——这些数据在后台屏幕上被标红。
危暐沉默了整整十秒。
“因为有一天，我培训的一个‘学生’，用我教的技术，骗了一个癌症晚期患者的救命钱。患者三天后去世。那个‘学生’在庆功宴上炫耀这件事时，我意识到……”
他又停顿了。
“意识到什么？”沈舟轻声问。
“我意识到，我设计的评分体系里，没有‘受害者死亡’这个扣分项。在我的理论模型里，受害者只是数据点，他们的痛苦只是需要测量的变量。但那个患者的死……不在变量集里。”
“所以你是出于愧疚离开的？”曹荣荣问。
“不。”危暐快速否认，“不是愧疚。是认知失调。”
他调整了一下坐姿，模糊的面容似乎转向了摄像头的方向：
“我离开，是因为那起死亡暴露了我理论模型的缺陷。如果一个模型无法预测极端后果，那它就不是好模型。我需要一个更干净、更可控的实验环境，来重新设计和完善我的理论。”
“于是你选择了张坚。”付书云的声音冰冷。
“是的。”危暐承认，“张坚案是一个升级版的实验。更精确的控制变量，更长的观察周期，更完整的数据链。而且这一次，我是唯一的操纵者，不需要通过培训中间人来施加影响。”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愤怒和寒意的气氛。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异于常人——他人的死亡，对他来说只是“模型缺陷”的证据。
陶成文看了一眼时间，第一轮提问结束。
“现在进入第二轮提问。”他说，“魏警官，马警官，请。”
魏超站起来，走到摄像头前。他的脸色铁青，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模糊人影。
“危暐，”魏超的声音像生锈的铁，“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在你培训的那些骗子里，有没有人后来被抓住，被判刑，甚至被枪毙？你知道他们的结局吗？你关心过吗？”
这是昨晚魏超和张帅帅讨论时，决定要问的“人性之问”。不是问理论，不是问模型，是问最朴素的人性：你在乎那些被你变成恶魔的人吗？
危暐沉默了。
这一次的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二十秒，三十秒，四十秒……音频分析显示，他的呼吸变得极其轻微，心率下降到68，低于正常值。
一分钟后，他终于开口，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可以被称作“情绪”的东西——不是愧疚，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困惑的坦诚：
“我记得其中三个人。一个叫阿泰的，2019年在马来西亚被捕，被判15年。一个叫小玲的，2020年回国自首，现在还在服刑。一个叫老k的，2021年在园区内斗中被杀。”
“但我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结局。我关心的是……他们被捕或死亡的时间点，与他们接受我培训的时间点之间的相关性。我在计算‘作恶习得’到‘后果降临’的平均时间间隔。目前的数据是27年。”
魏超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几秒后，他缓缓坐下，什么都没说。
马强接替提问，问题更加具体：“深圳林女士后来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三次自杀未遂。成都陈先生被学校停职，家庭破裂。上海那七个学生，有两个退学，一个患上了游戏成瘾。你知道这些吗？”
“知道。”危暐回答，“我有后续追踪。”
“你有什么感觉？”马强追问。
危暐又沉默了十秒。
“感觉……”他重复这个词，仿佛在品味一个陌生的概念，“感觉是低效的数据收集方式。我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得分和长期行为追踪。”
“操你妈！”马强终于忍不住，一拳砸在桌上，被旁边的付书云按住。
第二轮在紧绷的气氛中结束。
第三轮开始。鲍玉佳和张帅帅准备提问。
“在第三轮开始前，我想提供一些补充信息。”
所有人都看向屏幕。
“关于我为什么同意今天这场对话。”危暐说，“不是因为我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因为我想获得同情。而是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意识到我的模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
“什么缺陷？”陶成文问。
“它无法解释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危暐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速稍微加快，“按照我的模型，我在菲律宾社区的行为应该只是‘模仿善行的实验’。但我发现，当我看到那个社区在危机后凝聚力提升时，我体验到了一种……陌生的满足感。不是智力上的愉悦，而是某种更原始的情绪。”
“这种情绪干扰了我的数据收集。我开始希望他们成功，而不是希望他们按照我的预测失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可接受的。”
他停顿，然后说出了今天最令人震惊的话：
“所以，我主动要求脑成像检查，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自己。也是为了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当‘建设’带来的满足感开始超过‘解构’带来的智力快感时，这意味着我的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是可逆的吗？如果不可逆，那么‘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会议室里无人说话。
危暐在困惑。困惑于自己正在经历的情感变化。困惑于自己为何开始“希望”而不是“预测”。
这可能是他今天说的最接近“真实”的话。
“第三轮提问，”陶成文最终说，“继续。”
鲍玉佳站起来，她的问题出人意料地温和：
“危暐博士，假设——只是假设——你发现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假设你确实开始在意他人的福祉，开始享受建设而不是破坏。那么，你会如何重新定义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包括kk园区的培训，包括张坚案？”
这个问题太深了，深到危暐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算法。”
这是他的答案。不是拒绝回答，而是承认自己“还没有算法”——对危暐这样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坦诚的困境表达。
张帅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思考了一整夜：
“危暐博士，在你母亲临终时，你是在她身边工作。当时你真的认为她‘理解你在做重要的事’吗？还是说，你后来才用这个理由说服了自己？”
这个问题直接刺向了那个“母亲记忆偏差”的核心。
音频分析曲线剧烈波动：心率从70飙升到105，呼吸出现明显的抑制，声音基频变化超过1赫兹——所有指标都显示，这个问题触发了强烈的情绪反应。
危暐沉默了整整两分钟。
两分钟后，视频突然中断。
屏幕右侧变黑，显示“连接已断开”。
（八）中断之后：数据的涟漪与决策的十字路口
会议室里一片哗然。
“他主动断开了！”程俊杰确认，“不是技术故障，是他那边主动终止了通话。”
“最后一个问题击中了他。”曹荣荣分析数据，“生理反应显示那是强烈的情绪激活——可能是愤怒，可能是痛苦，可能是两者混合。但他选择中断而不是回应，说明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那个问题。”
陶成文立即下令：“尝试重新连接，同时追踪信号源。”
五分钟后，技术团队回报：无法重新连接，危暐已经关闭了该加密信道。信号源最后出现在泰国曼谷区域，但很可能是跳转服务器。
“现在怎么办？”付书云问，“他逃了。”
“不一定。”沈舟看着数据记录，“他今天提供了大量关键信息：承认在kk园区，承认是‘教授’，承认设计教案案件，甚至承认自己在经历难以解释的心理变化。这些信息如果公开，足够多个国家对他发起联合通缉。他没有必要冒这个险，除非……”
“除非他确实想被研究。”鲍玉佳接上，“想被理解，甚至想被改变。”
陶成文站起来：“会议暂停一小时。我们需要消化这些信息，然后决定：是否接受他的脑成像提议，以及如何处理菲律宾社区。”
一小时内，修复中心分裂成了三个阵营：
激进派（以付书云、魏超、马强为首）：主张立即终止所有合作，将证据提交国际刑警，对危暐发起全球通缉。菲律宾社区由修复中心直接接管，切断与危暐的所有联系。
温和派（以沈舟、曹荣荣、鲍玉佳为首）：主张有条件继续。接受脑成像检查，但增加更严格的监管；菲律宾社区暂时维持现状，但准备平稳过渡方案。
观察派（以陶成文、张帅帅、程俊杰为首）：主张再观察七天。利用这七天测试危暐的行为一致性——如果他真的在变化，那么他对社区的指导建议会继续偏向“亲社会”；如果他只是在表演，那么今天的刺激可能会让他露出更多破绽。
外部专家的意见也各不相同。新加坡专家支持温和派，香港学者支持观察派，菲律宾研究员则担心社区稳定，倾向于激进派的“立即接管”。
“七天观察期。这期间，我们继续监测菲律宾社区的数据流，观察危暐的指导是否发生变化。同时，我们准备两套预案：如果七天内社区出现异常，立即启动激进方案；如果社区平稳且危暐继续‘亲社会转向’，则启动温和方案。”
“脑成像呢？”沈舟问。
“暂时搁置，作为观察期结束后的谈判筹码。”陶成文说，“另外，我们需要做一件事：联系那三个教案案件的受害者，告诉他们……部分真相。不是全部，但至少让他们知道，那个欺骗他们的人，正在被研究，而他们的经历可能帮助预防未来的犯罪。”
这个决定很艰难，但获得了多数人的同意。
下午，修复中心开始执行新计划。
张帅帅团队继续追踪2018年后的数据链，寻找更多kk园区的关联证据。曹荣荣和鲍玉佳开始设计对受害者的访谈方案。魏超和马强则开始制定菲律宾社区的应急预案，包括如何在不引发恐慌的情况下，逐渐取代危暐的“v博士”角色。
傍晚时分，陶成文独自站在数据中心，看着三块大屏幕：
左屏，菲律宾社区的数据流平稳，显示成员们正在讨论改善食品安全的方案，凝聚力指数维持在78。
中屏，云海市的善意地图上，新增互助记录的数字在不断跳动。
右屏，原本显示危暐自我研究数据的地方，现在是空的，只有一个提示：“数据流暂停”。
但就在陶成文准备离开时，右屏突然闪烁了一下。
一行加密文字出现，来源是危暐的一个备用信道：
“脑成像检查，我仍然愿意进行。时间：七天后。地点：曼谷朱拉隆功医院。条件不变。另外，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会在检查前给出我的答案。”
文字显示十秒后消失。
陶成文立即叫来技术人员追踪，但信号已经断开。
“他在给我们时间考虑。”沈舟说，“七天，也是他的期限。”
“或者说，”曹荣荣看着那行字的残影，“他需要七天时间，来为自己找到那个问题的‘算法’。”
夜幕降临。第九百章在悬而未决的决定中结束。
三个实验场仍然在平行运行，但它们的交会点正在逼近——七天后，曼谷的脑成像检查室，可能成为一切转折的现场。
而在那之前，每个人都有七天的时间，去思考同一个问题：
当罪恶开始自我解剖，我们是应该提供手术刀，还是应该递上手铐？
当魔鬼开始困惑于自己为何偶尔想做天使，这困惑本身，是救赎的开始，还是更深的陷阱？
第九百章，未完。答案在七天后，也在每个人的选择里。
kk园区真相揭露：通过多人物视角回忆和交叉证据，完整揭示危暐在缅甸诈骗窝点的“教授”角色，将其罪行从张坚案扩展到系统性培训诈骗集团。
伦理委员会的深度分裂：面对危暐主动提供的脑成像检查机会，研究团队在科学价值、伦理风险、受害者权益之间陷入艰难抉择。
危暐的心理转折信号：首次承认自己在经历“无法用模型解释”的变化——开始在意菲律宾社区的成功，开始困惑于母亲临终记忆。
多线叙事汇合：菲律宾社区、云海疗愈项目、危暐自我研究三条线开始实质性交织，实验场相互影响进入危险而诱人的深水区。
七日之约的悬念：脑成像检查设定在七天后，为下一章预留了充分的矛盾发酵和决策博弈空间。
【下章预告：第九百零一章《七日博弈》】
菲律宾社区会否发现“v博士”的黑暗过去？
三个教案案件的受害者将如何面对真相？
修复中心内部三派势力如何争夺决策主导权？
危暐将如何回答关于母亲的终极问题？
七天后曼谷的脑成像检查室，将成为真相的解剖台，还是谎言的演播厅？
罪恶的消化仍在继续，但消化液已经开始腐蚀容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