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棋盘街以西，《京报》新的报房所。
每日寅时三刻开始，这里已逐渐成为大明信息与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灯火通明，人声与印刷机的哐当声交织，直至天色大亮，散发着新鲜墨香的报纸被捆扎妥当，由快马或驿卒送往京城各处衙门、会馆、书院，乃至通过驿站系统辐射全国。
值房内，掌《京报》的东阁大学士费宏，正就着明亮的烛光，审阅明日即将刊发的稿件清样。近来面容越发清癯，但目光始终沉稳，可此刻却微微蹙着眉头。
案头堆着数篇待定的文章，涉及秋狩、黑石炮战事、江西新政近况、以及一篇由南京国子监某监生投来的、探讨松江棉布产业变化的稿件。
作为皇帝的亲信重臣和《京报》的实际主导者，费宏深知这份报纸已远非简单的朝政公报。它是皇帝推行新政、引导舆论、乃至塑造士林风气的重要工具。正因如此，每期内容的取舍、分寸的拿捏，都需慎之又慎。
秋狩报道已定稿，重点渲染“陛下躬亲骑射，整军经武，京营新军威仪赫赫”，也略微提及“皇长子随驾观习，沉稳有度”。这部分没有问题，既彰显武备，又含蓄地点出皇长子的亮相，符合圣意。
江西的报道，主要引用吴永年报来的正面数据——清丈增赋、工坊兴隆、流民安置，并配发了一篇由他授意、心腹翰林撰写的评论，强调“通商惠工乃补农恤民之良法，非与民争利”，继续为新政张目，驳斥那些“舍本逐末”的论调。
棘手的是黑石炮战事和那篇松江棉布的来稿。
黑石炮的消息来自兵部转发的杨一清战报概要，语焉不详，只言“鞑虏雪夜偷袭宣府前出墩堡，我军奋勇击退，杀伤相当”。费宏知道，真实的战斗必定更加惨烈和凶险。如何报道？大肆渲染胜利，可能助长轻敌；如实反映险情和伤亡，又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或对“前出支撑点”新战术的质疑。
沉吟片刻，费宏提笔在战报概要旁批注：“可发。着编辑房润色，要点如下：一，彰我将士忠勇，浴血奋战，固守国土；二，明鞑虏狡诈，利用风雪，行偷袭卑劣之举；三，略提我军新式火器及预设工事之效用；四，强调此战证明前出据守、控制要隘之必要性，呼应杨督堂方略。毋需详述伤亡，以‘我军亦有折损，然士气愈昂’带过。”
他决定将报道的基调定为“血勇的胜利与必要的坚持”，既鼓舞人心，也间接支持了杨一清的军事改革。
再看那篇来自南京国子监沈文澜“经济社”同窗的稿件《松江棉布新态管窥》，文章用平实的笔触描述了松江布商黄汝璋推广改良纺车、以契约定质收购棉纱的做法，分析了其对棉布质量提升、农户收入增加的影响，并委婉提出了“商贾主导之生产联合，或可补官府劝导之不及，然其利与弊，亦需察之”的观点。
费宏指尖轻叩桌面。这种来自年轻士子、关注具体工商实践的稿件，正是皇帝乐见并鼓励的“实务”文风。它不空谈义理，而是基于观察和分析。刊发此文，既能彰显《京报》开放言路、鼓励实学的态度，也能引导更多士子关注民间经济动态。但风险在于，文中提及的“商贾主导”，可能触动某些视“重农抑商”为天经地义的清流神经。
思考再三，费宏批道：“此文可发，置于‘四方风闻’栏。原文照登，唯将‘商贾主导’改为‘商民协力’，‘其利与弊’后加‘尤需官府善加引导，兴利除弊’。另，可配发短评，肯定其观察细致，倡导士子留心民瘼、讲求实用之学。”
他既要保护投稿者的积极性，又要给可能出现的批评者预留转圜余地，更要把握住“鼓励实学”的核心导向。
《京报》编辑房内，气氛比费宏的值房要活跃，也略显杂乱。十数名从翰林院、国子监选拔而来的年轻编修、誊录，正忙碌地校对、排版、争论。他们大多功名不高，但思维活跃，文笔尚可，对新生事物接受度高。
“王兄，你看这句‘水轮激荡，织机自转，女工但司看顾投料而已’，是否过于直白？少了些文采？” 一个年轻编修指着关于江西水力织机的报道草稿问道。
被问的王编修头也不抬：“要什么文采？徐侍郎说过，格物之事，贵在清晰明白。咱们这是《京报》，不是诗词集。就这么写，让识字的工匠都能看懂大概才好！”
另一角，负责“四方风闻”栏的刘编修，正兴奋地对同伴说：“你们看这南京来的稿子，写松江棉布的！居然有士子真去留意纺车和收纱的契约！比咱们成天琢磨那些官样文章有意思多了！”
“嘘，小声点！” 同伴提醒，“费学士还没最终定呢。不过……确实难得。”
这些年轻报人，在日复一日的编辑工作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皇帝和费宏办报理念的影响：重事实、讲实效、关注实务、文风求实。他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新的眼光去筛选和加工信息，尽管过程中仍不免带着士人的优越感和对“文雅”的留恋。
当然，争论也时有发生。比如关于黑石炮战报的润色，有人主张应多写将士英勇细节，有人则认为当突出战术得失。最终，往往需要更资深的编辑或费宏亲自定夺。这个小小的报房，也成为了新旧观念、不同文体风格碰撞融合的微观战场。
随着新一期《京报》的刊发，其内容再次在京城及各地的士人圈层中激起涟漪。
秋狩与皇长子随驾的报道，让许多官员进一步确认了皇帝对长子的培养意向。私下议论中，“沉稳有度”、“颇识武备”成为提及皇长子时的常用词。一些有心人开始更仔细地研读任何与皇子相关的文字。
黑石炮的战事报道，虽经润色，但“雪夜偷袭”、“奋勇击退”、“前出据守之必要”等关键词，仍让敏感者意识到北疆局势的紧张和新战术推行的艰险。武官勋贵圈子对此讨论更多，有人为同袍血战而激昂，也有人对“离城野守”暗自嘀咕。但无论如何，《京报》的定性报道，为杨一清的方略提供了一层舆论上的支持。
真正在年轻士子中引起更多讨论的，是那篇《松江棉布新态管窥》和配发的鼓励实学短评。
南京国子监内，沈文澜的“经济社”同窗们看到自己（匿名）的稿件被录用，激动不已，这无疑是对他们研究方向的最大鼓励。更多的人开始找来这期《京报》细读。
“看，《京报》也鼓励咱们留心这些！” 一个年轻监生指着短评道，“‘士子当知稼穑之艰，工贾之务，方能言经世济民’，说得多好！”
“那黄姓布商之法，倒是别开生面。以契约定质收纱，看似商贾之术，却也能惠及小民。” 另一人沉吟道，“以往只知抑商，却未细思商亦有道。”
当然，嗤之以鼻者仍有之。“堂堂《京报》，竟刊载商贾敛财之术，渐染铜臭，斯文扫地！” 某位老翰林在家中愤愤地将报纸掷于地上。但其门生私下却可能偷偷捡起阅读，心中好奇。
在苏州，沈继宗也第一时间看到了这期《京报》。他对松江棉布的文章不感兴趣，却敏锐地注意到《京报》对“实务”、“实学”的推崇态度，以及其作为官方喉舌的导向性。这让他更加坚定了钻研技术、并将“沈家规矩”推行下去的决心，甚至萌生了将来是否也能在《京报》上，以“商民”角度发表一些关于技术改良心得的念头（当然，这需要极其谨慎）。
《京报》影响力的扩大，自然侵占了原有的一些舆论空间。以往，一些代表守旧或特定利益集团意见的“小抄”在士大夫圈层私下流传颇广，常能影响清议。如今，《京报》以其官方背景、定期发行、内容“新颖务实”，吸引了越来越多士人，尤其是年轻士子和中下层官员的关注。
一些小抄的作者感到压力，有的试图模仿《京报》的文风，也谈论一些实务，但骨子里仍是旧调；有的则加大攻击力度，指责《京报》“淆乱圣学”、“媚俗邀宠”。最近，便有一份小抄含沙射影，借黑石炮伤亡，抨击“边将好大喜功，轻启衅端，置士卒于险地”，并影射朝廷“奇技淫巧，耗费国帑，终难免阵前之失”。
这种言论，费宏通过渠道也有所耳闻。他没有选择在《京报》上直接驳斥对骂，那有失体统，也容易陷入无尽的口水战。他采取的方式更巧妙：在下一期规划中，增加一篇由兵部职方司提供的、介绍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势力作战中，控制前沿要地重要性的历史文章，以史为鉴，侧面论证“前出据守”的战略意义。同时，安排一篇由徐明远提供素材，主要内容是关于格物院改进火器工艺、提升可靠性的报道，强调技术进步对减少伤亡、提升战力的作用。
他要用事实、历史和逻辑，来构建防御，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他要让《京报》成为士人获取“正面”、“建设性”信息的主要渠道，逐步挤压那些只有抱怨和攻击的小抄的生存空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关乎思想阵地的持久战。
费宏审阅完所有清样，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窗外已是晨曦微露。新一期的《京报》即将付印，带着经过权衡的文字，飞向四面八方。
他知道，单凭一份报纸，无法立刻扭转百年积习和深固的观念。但它的作用在于日积月累，在于营造一种氛围，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话语体系和关注焦点。当越来越多的士子开始习惯从《京报》上了解边情、知晓新政、讨论工商，当“实务”、“实学”通过这些白纸黑字逐渐获得某种“正当性”，那么整个士林的风气，乃至未来帝国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都可能发生缓慢而深刻的改变。
铁笔如椽，千钧虽重，亦可潜移默化。《京报》看似不如军事改革那般铁血铿锵，不如经济新政那般直观利益，但却始终如同无声的春雨，在不断浸润着大明的思想土壤，为一切变革培育着最基础也最关键的认知环境。它的锋刃，不在战场，而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