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纽约降落时是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李特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长老会医院，连酒店都没订。李雪在住院部门口等他，眼圈是黑的。
“昨天开始发烧，”李雪边走边说，“三十八度五，降不下来。左边脸完全不能动了，头疼得撞墙。”
病房里，艾薇儿侧躺着，背对着门。李特放下箱子走过去，看见她右手里攥着个冰袋，左半边脸贴着胶布——那是防止眼睑无法闭合导致角膜损伤的医用胶布。她听见动静转过头，右眼睁开一条缝。
“你来了。”声音含糊得像含了颗核桃。
李特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第几天了？”
“第七天。”艾薇儿想抬起左手，但手臂只抬到一半就无力地垂下。她皱了皱眉——只有右半边脸能皱。
“多难熬？”李特问。
“想象一下全身的神经都在发炎，而且我们无法用强效止痛药，因为会干扰抗生素效果。她得硬扛。”
夜里十一点，艾薇儿开始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肌肉不受控制的痉挛。李特按铃叫护士，值班医生来看后给了支镇静剂。“神经系统反应，”医生说，“正常的。”
“都这样了还正常？”李特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急。
医生看了他一眼。“对莱姆病晚期患者来说，是的。”
镇静剂起效后，艾薇儿睡了三个小时。凌晨两点，她又醒了，说右膝盖疼得像被锤子砸。李特帮她按摩，从膝盖到脚踝，手法笨拙但仔细。艾薇儿闭着眼，额头全是汗。
“像不像2005年，”她忽然说，“我脚踝扭伤那次。”
李特手上动作没停。“那次你骂了我半小时，说我扶你的姿势像在搬冰箱。”
“因为你就是像在搬冰箱。”艾薇儿想笑，但左边脸纹丝不动，笑容就成了半张脸的怪表情。
第五天，艾薇儿的头痛发展到需要戴墨镜的程度。病房的窗帘得一直拉着，连手机屏幕的亮度都要调到最低。李特给她念新闻，念到体育版时跳过nba的部分——但艾薇儿会说：“你g5结束后不该来的。”
“不要想那些，好好养病。”
第十天，新的症状出现了：耳鸣。艾薇儿说右耳朵里有台老式电视机在播雪花屏，二十四小时不停。医生说是听神经受累，可能会持续几周，也可能几个月。那天下午，李特去买了副降噪耳机，但艾薇儿戴了十分钟就摘下来：“没用，声音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李特坐回椅子，想了半天，开始哼歌。不是什么成调的曲子，就是即兴的旋律，高低起伏。哼了十分钟，艾薇儿说：“左边耳朵好像好点了。”
“真的？”
“假的。”她右眼弯了弯，“但你的调子比耳鸣好听。”
第十五天，凯瑟琳医生带来个不算好的好消息：血液检测显示伯氏疏螺旋体载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但艾薇儿的肝酶指标升高了。“抗生素的副作用，”医生说，“得加保肝药。”
“所以是前进一步，后退半步？”李特问。
“是前进一步，发现路上有个坑，得绕过去。但她神经症状的高峰应该快过去了。最难受的也就这几天。”
他说得轻巧，但当晚艾薇儿就体验了什么叫“高峰”。半夜一点，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用还能动的右边身体挣扎着坐起来，左手无力地垂着。“李，”她说，声音是抖的，“我喘不过气。”
不是哮喘那种喘不过气，是肋间肌和膈肌痉挛导致的呼吸受限。值班医生和护士冲进来，监测仪上血氧饱和度掉到百分之九十。医生给了支肌肉松弛剂，二十分钟后，痉挛缓解了，但艾薇儿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病号服全湿透了。
李特帮她换衣服时，发现她左侧肩胛骨下方有一片红斑——不是皮疹，是皮下出血点。“这也是症状？”他问早班护士。
护士看了眼，叹气。“压力性紫癜。她疼的时候肌肉绷得太紧，毛细血管破了。”
那天之后，李特学会了所有监测仪的数据怎么看。血氧不能低于九十五，心率不能持续超过一百二，呼吸频率不能低于十二次。他像守门员一样守着这些数字，困了就在椅子上打盹，但睡不深，一点动静就醒。
第二十天，艾薇儿终于能稍微动动手指了。她让李特把ipad拿来，用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戳：“我想吃冰淇淋。”
“医生说你得吃流食。”
“香草味的流食。”
李特去医院的便利店买了盒香草味布丁，用热水温到不烫手。艾薇儿吃了半盒，剩下的喂给了李特。“像不像以前，”她说，“我总抢你的冰淇淋。”
“是你总点两个球，吃不完就塞给我。”
“因为你说你不爱吃甜的。”
“我是不爱吃，”李特挖了一勺布丁，“但你说‘不能浪费’，我就得吃。”
艾薇儿看着他，右眼慢慢红了。她转过头去，没让眼泪流下来。
第二十五天，安德森医生带来真正的进展：面瘫开始缓解了。早上艾薇儿照镜子时，发现左嘴角能往上抬一毫米了。她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结果成了龇牙咧嘴的怪相。李特在旁边看，没憋住笑。
“笑什么？”艾薇儿含糊地说，但眼里有光。
“去你的。”
那天下午，艾薇儿尝试下床走了三步。李特扶着她，两人像连体婴一样挪到窗边。窗帘拉开一条缝，六月的阳光涌进来，艾薇儿眯起眼。
“外面天气很好。”她说。
“等你好了，带你去中央公园。”
“坐那个难看的观光马车？”
“对，就那个难看的。”
第三十天，艾薇儿左手能举过头顶了。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摸了摸李特下巴上的胡茬——这一个月他没刮过胡子。“像刷子。”她说。
“故意的，”李特说，“等你好了亲手给我刮。”
那天晚上，安德森医生来做月底评估。“最坏的阶段过去了，”他说，“神经症状会慢慢恢复，但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面瘫可能还会反复，头痛也会，但强度会递减。”
“能完全恢复吗？”李特问。
“大概率可以，但需要时间。”医生看了眼艾薇儿，“还有耐心。”
医生走后，病房里安静下来。艾薇儿靠在床头，左手慢慢地在空中画圈——这是康复师教的活动关节的动作。李特在削苹果，刀法笨拙，苹果皮断了好几次。
“李特。”艾薇儿忽然说。
“嗯？”
“这一个月，你没碰过篮球。”
李特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赛季结束了。”
“但你连训练都没去。”
“训练营十月才开始。”
艾薇儿不说话了。她接过苹果，用右手小指和无名指夹住牙签——左手还拿不稳。吃了两块，她说：“回克利夫兰吧。我这边有李雪。”
“李雪明天回费城，她有个并购案要跟。”
“那请护工。”
“护工没我专业。”李特给自己也插了块苹果，“我学过按摩，还懂监测仪，还会调输液速度。”
艾薇儿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你胡子真的很丑。”
“你左脸还是歪的。”
“去你的。”
两人都笑了。这次艾薇儿的笑容接近完整了——左边嘴角抬起了大约三毫米，眼睛弯成月牙。虽然不对称，但那是笑。
窗外，纽约的夏天正式开始了。中央公园的树绿得发亮，哈德逊河上有观光船驶过。而在这间病房里，时间以输液的滴速计算，以体温的升降为刻度，以神经一点点重新连接为进程。
李特看了眼手机，六月二十八日。一个月零五天。他收起手机，继续给艾薇儿按摩左手手指——从指根到指尖，每根二十下，康复师规定的。
“明天想吃什么？”他问。
“汉堡。”
“不行。”
“那就冰淇淋。”
“吃过了。”
“李特，”艾薇儿用能动的右手戳他胳膊，“我是个病人。”
“病人更得听话。”
“那你唱首歌，我就喝粥。”
李特清了清嗓子，开始哼一段即兴的调子。没有歌词，就是旋律，在午后的病房里慢慢铺开。艾薇儿闭上眼睛听，左手手指在他掌心里微微动了动。
点滴还在继续，监测仪规律地响着，窗外的纽约一如既往地喧嚣。但在这间病房里，时间仿佛被拉长了，长得足够让很多东西重新生长——比如神经末梢，比如笑容，比如一些曾经以为已经结束的故事。
李特哼完最后一个音符时，艾薇儿已经睡着了。呼吸平稳，左脸放松，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他轻轻放下她的手，拉好被子，坐回椅子。
一个月零五天。还会有第二个月，第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