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灯光在凌晨两点显得格外苍白。秦建国放下电话后，久久没有动弹，听筒里嘟嘟的忙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出什么事了？”林文渊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
秦建国沉默了几秒，最终决定透露部分信息：“陈老让我明天单独见他，说有紧急情况。其他细节，我不便多说。”
林文渊理解地点点头，文物保护工作中，有时确实需要严格的信息隔离。他看了眼电脑屏幕：“天文条件算出来了。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九点至十一点，青龙七宿角宿正好位于天目山上空。距离现在还有五个多月。”
“时间充裕，但我们需要提前准备。”秦建国看了眼手表，“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再整理一下资料。”
林文渊离开后，秦建国并没有继续工作。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老式笔记本——不是周维明的遗物，而是他自己这些年来记录工作心得和疑点的手札。翻到最新一页，他开始梳理目前掌握的情况：
“文脉工程”已发现两处藏点：紫金山（顺利开启）、黄山文殊洞（遇袭，文物已转移）
三把钥匙：天、地、人已集齐，对应三个核心藏点
“金百合”目录线索出现，敏感度极高
境外势力“九鼎集团”已采取行动，可能有内应
陈老警告内部渗透
他在“可能有内应”和“内部渗透”下面重重划了两道线。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秦建国提前到达约定地点——玄武湖公园内一处僻静的长廊。这是他和陈老之前约定的几个备用见面点之一，周围视野开阔，难以被监听。
初秋的玄武湖，荷叶已开始枯黄，游人不算多。秦建国找了个面朝湖面的石凳坐下，假装欣赏风景，实则警惕地观察四周。
八点五十分，一个穿着灰色夹克、戴着鸭舌帽的老者缓步走来，坐在他旁边。是陈老，但打扮与平时完全不同。
“秦建国，长话短说。”陈老没有看他，目光依然落在湖面上，“昨晚，我的办公室被人闯入过。不是普通盗窃，对方目标明确，翻找的是‘金百合’目录相关文件。”
秦建国心头一紧：“丢了什么？”
“什么都没丢，因为我根本还没把那些文件放在办公室。”陈老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这说明两点：第一，对方知道我在查这个；第二，他们知道我负责这部分工作。而这项分工，只有工程领导小组的核心五个人知道。”
“五个人……”秦建国脑中迅速闪过那五张面孔：陈老、李处长、刘副局长、秦建国自己，还有档案组的负责人孙教授。
“我暂时无法确定是谁泄露的，或者是否有人被监控。”陈老继续道，“所以从今天起，我们改变工作方式。你‘河图洛书’藏点的探查计划，表面上按原方案准备，实际上我会给你另一套备用方案和备用团队。”
“备用团队？”
“对，人员已经筛选好，背景绝对干净。他们会伪装成地质考察队，提前进入天目山区域做前期准备。你明面上的队伍照常组建，但真正执行任务时，只有你知道如何与备用团队接头。”
秦建国感到一阵寒意：“需要做到这种程度？”
“不得不防。”陈老终于看了他一眼，“‘金百合’目录一旦落入某些人手中，不仅会被销毁，还可能反过来制造假证据，混淆历史。周维明用生命保护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出事。”
“我明白了。”秦建国点头，“备用团队的接头方式？”
陈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老式怀表，表面普通，但打开表盖后，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月照天目时，林深见石亭。”
“天目山深处有一个废弃的护林站，旁边有座石亭。备用团队的负责人会在每月农历十五的晚上八点到十点在那里等你。下次是三天后，你可以提前去接触一次。”
秦建国将怀表小心收好：“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你的所有通讯都可能被监听，包括加密线路。”陈老站起身，“以后我们需要见面，我会用这个方式通知你——”
他将一份折叠的《扬子晚报》放在石凳上，看似无意地露出一角。秦建国注意到，报纸日期旁用铅笔划了个很小的三角形。
“每天的报纸都会送到你办公室。如果日期旁有三角形，当天下午四点，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第三排靠窗位置见面。如果是圆圈，就是这里。如果是方块，表示情况危急，立即启动应急方案，地点在鸡鸣寺药师佛塔底层。”
陈老说完，拍了拍秦建国的肩膀，然后慢慢踱步离开，很快消失在晨练的人群中。
秦建国又在石凳上坐了十分钟，才拿起那份报纸，若无其事地离开。
回到南京博物院时已是上午十点。工程指挥部里气氛如常，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秦建国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李处长就敲门进来了。
“秦老师，黄山行动的总结报告需要你签字。”李处长递过一份文件，“另外，刘副局长让我问问，‘河图洛书’藏点的前期勘查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可以派专家组先去探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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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国心中警铃微响。按照原计划，确实有前期勘查环节，但李处长这样主动询问，结合陈老的警告，让他多了几分警惕。
“先不着急。”他面色如常地翻看报告，“天目山的地质情况复杂，我需要先研究一下历史资料和卫星地图。而且开启藏点有特定天文条件，要等到明年三月，时间充裕。”
“那倒是。”李处长点点头，“不过安全部门建议，重要藏点周边最好提前布控，防止‘九鼎’的人再次捣乱。刘副局长的意思是，可以派一支安保小队常驻天目山附近，建立临时据点。”
“这个建议不错。”秦建国在报告上签了字，“等我制定好详细方案，再请安保团队配合。”
李处长离开后，秦建国反锁了办公室的门。他打开电脑，调出工程领导小组五人的档案，一个个仔细审视。
陈老自然不用怀疑，否则不会发出警告。李处长是安全部门的老资格，背景清白。刘副局长主管文物局工作，多年来政绩突出。孙教授是文献专家，七十多岁了，一生致力于古籍保护。
从表面看，谁都不像内奸。但陈老的办公室被闯入是事实，而且对方能准确找到“金百合”目录相关文件的位置，说明对内部工作流程非常熟悉。
秦建国揉了揉眉心，感到一阵疲惫。保护文物本已不易，现在还要在团队中分辨敌友，压力可想而知。
接下来的两天，秦建国按部就班地工作，召集人员讨论“河图洛书”藏点的探查方案，研究天目山的地理和历史资料，一切都显得正常而有序。
但暗地里，他在准备另一套计划。
农历十五的晚上，秦建国以“查阅地方志资料”为由，驱车前往天目山。他没有用单位的车，而是租了一辆普通的suv。行车途中，他多次观察后视镜，确认没有被跟踪。
天目山位于浙江西北部，以大树华盖闻名九州，有“大树王国”之称。夜晚的山路寂静而曲折，车灯只能照亮前方一小段路。按照陈老给的坐标，秦建国找到了那个废弃的护林站。
护林站是几间破旧的砖房，显然已多年无人使用。旁边的石亭还算完好，八角形的石柱支撑着瓦顶，在月光下投下深深的阴影。
秦建国看了眼时间：晚上八点十分。他关掉车灯，坐在车里等待。
八点二十分，石亭里出现了一个人影。秦建国下车，握着手电慢慢走近。对方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材精干，穿着普通的户外服装。
“秦老师？”对方先开口，声音低沉。
“是我。你是？”
“陈老安排的人，叫我老吴就行。”男子出示了一个特别的徽章，上面有只有秦建国能识别的暗记，“备用团队一共六人，我是负责人。其他五人已经在天目山周边分散驻扎，身份是登山爱好者、植物考察者等，不会引人注意。”
秦建国仔细检查了徽章，确认无误：“陈老说你们背景绝对干净？”
“我们不属于任何常规单位。”老吴言简意赅，“直接对最高层负责，这次专门抽调来保障‘文脉工程’的核心任务。团队成员彼此不知道真实身份，只通过我和指挥链联系。”
这种保密程度让秦建国既安心又忧心——安心的是有可靠的力量协助，忧心的是局势已经严峻到需要这种级别的保护。
“天目山藏点的情况，你知道多少？”秦建国问。
老吴从背包里拿出一份地图铺在石桌上，用手电照亮：“这是根据周维明资料和现代卫星图综合绘制的地形图。藏点标记位于西天目山深处的‘仙人顶’区域，海拔约1500米，地形险峻，人迹罕至。”
秦建国仔细查看地图，发现藏点位置周围标出了三个可疑区域：“这些是什么？”
“我们的侦察员在这三个地方发现了近期人为活动的痕迹。”老吴指着标记，“不是普通游客留下的。脚印显示至少有五到七人，装备专业，而且有长期驻扎的迹象。”
“九鼎的人？”
“可能性很大，但不能完全确定。这些人很谨慎，营地隐蔽，作息规律，显然是受过训练的队伍。”老吴收起地图，“我的建议是，在正式探查前，我们先摸清这些人的底细。如果他们是‘九鼎’的先遣队，必须提前清除。”
秦建国沉思片刻：“不要打草惊蛇。既然他们要等藏点开启，我们不如将计就计。你们继续监视，记录他们的活动规律和通讯方式。我需要知道他们是否和内部有联系。”
“明白。”老吴点头，“另外，关于开启藏点的天文条件，我们查了历史气象资料。二十一日前后，天目山区域有60的概率出现阴雨天气，可能会影响观测。”
这是个实际问题。周维明设计机关时考虑的是特定天象，如果当晚云层太厚，看不到星宿，可能会错过时机。
“有没有备选方案？”秦建国问。
“根据天文计算，角宿当空的条件在每个月的某些时段都会出现，但高度角和方位角不同。”老吴说，“我们咨询了天文学专家，如果错过三月那次，下一个理想窗口是四月十八日，再下次是五月十五日。不过周维明特别标注‘青龙七宿角宿当空’，可能特指春季的某个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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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国记下这些日期。与老吴商定了后续联络方式后，他驱车返回南京。回程路上，他反复思考着整个计划的每个环节，试图找出可能被利用的漏洞。
凌晨两点，秦建国回到家中。这是一处老小区的公寓，陈设简单，书房里堆满了书籍和资料。他刚脱下外套，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加密短信，来自未知号码：“明天下午两点，古旧书店。”
秦建国心头一紧。这不是陈老约定的联系方式，难道是“九鼎”的试探？或者，是内奸主动接触？
他回复：“哪家书店？”
几分钟后，对方发来地址：中山南路“墨香斋”，并附上一个代号：“河图”。
“河图”正是“河图洛书”藏点的代号。知道这个代号的，只有工程领导小组的五人和少数几个核心专家。
秦建国犹豫了。去，可能有危险；不去，可能错过重要线索。他最终决定赴约，但要做足准备。
第二天下午一点半，秦建国提前来到中山南路。他没有直接进入“墨香斋”，而是在对面的咖啡馆找了靠窗位置，观察书店情况。
“墨香斋”是南京有名的旧书店，门面不大，顾客稀少。秦建国注意到，书店门口挂着一个“暂停营业”的牌子，但门是虚掩的。
一点五十分，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书店——是孙教授，文献组的负责人。
秦建国心中震惊。孙教授已经七十三岁，在古籍鉴定领域德高望重，怎么会用这种方式联系自己？难道他就是内奸？
他等待了十分钟，确认孙教授是独自一人，周围没有可疑人员后，才起身穿过马路，推开书店的门。
门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孙教授坐在深处的茶桌旁，面前摆着一套紫砂茶具。
“秦老师，请坐。”孙教授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抱歉用这种方式找你，但我实在不确定其他方式是否安全。”
秦建国没有坐：“孙教授，有什么事不能在工作场合说？”
“有些话，在工作场合说不得。”孙教授倒了两杯茶，手微微颤抖，“我知道陈老的办公室被闯入的事了，我也知道你正在查内奸。”
秦建国心中一凛，表面不动声色：“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别装了，秦建国。”孙教授抬起头，老花镜后的眼睛异常明亮，“我虽然老了，但不糊涂。我注意到最近有人偷偷查阅我的工作记录，调取我的通讯记录，是在调查我吧？”
秦建国沉默。安全部门确实在对所有核心人员进行背景复查，孙教授察觉到并不奇怪。
“我不是内奸。”孙教授直截了当，“但我可能知道谁是。”
这句话让秦建国终于坐了下来：“您有什么依据？”
孙教授从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有“工作手记 1982-1985”字样。
“这是我八十年代参与文物普查时的工作笔记。”他翻到其中一页，“看这里，1983年，我们在福建调查一批海外回流的文物时，发现其中有些东西的来历可疑。当时有一个中间人，自称是爱国华侨，帮助文物回流，但我怀疑他其实在利用这个渠道进行走私。”
秦建国看着笔记上的记录，确实提到了一个叫“赵明轩”的中间人。
“这和现在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赵明轩有个儿子，叫赵峰。”孙教授盯着秦建国，“浙江考古队的赵峰。”
秦建国脑海中闪过赵峰的面孔——那个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保密问题的考古队长。赵峰四十多岁，业务能力强，是“文脉工程”浙江分队的负责人之一。
“您是说，赵峰可能有问题？”
“我没有证据。”孙教授谨慎地说，“但我知道，赵峰年轻时曾在海外留学，回国后发展迅速。他父亲赵明轩九十年代初去世，留下的遗产据说很丰厚，但来源不明。”
“这些情况，安全部门应该掌握吧？”
“常规审查可能查不到这么深。”孙教授喝了口茶，“我之所以怀疑，是因为最近发现有人在系统里偷偷查阅‘金百合’目录的相关文献，而查询记录被技术手段掩盖了。能做到这一点的，必须是内部有一定权限的人。”
“您怎么知道查询记录被掩盖了？”
孙教授苦笑：“我干了五十年文献工作，对档案管理系统了如指掌。有些痕迹，普通人看不出，但逃不过我的眼睛。那个人做得很高明，几乎不留痕迹，但有一次，他忘了清除一个临时文件的记录。”
“能查到是谁吗？”
“不能直接查到，但我锁定了几个可能的人员范围，赵峰是其中之一。”孙教授将笔记本推给秦建国，“这些资料你拿去吧，希望能有帮助。但我提醒你，不要打草惊蛇。如果赵峰真的是内奸，他背后可能不只是‘九鼎’那么简单。”
秦建国接过笔记本，感到沉重：“孙教授，您为什么要冒风险告诉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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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1958年，我大学刚毕业，跟着我的老师参与抢救三峡文物。那时候条件艰苦，我们住在帐篷里，吃的是粗粮，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我的老师常说，文物是民族的记忆，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的根。”
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三年前，我的老师去世了。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小孙啊，我这辈子最欣慰的，就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过了我们手里的担子。’”
“现在有人想毁掉这些记忆，想切断我们的根。”孙教授的声音坚定起来，“我不能坐视不管。秦建国，你们这代人肩上的担子很重，但一定要扛住了。”
秦建国郑重地点头：“我会的。”
离开“墨香斋”时，已是下午三点多。秦建国将笔记本小心收好，心中有了新的方向。他需要验证孙教授提供的信息，同时不能暴露孙教授。
接下来的几天，秦建国表面上继续推进“河图洛书”藏点的准备工作，暗地里却在调查赵峰的情况。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他了解到赵峰确实有海外背景，曾在英国留学三年，回国后主持过多个重要考古项目，成绩斐然。
但有几个细节引起了秦建国的注意：一是赵峰的经济状况似乎过于优渥，他在杭州有一套豪宅，收藏了不少价值不菲的古玩；二是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很广，经常参加一些高端的文化交流活动，接触很多境外人士；三是在黄山行动前，赵峰曾以“考察周边环境”为由，提前一周到过黄山区域。
秦建国将这些信息加密记录下来，准备在下次与陈老见面时汇报。
农历十六的早晨，秦建国像往常一样浏览送到办公室的《扬子晚报》。他习惯性地先看日期旁是否有标记——没有三角形，没有圆圈，没有方块。
但当他翻到文化版时，一则不起眼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
“南京收藏家王先生近日展示其收藏的一幅明代山水画，经专家鉴定为罕见珍品。王先生表示，此画得自祖传，将考虑捐赠给博物馆。”
报道旁边配了一幅小图，画面模糊，但秦建国敏锐地注意到，画作的装裱方式很特别——用的是民国时期南京“荣宝斋”特有的“八角锦缎裱”。
这种裱法，他在周维明的笔记中见过描述。周维明提到，他与顾静安、王守真三人，曾将一些重要文献伪装成普通书画，采用特殊的装裱方式作为暗记。
难道这幅画就是其中之一？
秦建国立即查看报道细节：收藏家“王先生”全名王世荣，住在鼓楼区颐和路。他记下地址，决定去探一探虚实。
当天下午，秦建国以个人名义联系了王世荣，表示对那幅明代山水画很感兴趣，希望能亲眼观赏。王世荣爽快地答应了。
颐和路是南京着名的民国建筑区，两旁梧桐成荫，小洋楼林立。王世荣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看起来保养得很好。
王世荣本人六十多岁，儒雅斯文，自称退休前是大学历史教师。他将秦建国引到书房，小心地展开那幅山水画。
画作确实是明代风格，笔墨精妙，但秦建国的注意力完全被装裱吸引了。他仔细查看裱边的八角锦缎，确认与周维明描述的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在画轴的一端，有一个极小的凹槽，形状与“人”字钥匙的柄部吻合。
秦建国强压心中的激动，装作随意地问：“王先生，这幅画的传承脉络清楚吗？”
“据家父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在抗战时期寄存在我家的。”王世荣回忆道，“那位朋友姓周，说是要去外地避难，带着画不方便，就托家父保管。后来战争结束，那位周先生没有回来取，家父就一直保存着。”
“姓周？是不是叫周维明？”
王世荣惊讶地看着秦建国：“您怎么知道？家父确实提过这个名字，但我不确定是否准确。秦老师认识这位周先生？”
“算是工作上有些渊源。”秦建国含糊地回答，“王先生，如果这幅画与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项目有关，您是否愿意协助我们研究？”
王世荣沉吟片刻：“如果是为国家做贡献，我当然愿意。不过，我需要知道具体情况。”
秦建国斟酌着透露了一些信息：“这幅画的装裱方式很特殊，可能隐藏着一些重要线索。我们需要在专业设备下仔细检查，当然，整个过程会在您的监督下进行。”
王世荣最终同意了。秦建国联系了博物院的技术部门，安排当晚就对画作进行检测。
检测工作在博物院的文物实验室进行。利用多光谱成像技术，工作人员果然在画纸的夹层中发现了隐藏的文字。经过图像处理，一段密文逐渐清晰：
“致后来者：若见此文，吾等或已不在。‘河图洛书’所在，非止一处。真藏有三，分置天目三峰。开启之法，需以三匙引七星之光，映于特定水镜。第一镜在‘仙人顶’龙潭，余二镜待寻。镜位随节气而变，需依《洛书》数推之。三镜齐映，真门方现。慎之，慎之。维明，癸未年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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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国反复阅读这段文字，心中震撼。周维明竟然设计了如此复杂的系统——三个藏点，三个水镜，需要同时反射星光才能开启真正的入口。
“天目三峰”指的是西天目山的主峰仙人顶、东天目山的大仙峰，以及连接东西天目的龙王山。这三个地方相隔数十公里，如果要同时进行，需要三组人手，精密配合。
而且还需要“依《洛书》数推”镜位，这意味着必须有精通古代数术的人参与计算。
秦建国突然感到一阵无力。他原本以为只需要找到藏点，用钥匙开启即可，没想到周维明的设计一层套一层，每一层都比前一层更复杂。
“秦老师，我们怎么办？”实验室的技术员问。
“先把所有数据备份，原件恢复原状。”秦建国做出决定，“我要向领导小组汇报这个发现。”
但他没有立即行动。陈老的警告仍在耳边回响，内奸可能就在领导小组中。如果贸然汇报，消息可能再次泄露。
秦建国决定先联系陈老。他回到办公室，检查第二天的报纸送达情况。按照约定，如果有紧急情况需要见面，陈老会在报纸上做标记。
第二天一早，秦建国迫不及待地打开《扬子晚报》。日期旁，一个清晰的铅笔三角形映入眼帘。
下午四点，南京图书馆古籍阅览室。
秦建国提前十分钟到达，在第三排靠窗位置坐下，面前摊开一本《天目山志》。四点整，陈老准时出现，手里拿着一卷微缩胶片，像是普通的研究者。
两人没有立即交谈，而是各自阅读了十几分钟。确认周围安全后，陈老低声开口：“有什么情况？”
秦建国将发现隐藏密文的事情简要汇报，并提到了对赵峰的怀疑。
陈老听完，沉默良久：“三个藏点，三面水镜，同时开启……这确实符合周维明谨慎的风格。他是在确保，即使有一两个点被破坏或发现，真正的核心仍然安全。”
“我们需要重新制定计划。”秦建国说，“原定的仙人顶探查，可能只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陈老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这边也有发现。我的人在调查‘金百合’目录线索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一些右翼学者近期突然对天目山地区的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论文内容是什么？”
“主要是论证‘某些中华文明元素可能源自日本’之类的老调重弹。”陈老冷笑，“但我查了这些学者的背景，他们与几个境外基金会关系密切，而那些基金会，与‘九鼎集团’的资金往来频繁。”
秦建国明白了：“他们是学术幌子？为‘九鼎’的行动提供合理性？”
“很可能。如果‘九鼎’在天目山有所发现，这些学者会第一时间‘鉴定’，然后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将文物转移出境，最后发表‘研究成果’，篡改历史叙事。”
“所以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文物本身，还有历史解释权。”
“没错。”陈老神色凝重，“这才是最危险的。秦建国，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而且要确保所有发现的研究和解释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建议成立一个特别研究小组。”秦建国思考着说，“成员要绝对可靠，负责解密周维明留下的所有线索，同时准备应对可能的历史论战。”
陈老点头同意：“人选你来定，但要严格审查。另外，关于三个水镜的位置推算，需要找《洛书》数术专家。我知道一个人，叫沈墨，是南京大学退休的数学史教授，对古代数术有很深研究。不过他脾气古怪，不问世事多年，需要特别方式才能请动。”
“我去试试。”
“小心些，不要暴露真实目的。”陈老提醒，“还有赵峰的事情，我会让安全部门秘密调查。在证据确凿前，不要惊动他。必要时，我们可以利用他传递一些假消息。”
两人又商讨了一些细节，然后先后离开图书馆。
秦建国回到博物院后，立即开始着手两件事：一是组建特别研究小组，二是联系沈墨教授。
研究小组的人选他斟酌再三，最终确定了五人：林文渊负责文献解密，博物院的技术主任负责检测分析，一位考古所的年轻研究员负责地理信息，还有两位分别擅长密码学和历史研究。所有人都经过背景核查，且与赵峰没有直接工作关联。
联系沈墨教授则费了一番周折。这位老教授退休后深居简出，不接电话，不见客。秦建国最终通过沈墨以前的一位学生，才得到了见面的机会。
三天后的下午，秦建国来到南京大学家属区一栋老旧的教授楼。敲开门，一个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打量着他：“你就是秦建国？小张说你找我有学术问题请教？”
“沈教授您好，确实有一些古代数术方面的问题想请教。”秦建国恭敬地说。
沈墨让秦建国进门。房间不大，堆满了书籍和文稿，墙壁上挂着各种奇怪的图表和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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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什么问题？”沈墨直接问道。
秦建国没有透露“文脉工程”的具体情况，而是以研究课题的名义，提出了一个抽象问题：“如果古代有人设计了一个机关系统，需要利用水镜反射特定时间的星光，镜位随节气变化，变化规律可能遵循《洛书》数理，该如何推算镜位？”
沈墨眼睛一亮：“有趣的问题。有更具体的条件吗？比如地理位置、时间范围、星光来源？”
秦建国谨慎地提供了天目山区域、春季夜间、青龙七宿角宿等有限信息。
沈墨走到一块白板前，开始写写画画：“《洛书》数理，核心是九宫格，数位对应方位、节气、天象……如果结合天文历算，确实可以建立一套镜位推算系统。”
他边写边解释，复杂的公式和图表逐渐铺满白板。秦建国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能看出沈墨的推演逻辑严密。
两个小时后，沈墨停下笔，看着满板的算式：“理论上，可以推算出来。但我需要确切的地理坐标、具体日期和时间、以及水镜可能设置的海拔范围。”
秦建国知道，要得到这些信息，必须透露更多实情。他权衡再三，决定有限度地透露：“沈教授，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果您愿意协助，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但需要您签署保密协议。”
沈墨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笑了：“是周维明那个系统吧？”
秦建国心中一震：“您知道？”
“三十多年前，我参与过一次文物鉴定，见过一些有类似设计理念的东西。”沈墨回忆道，“当时就有人提到，抗战时期有一批学者设计了复杂的文物藏匿系统，其中运用了古代数术。没想到现在被你们找到了。”
“那您愿意帮忙吗？”
沈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走到书柜前，取下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是我年轻时的研究手记，里面有些内容可能对你们有用。至于推算镜位的工作，我可以做，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所有发现，必须首先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宣传。”沈墨严肃地说，“历史真相本身就有力量，不需要过度包装。”
秦建国郑重承诺：“我们的目的就是还原和保护历史真相。”
带着沈墨的手记和初步推算方法，秦建国回到了指挥部。特别研究小组已经集结完毕，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随后的两周里，秦建国像走钢丝一样，平衡着明暗两条线的工作：明面上，他继续主持“河图洛书”藏点的常规准备工作，定期召开进度会议，赵峰也作为浙江分队负责人参与其中；暗地里，他领导特别小组破解周维明的设计，同时通过老吴了解天目山区域的可疑人员动向。
一天晚上，秦建国正在办公室分析沈墨提供的推算结果时，加密手机突然震动。是老吴发来的紧急信息：
“监视目标有异动。三号区域人员于今晚七点全部撤离，行踪不明。请求指示。”
秦建国立即回复：“其他区域情况？”
“一号、二号区域人员仍在，但活动减少，似乎在等待什么。”
秦建国看了看日历——明天是农历十月初一。他突然想到，周维明的笔记中曾提到“朔望之交，阴气始盛”，但没有具体说明与机关的关系。
难道“九鼎”的人得到了更多信息，知道某些机关在特定农历日期会有变化？
他立即联系陈老，告知这一情况。
陈老的回复很快：“我收到情报，‘九鼎’高层近期有重要人物入境，目的地可能是杭州。可能与天目山行动有关。你要小心，他们可能要在近期采取行动。”
秦建国感到时间紧迫。如果“九鼎”要提前行动，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第二天一早，秦建国召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提出鉴于安全形势变化，建议提前进行天目山藏点的前期勘查。
会上，赵峰第一个表示支持：“我同意秦老师的意见。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我可以带领浙江分队先上山，建立前进基地。”
刘副局长有些犹豫：“但天文条件还没到，提前上去有什么用？”
“熟悉地形，排查危险，为正式行动做准备。”秦建国解释，“而且，如果‘九鼎’的人已经在那里，我们可以掌握他们的动向。”
李处长从安全角度考虑后也表示同意。会议最终决定，三天后派出先遣队前往天目山。
散会后，赵峰主动留下，与秦建国商讨先遣队的组成和路线。秦建国注意到，赵峰对仙人顶区域的地形异常熟悉，甚至知道一些连最新地图上都没有标出的小路。
“赵队长对天目山很熟？”秦建国故作随意地问。
“小时候跟父亲去过几次。”赵峰回答得很自然，“他喜欢收集奇石，天目山的火山岩很有特色。”
这个解释合理，但秦建国心中的疑云更重了。
当晚，秦建国秘密约见老吴，制定了应对方案：先遣队明面上由赵峰带领，实际上老吴的团队会暗中跟随，一旦赵峰有异常举动，立即控制。
同时，特别研究小组在沈墨的指导下，已经初步推算出三个水镜的可能位置。其中仙人顶龙潭的水镜位置相对确定，但另外两个还需要更多数据。
出发前夜，秦建国最后一次检查装备。他的背包里除了必要的考古工具，还藏着一把小型信号枪和一份加密地图。地图上标出了老吴团队的接应点和紧急逃生路线。
凌晨四点，车队在夜幕中驶出南京。秦建国坐在头车副驾驶位置，赵峰开车。后座是两位年轻考古队员和一位安保人员。
山路蜿蜒，车灯划破黑暗。秦建国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树影，心中默念着周维明笔记中的一句话：
“文物之重，不在其值，而在其所载之文明，所系之精神。护文物者，护国脉也。”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