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往西，车队在山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
张海洋坐在吉普车副驾驶座上，被颠得胃里翻江倒海。他手里紧紧抱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ly-i发动机改进型的全套图纸——蜡纸底图，足足有三十多斤重。
“张工，快到了。”司机是个当地人，说话带浓重的川音，“前面就是‘三线厂’了。”
张海洋抬起头。窗外，群山连绵，雾气缭绕。盘山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缠绕在墨绿色的山体上。偶尔能看到隐在树林里的建筑屋顶，都是老式的红砖房，有些墙上还刷着褪色的标语。
“这些厂……还在生产吗？”他问。
“生产啊，怎么不生产。”司机说，“就是规模小了点。以前这里热闹得很，好几万人呢。现在年轻人都往外跑，留下的都是老工人老师傅。”
吉普车拐过一个急弯，眼前豁然开朗。山谷里，一片厂区依山而建。厂房大多是一层的砖混结构，屋顶是石棉瓦，有些已经破损。厂区道路坑坑洼洼，路边长满杂草。但仔细看，能发现车间里还有灯光，烟囱还在冒烟。
“到了。”司机停下车，“您要找的142厂，就这儿。”
张海洋下车，腿有些发软。他环顾四周——这和他想象中的“工厂”差距太大了。研究院虽然也在西南山区，但毕竟是新建的，规划整齐，设备先进。这里……像是时间停滞在了六十年代。
但他没时间感慨。抱着图纸包，他走向厂部办公楼。
办公楼是一栋两层小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门口的牌子上，“国营第142机械厂”几个字已经斑驳。推门进去，走廊昏暗，墙上的宣传栏里还贴着197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
“请问，刘厂长在吗？”张海洋问值班室里的一个老头。
老头抬起头，老花镜滑到鼻尖：“你找刘厂长？他在车间呢。往里走，热处理车间。”
张海洋道了谢，顺着老头指的方向走。厂区很大，但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机床运转的声音。他路过几个车间，从窗户往里看——设备都很老旧，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产品，有些甚至还能看到俄文铭牌。但维护得很好，擦得锃亮。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专注地操作着机器。
热处理车间在厂区最深处。张海洋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车间里，几个老师傅正在操作一台井式热处理炉，炉门开着，里面通红的工件发出耀眼的光。
“刘厂长？”张海洋试探着喊了一声。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转过身。他个子不高，但很敦实，工作服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脸上有被炉火长期炙烤留下的红晕。
“我是刘大山。”他走过来，和张海洋握手。手很粗糙，很有力，“你就是研究院的张工吧？欢迎欢迎。”
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正题。张海洋打开帆布包，在车间里一张旧桌子上摊开图纸。
“刘厂长，我们需要加工一批涡轮叶片。”他指着图纸上复杂的曲面，“材料是新型镍基高温合金，加工精度要求很高。您看看，咱们厂能不能做？”
刘大山俯身看图。他看得非常仔细，手指在图纸上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进行某种计算。看了足足十分钟，他才直起身。
“能做。”他说，“但得改工艺。”
“改工艺？”张海洋心里一紧。研究院的工艺是经过无数次试验确定的，改工艺意味着风险。
“你们的工艺是为五轴加工中心设计的。”刘大山说得很直接，“但我们这里没有五轴，只有两台老式三轴铣床，还是苏联援建时留下的。所以得改——用三轴做多道工序，保证精度。”
他拿起一支铅笔，在图纸空白处快速画起来。线条流畅，比例准确，一看就是老手。
“你看，这个曲面，你们是一次成型。我们可以分四道工序：先粗铣，留余量；然后热处理消应力；再精铣；最后手工抛光。虽然慢，但精度能保证。”
张海洋看着那些草图，脑子里快速计算。分四道工序，会增加误差积累的风险，但如果每道工序都严格控制……
“成品率能到多少？”他问出最关心的问题。
刘大山想了想：“第一批，百分之五十。熟练了以后，能到七十。”
百分之五十。张海洋心里一沉。研究院用五轴加工，成品率是百分之八十五。这意味着成本要增加近一倍。
“时间呢？”他又问。
“第一批，二十天。后续如果批量做，十天一批。”刘大山看着他，“张工，我知道这比不上你们研究院的条件。但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水平了。”
张海洋沉默了。他看着车间里那些老旧的设备，看着老师傅们专注的神情，看着墙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标语——那标语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这些厂，这些工人，这些设备，都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遗产。在最困难的年代，他们隐姓埋名在大山里，为国防工业打下了基础。现在时代变了，他们被遗忘了，设备老旧了，但他们还在，技术还在，精神还在。
“刘厂长，”张海洋最终说，“我们做。先做第一批，二十件。材料和工装，我明天就让人送过来。”
刘大山笑了，笑容很朴实：“好。你放心，我们142厂虽然老了，但活儿不差。当年给歼-7做叶片，也是这么一点一点啃下来的。”
当天晚上，张海洋住在厂里的招待所。房间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玻璃裂了，用胶布粘着。但被子洗得很干净，有阳光的味道。
他睡不着，索性起来整理资料。桌上那盏台灯，灯罩是铁皮做的，已经锈蚀。灯光昏暗，但他还是坚持把工艺方案重新写了一遍。
写到半夜，有人敲门。是刘大山，手里端着一碗面条。
“张工，饿了吧？厂里食堂关了，我让我家那口子下了碗面，你将就吃点。”
面条是手工擀的，很筋道，上面卧了个荷包蛋，撒了葱花。张海洋确实饿了，接过碗大口吃起来。
刘大山坐在床边，看着他吃。等张海洋吃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
“张工，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您说。”
“你们研究院……是不是遇到难处了？”刘大山问得很直接，“不然怎么会找到我们这种老厂来做这么精密的活儿？”
张海洋放下碗，沉默了几秒。他知道，瞒不住这些老师傅。他们虽然在山里，但眼睛亮着呢。
“是遇到难处了。”他实话实说，“国外封锁，进口设备进不来了。我们有些活儿，得自己想办法。”
刘大山点点头，没有惊讶，像是早有预料。
“六十年代，苏联人撤走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情况。”他点了支烟——是那种没有过滤嘴的“经济烟”，烟味很冲，“那时候我刚进厂，跟着我师父学技术。设备是苏联留下的，图纸他们带走了。怎么办？自己画。白天上班，晚上就着煤油灯，一点一点描。描错了，第二天再做试验验证。”
他吸了口烟，缓缓吐出：“那时候真难啊。但后来想想，也多亏了那段日子——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己搞懂原理，不得不创新。所以现在，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张海洋看着他。刘大山的脸在烟雾中有些模糊，但眼神很亮。
“刘厂长，您觉得，我们能用这些老设备，做出世界水平的东西吗？”
“能。”刘大山回答得毫不犹豫，“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当年我们用皮带车床，照样加工出了导弹零件。现在这些设备虽然老，但精度还在，工人技术还在。只要肯下功夫，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
他掐灭烟头：“张工，你放心。你们把最难的设计搞出来，我们这些老厂，就算用手抠，也把实物给你们抠出来。这是咱们的国家，咱们的国防，咱们不干，谁干？”
张海洋感到眼眶有些发热。他用力点头：“谢谢您，刘厂长。”
“谢啥。”刘大山站起身，“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带你去见几个老师傅，咱们把工艺再碰碰。”
第二天，张海洋见到了142厂真正的“宝贝”——不是设备，是人。
热处理车间的王师傅，六十二岁，退休返聘。他能在没有任何仪表的情况下，仅凭观察火焰颜色和工件颜色，判断出炉温误差不超过正负五度。
铣工车间的李师傅，五十八岁，八级工。。
钳工车间的赵师傅，五十五岁，全国技术能手。他手工修配的零件，精度能达到微米级，比很多机床还准。
这些老师傅，每个人都有绝活。他们的手粗糙得像树皮，但稳定得像机床。他们的眼睛花了，但经验丰富到能“看见”金属内部的应力分布。
张海洋花了三天时间，和他们一起重新制定了全套工艺。没有计算机模拟，就用纸笔算；没有先进检测设备，就设计专用检具；没有自动化控制，就用人工监控。
第四天，第一批材料送到。是研究院自己冶炼的高温合金棒料，银灰色的表面，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开炉仪式很简单。刘大山点了三根香——不是迷信，是传统，寓意“三阳开泰”。然后他亲自按下电钮，热处理炉开始升温。
车间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炉温显示器是模拟指针式的，红色的指针缓缓移动：500度、800度、1000度……
当指针指向1150度时，王师傅喊了一声：“保温！”
炉门关上，保温开始。这个温度要保持整整八小时，让材料内部组织充分转变。这段时间里，炉温必须稳定，波动不能超过正负十度。
没有自动控温系统，全靠人工调节。王师傅搬了把椅子坐在炉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度计。每隔十分钟，他就要调整一次送风量。八个小时，四十八次调整，一次都不能错。
张海洋陪他一起。他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在这种纯经验的领域，他这个科班出身的高级工程师，还不如一个老工人。
“王师傅，您怎么判断该调多少？”他忍不住问。
王师傅眼睛没离开温度计：“听声音。”
“听声音？”
“嗯。炉子里的气流声，燃烧声，都不一样。听多了，就知道了。”王师傅说得很平常，“就像你听自己孩子的呼吸，知道他舒不舒服。”
张海洋沉默了。这就是中国的工业——在最尖端的领域，我们能用计算机模拟、用自动控制；但在最基础的环节，我们还有人，有经验，有那种用几十年时间磨炼出来的直觉。
这种直觉，是任何封锁都封锁不了的。
八小时后，保温结束。炉门打开，工件取出，迅速转入缓冷坑。
接下来是机加工。李师傅操作那台老式铣床，开始粗加工。机床很旧，运转时发出很大的噪音，但李师傅的手很稳。他一边操作，一边和张海洋解释：
“这种老床子，刚性差，所以进给量要小，转速要慢。一次不能吃太多，得分多次走刀。慢是慢点，但精度能保证。”
张海洋看着铣刀在合金表面划过，切出漂亮的螺旋状切屑。他发现李师傅的操作，和研究院的数控程序几乎一样——只是一个是人脑控制，一个是电脑控制。
“李师傅，您这操作……是怎么练出来的？”他问。
“练？”李师傅笑了，“不是练的，是‘喂’出来的。这台床子，我跟了它三十五年。它什么时候会抖，什么时候会热变形，什么时候需要加油，我都知道。它就像我老伴，脾气摸得清清楚楚。”
三天后，粗加工完成。工件转入精加工。
这是最关键的环节。赵师傅上场了。他没有用机床，而是用锉刀、油石、砂纸，开始手工修形。
张海洋看得心惊肉跳。涡轮叶片的型面精度要求极高，任何一点偏差都会影响气动性能。用手工加工，简直是……
但赵师傅很从容。他先在工作上涂上蓝油，然后用标准样件贴合，看接触痕迹。哪里高了，就用锉刀轻轻锉掉一点；哪里低了，就补焊一点材料再修。他的动作很轻，很慢，但很准。
“赵师傅，您这手艺……”张海洋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算什么手艺。”赵师傅头也不抬，“五十年代，咱们给苏联专家打下手的时候，他们拿来的样件，比这精度高多了。那时候没设备，全靠手抠。抠出来，他们还不信，拿回国一检测，全合格。后来才服了。”
他停下手，擦了擦汗：“张工，你别看我们设备老，但咱们中国工人，有这个——”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又指了指自己的手，“和这个。”
二十天后，第一批二十件叶片全部完成。
检测是在厂里一个简陋的实验室进行的。检测设备也是老式的——投影仪、千分尺、粗糙度仪。但操作检测的，又是一个老师傅。
一件一件检测。数据一项一项记录。
当最后一件检测完成时，实验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张海洋拿着检测报告，手在抖。二十件叶片，合格十五件，不合格五件。合格率：百分之七十五。
比刘大山预估的，高了百分之二十五。
而且合格的十五件，精度全部达到设计要求，甚至有两件超过了设计标准。
“这……这怎么可能……”张海洋喃喃道。
刘大山走过来，看了看报告，笑了：“我说过，我们活儿不差。”
他指着那些叶片：“张工，你带回研究院，上试验台试试。要是能用，以后这活儿，我们包了。”
张海洋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些老师傅。他们脸上有皱纹，手上有老茧，工作服洗得发白。但他们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知道自己能做出好东西的光。
“刘厂长，各位师傅，”他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们。”
“谢啥。”刘大山拍拍他的肩，“都是给国家干活儿。你们在前面冲，我们在后面保障。咱们一起，把这事儿干成。”
回研究院的路上，张海洋一直抱着那箱叶片。箱子很沉，但他的心更沉——是那种被填满的沉。
他想起了秦念的话：“封锁清单，就是攻关清单。”
现在他明白了，这张清单上，不仅有需要攻克的“高精尖”，还有需要唤醒的“老传统”。那些隐在深山里的三线厂，那些身怀绝技的老师傅，那些几十年前打下的工业基础……都是这张清单上的“备胎”。
平时不用，但关键时候，能顶上。
而且顶得，很稳。
吉普车在盘山路上行驶，窗外是连绵的青山。张海洋突然觉得，这些山，很像这个国家的脊梁——沉默，坚实，无论风吹雨打，永远在那里。
而他们这些搞航空的人，就像是在这脊梁上，一点一点，建起能够触摸天空的塔。
塔尖上，会有鹰。
很多只鹰。
用最先进的科技飞起来的鹰。
也用最扎实的“土办法”托起来的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