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一棉厂工会谈话室。
待众人落座后，王主席清了清嗓子：“今天这个会面，是应何大清同志在北京的子女何雨柱、何雨水同志的要求，以及北京西四街道办的公函，由厂工会组织的。目的是了解何大清同志与子女之间的历史问题，促进家庭和解。”
他看向何大清：“何师傅，你的子女从北京来找你，想了解当年你离开北京的原因，以及这些年的情况。请你如实说明。”
何大清的目光在何雨柱和雨水脸上来回移动，眼中满是愧疚和痛苦。
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我……我对不起你们。”
第一句话出口，雨水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1951年冬天，那时我在红星轧钢厂当厨子。”何大清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清晰，“那时候，你妈已经走了三年，我一个人带着你们两个。柱子刚进丰泽园学厨，雨水还小，在家没人照顾，我只能托邻居帮忙照看。”
他顿了顿，继续说：“那年冬天，食堂来了一个帮厨，姓白，是个寡妇，丈夫病死了，留下两个儿子。有时候跟我聊几句，一来二去，就熟了。”
何雨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知道我不该，家里有孩子，不该跟寡妇来往。”何大清的脑袋垂得更低，“可是……可是一个人太久了，她对我好，给我做鞋垫，送吃的，我就……就昏了头。”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何大清沉重的声音。
“后来，有一次她来后厨找我，被人看见了。风言风语就传开了。”何大清的声音带着颤抖，“那时候，厨行里最讲究名声，跟寡妇不清不楚，是要被同行耻笑的。”
他抬起头，看着何雨柱：“柱子，那时候你已经拜了赵四海师傅，我觉得你有了着落。雨水……雨水我还托给了易中海，他是老好人，我觉得他能照顾好雨水。”
“所以你就走了？”何雨柱终于开口，声音冰冷。
“我……我没脸待在北京了。”何大清老泪纵横，“我跟白寡妇商量，她说愿意跟我去保定，她娘家在保定有点关系，能给我找个工作。我就……就糊涂地答应了。”
“走之前，我把家里剩下的钱都留给了易中海，托他每月给你们生活费。我还写了信，告诉你们我去保定，等工作稳定了就接你们过去。”何大清的眼泪顺着皱纹流淌，“我以为……我以为易中海会告诉你们，会照顾好你们。”
雨水捂住嘴，泣不成声。
何雨柱握紧拳头，指节发白：“我们从来没收到过你的信，也没收到过一分钱！”
“什么？”何大清猛地抬头，满脸震惊，“不可能！我每个月都寄钱！从1952年1月开始，每个月10块，过年过节还多寄！白秀英可以作证！”
他转向角落里的保卫科同志：“同志，我家有汇款存根！我每个月都去邮局汇钱，存根都留着！”
两名保卫科同志对视一眼，其中一人起身：“何师傅，你家住哪儿？我们现在就去取存根。”
“家属院三排五号！”何大清急切地说，“在一个铁盒子里，放在衣柜最上面！”
“我们马上过去。”保卫科同志说完，匆匆离开房间。
王主席的脸色严肃起来：“何师傅，你说你每月寄钱，有证据。但你的子女说没收到，这其中必有蹊跷。如果属实，这就是严重的侵吞行为。”
范主任补充道：“而且涉嫌烈士遗属，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性质更加严重。”
何大清浑身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
他看着何雨柱和雨水，声音嘶哑：“柱子，雨水，爸对不起你们，爸不是人……但钱我真的寄了，我真的寄了……”
“就算你寄了钱，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们？”雨水哭着问，“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
何大清低下头：“我不敢……我没脸见你们。我跟寡妇跑了，丢下你们，我怕你们恨我，怕你们不认我……而且，我写了那么多信，你们一封都没回我。”
“所以你就不要我们了？”何雨柱的声音像刀子。
“不是不要！是没脸要！”何大清激动起来，“我每天都在想你们，做梦都梦到你们！可是我不敢回去，我怕你们恨我，怕听到别人骂我何大清不是人……”
他捂着脸，肩膀剧烈抖动：“我不是人，我真的是混账……可钱我真的寄了，每个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这么多年从来没断过……”
房间里的气氛沉重得让人窒息。
过了大约半小时，两名保卫科同志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铁盒子。
后面跟着三个人，一个四十多岁、风韵犹存的妇女，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妇女就是白寡妇白秀英，她穿着干净整洁的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眉眼间带着怯意。
两个少年则满脸敌意，但不敢发作。
“王主席，存根取来了。”保卫科同志把铁盒子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是厚厚一叠汇款存单，用橡皮筋捆着，按时间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
王主席拿起最上面一叠，翻开查看，范主任也凑过来看。
一张，两张，三张……从1952年1月15日的第一张8元汇款单，到最近一张1963年1月20日的18元汇款单，整整十一年，一百三十多张，没有一个月遗漏。
收款人姓名栏，清清楚楚写着易中海。
金额从最初的每月8元，逐渐增加到18元，逢年过节还有20元、30元的特别汇款。
粗略一算，总额超过1900亿。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何雨柱拿起一张存根，手在发抖。
雨水凑过来看，眼泪大颗大颗地滴在纸上。
“这些钱……这些钱够我和雨水吃多少顿饱饭……”何雨柱的声音哽咽了，“够雨水买多少件新衣服……够她上学交多少学费……”
他猛地抬头，眼睛血红：“易中海！易中海这个王八蛋！”
白秀英怯生生地开口：“何大哥每个月发工资就去邮局，雷打不动。我……我知道他惦记北京的孩子，从来没拦过，逢年过节，我还让他多寄点……”
她看向何雨柱和雨水，眼中满是愧疚：“孩子，我对不起你们，是我拆散了你们的家……可何大哥真的没忘记你们，他真的惦记你们……”
两个少年中的大一点的那个忍不住开口：“爸为了给你们寄钱，自己穿打补丁的衣服，给我们交学费都抠抠搜搜的……”
“闭嘴！”白秀英呵斥儿子，但眼里也有泪光。
王主席重重叹了口气，把存根整理好，看向何大清：“何师傅，这些存根是重要证据。现在看来，你确实履行了作为父亲的经济责任，但……”
他顿了顿：“但你的行为仍然有问题，抛下年幼的子女，与人私奔，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错误的。”
“我知道，我知道……”何大清喃喃道。
“现在的问题是，”范主任接话，“北京那个叫易中海的，涉嫌侵吞他人财物，这件事必须严肃处理。”
吕辰一直沉默着，这时才开口：“王主席，范主任，这些存根我们能带走吗？我们需要回北京报案。”
“当然可以。”王主席点头，“厂里可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证明这些存根的真实性，以及何大清同志在厂期间的表现。”
他看向何大清：“何师傅，你的子女要求回北京报案，追究易中海的责任，你同意吗？”
“同意！一千个同意！”何大清激动地说，“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我要当面问问易中海，他的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我那么信任他，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他，他就这样对我？”
何雨柱冷冷地看着他：“你现在想起来了？当年你一走了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易中海靠不靠得住？”
何大清像被泼了一盆冷水，颓然坐下：“是，是我糊涂，是我混账……”
雨水擦干眼泪，轻声说：“爸，这些钱……，这些钱你也不容易。”
这一声“爸”，让何大清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他颤抖着伸出手，想摸摸雨水的头，又缩了回去。
“雨水……爸对不起你……”他泣不成声。
王主席看了看表：“这样吧，也中午了，厂食堂准备了便饭，大家先吃饭。吃完饭，我让文书起草情况说明，盖公章。何师傅，厂里准你几天假，你跟子女回北京处理这件事。”
午饭在厂食堂的小包间里。
菜很丰盛，有何大清拿手的糟溜三白、红烧鱼、炒合菜，还有一大盆白菜豆腐汤。
但除了吕辰，其他人都没什么胃口。
何大清不停地给雨水夹菜，眼神小心翼翼。
白秀英和两个儿子也默默吃饭，不敢多话。
何大清终于忍不住，小声问：“柱子，雨水……这些年，你们是怎么过的？”
何雨柱放下筷子，冷冷道：“怎么过的？差点饿死的过法。”
他将那些年的遭遇简单说了一遍：何大清走后，易中海如何“照顾”他们，贾张氏如何欺辱，雨水如何挨饿，他自己如何捡垃圾、偷食堂剩菜……直到吕辰出现，带他们离开四合院，才有了今天。
何大清听得脸色发白，拳头捏得咯咯响：“易中海……易中海这个王八蛋！我那么信任他，他居然……居然这么对我的孩子！”
当听到吕辰是吕铁锤的儿子时，何大清更是难过：“铁锤哥……他走了？什么时候的事？”
“1952年。”吕辰平静地说，“我父亲旧伤复发，没挺过来。”
何大清抹了把眼泪：“我真是畜生啊，我都没去看望铁柱哥……”
吕辰道：“这个不怪姑父你，我父亲退伍回来，你也不知道。”
吃完饭，王主席拿来了盖好公章的情况说明。
文件标题是《关于我厂职工何大清涉及家庭历史问题的情况说明》，内容客观陈述了调查到的情况，最后写道：
“经查，何大清同志自1952年1月至1963年1月期间，每月通过邮局向北京汇款，汇款单存根完整。其坚称汇款系给予北京子女何雨柱、何雨水之生活费，但北京子女表示从未收到。此事存在重大疑点，涉及北京方面人员易中海可能的不当行为。特此说明。”
有了这份文件，加上一百多张汇款存单，证据链完整了。
下午三点，三兄妹告别王主席，准备返回北京。
何大清简单收拾了行李，也跟着一起走。
在厂门口等车时，白秀英带着两个儿子来送行。
她塞给何大清一个布包：“里面是馒头和咸菜，路上吃。”
又看向何雨柱和雨水，深深鞠了一躬：“孩子，对不起。等事情处理完了，让何大哥回来，我不会再拖累他了。”
何大清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范副主任开车送他们到火车站，临别时，范副主任握着吕辰的手说：“吕工，回去好好处理，需要保定这边配合的，随时联系。”
“谢谢范主任，给您添麻烦了。”
“应该的。”
四人买了当晚回北京的车票，火车是晚上七点的，还有几个小时，他们在候车室找了个角落坐下。
何大清一直想跟儿女说话，但何雨柱不理他，雨水也只是低着头。
吕辰主动跟何大清聊起这些年家里的情况：他们搬到了宝产胡同，有了新邻居；何雨柱拜了赵四海为师，出师后进了轧钢厂；雨水上了学，成绩很好；他自己上了清华，现在在轧钢厂工作；何雨柱娶了陈雪茹，生了念青，现在又怀上了……
何大清听得仔细，时而欣慰，时而愧疚。
当听到何雨柱成了四级厨师、食堂主任时，他眼睛亮了：“柱子有出息，比他爹强。”
何雨柱哼了一声，没接话。
天色渐暗，候车室亮起了昏黄的灯。
广播里通知他们的车次开始检票。
四人随着人流上了车。
火车开动后，何雨柱闭目养神，明显不想说话。
雨水望着窗外，也不想说话。
何大清坐在对面，一直沉默着，久久不语。
不知过了多久，雨水忽然轻声说：“你……你真的给我们写信了吗？”
“真的，逢年过节都写。”何大清急切地说。
雨水沉默了，那些信，她一封也没看到。
那些话，她一句也没听到。
“雨水，”何大清的声音带着哽咽，“爸爸知道错了，大错特错。我不该跑，不该把你们交给别人……就算被笑话，就算丢人，我也该留在北京，把你们养大。”
雨水终于哭出声来，压抑的、破碎的哭声，在车厢的轰鸣声中显得格外微弱。
何雨柱没说话，眼睛也是红的。
这桩延续了十年的旧案，终于要水落石出了。
易中海会付出代价，但何家父子兄妹之间那道深深的裂痕，又需要多少时间去修补？
火车在夜色中疾驰，载着这四个心思各异、却又血脉相连的人，驶向北京。
窗外，漆黑的原野上，偶尔有零星的灯火闪过，像迷茫中的点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