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上海的地下网络都动了起来——码头上，货物被悄悄装上外国商船；
银行里，资金通过复杂渠道转往香港、重庆；弄堂深处，电台天线悄悄架起，开始向全国发送预警信息。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真正的炮火响起之前，已经在暗处激烈展开。
晚上十一点零三分，卢沟桥。
枪声是在一瞬间响起的。
先是日军阵地上一声枪响，接着是中国守军阵地还击的枪声，然后就是机枪的咆哮和手榴弹的爆炸。火光撕破夜空，枪炮声瞬间淹没了永定河的流水声。
“哪里打枪？！”吉星文冲出战壕。
“报告团长！日军向我阵地开火！”
“狗日的！”吉星文拔出手枪，“传我命令——全线还击！把小鬼子打回去！”
命令通过电话线传到各营各连。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中国士兵扣动扳机，子弹如雨点般射向对岸。二十九军是西北军底子，士兵多用大刀，此刻白刃出鞘，寒光映着火光。
一木清直在指挥所里听到越来越激烈的枪声，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计划成功了。不管那个“失踪士兵”是否真的找到了，战争已经开始了。
“向联队部报告，”他对通讯兵说，“中国军队无端袭击我军，我部被迫还击。请求增援。”
“是！”
枪炮声持续了二十分钟。日军第一轮进攻被打退，留下十几具尸体。但吉星文知道，这只是开始。
果然，凌晨一点，日军炮火开始覆盖中国守军阵地。75毫米山炮的炮弹呼啸着落下，炸起一团团土石。战壕被炸塌，士兵被掩埋，惨叫声不绝于耳。
“团长！三营阵地被突破了！”
吉星文抹了把脸上的血和土：“警卫连，跟我上！”
他带着几十个士兵冲向前沿。夜色中，日军已经冲上桥头，刺刀在火光下闪着寒光。吉星文举起大刀，吼出二十九军的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一夜，卢沟桥的石狮子见证了太多的血。
同一夜，泰山红门宫。
张宗兴猛地从睡梦中惊醒。不是被声音吵醒，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直觉——出事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木窗。泰山夜色深沉，万籁俱寂。但东方的天际，似乎比平时亮了一些。那不是黎明，黎明的光是从地平线升起的，而这光……像是远处的火光映红了云层。
门被轻轻推开，老道士端着油灯进来：“施主也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什么？”
“杀气。”老道士把油灯放在桌上，“贫道修道五十年，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浓重的杀气——从东方来，铺天盖地。”
张宗兴想起杜月笙信里的话：战火恐已燃起。
“道长，”他转身，“您能帮忙发个电报吗？”
“给谁？”
“上海，杜月笙。”
老道士沉默片刻，点头：“跟我来。”
两人穿过道观后院，来到一间极隐蔽的密室。里面居然有台军用电台，天线从伪装成古树的柱子里伸出。
“这是当年北伐时留下的，”老道士简单解释，“贫道是出家人，本不该沾这些。但国难当头……”
他没说完，开始调试频率。
“抵泰安，安。东方有火光，是否已起？请示下一步。”
电文发出去，两人在密室里等待。油灯的火苗跳动，墙上影子摇曳。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
凌晨三点二十分，电台指示灯亮了。
回电来了。
“卢沟桥战起。上海危。按图西行，速离山东。”
张宗兴握着电报纸，手在微微发抖。虽然早有预料，但真的看到这几个字，心里还是像被重锤砸了一下。
战争，真的开始了。
“施主，”老道士轻声说，“泰山虽险，也挡不住战火。你们天亮就走吧，往西，往太行山深处走。那里山高林密，日本人一时半会儿进不去。”
“道长您呢？”
“贫道是出家人，日本人不会为难一个老道士。”老道士笑了笑，笑容里有种看透生死的淡然，“而且，这道观里还有电台，还有需要帮助的人会来。总得有人留下，点一盏灯。”
张宗兴深深鞠了一躬。这一躬，为所有在乱世中坚守的人。
回到厢房，陈致远和李文都醒了。张宗兴把电报告诉他们，两人脸色都变了。
“那……那我们赶紧走。”陈致远抱紧皮箱。
“收拾东西，天一亮就出发。”
七月八日凌晨，长春伪满皇宫。
溥仪一夜未眠。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关东军送来的“支援圣战诏书”草案。日文原文旁边有中文翻译，措辞卑躬屈膝，把日本称为“友邦”，把侵略战争称为“圣战”。
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屈辱。
门外传来脚步声，吉冈安直不请自来。
“陛下还没休息？”吉冈笑眯眯地问。
“吉冈阁下不也没休息？”溥仪努力保持镇定。
“华北战事开始了，关东军上下都很振奋。”吉冈自顾自在对面坐下，“陛下，这是‘满洲国’向帝国展示忠诚的最好机会。只要在这份诏书上盖玉玺，皇军将士都会感激陛下的支持。”
溥仪盯着那份诏书。一旦盖上玉玺，他就彻底成了汉奸，永远洗不掉了。
可是不盖呢？
他想起上个月，一个私下表达不满的“大臣”被宪兵队带走，再也没回来。想起吉冈上次“无意中”提起，说关东军内部有人建议“换一个更听话的皇帝”。
他没有选择。
“朕……”他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朕这就用玺。”
玉玺盖在诏书上，鲜红的印泥像血。吉冈满意地收起诏书：“陛下圣明。另外，关东军司令部希望‘满洲国’能派兵协助华北作战，至少象征性地派一个团。”
“一个团？”溥仪抬起头，“可‘满洲国军’的战斗力……”
“战斗力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吉冈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陛下，您明白的，对吧？”
溥仪明白了。这是要让他彻底绑上日本的战车，没有退路。
“朕……准奏。”
吉冈离开后，溥仪一个人在书房坐了很久。天快亮时，他走到窗前，看着东方渐白的天空。
他想起了童年时，在紫禁城看日出的情景。那时候，他还是大清的皇帝，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至少……至少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现在呢？他算什么？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但他很快擦干了。不能哭，哭了就更没尊严了。
“陛下，”侍卫在门外轻声说，“该用早膳了。”
“朕不饿。”溥仪说，“传朕旨意，今日斋戒。”
他要赎罪。为自己，也为这个破碎的国家。
虽然他也不知道，斋戒有什么用。
七月八日上午，太行山麓。
张宗兴三人艰难地在山路上跋涉。从泰山到太行山，两百多里山路，他们走了三天。陈致远的脚磨出了血泡，李文肩上扛着电台零件，张宗兴左臂的伤因为连日奔波又开始渗血。
但最危险的还不是伤病，是日本人的扫荡。
昨天下午，他们亲眼看见一队日军从山下公路经过，卡车后面拖着大炮，尘土飞扬。要不是及时躲进山洞，可能就被发现了。
“休息会儿吧。”张宗兴看陈致远脸色苍白，提议道。
三人找了块背阴的岩石坐下，分吃最后一点干粮。水壶也快空了，李文说前面可能有山泉。
“张先生，”陈致远忽然问，“你说战争会打多久？”
张宗兴沉默。他知道答案——八年。但他不能说。
“不知道。”他说，“但不管多久，总要打到底。”
“我们……能赢吗？”
这个问题，张宗兴更不知道如何回答。从军事力量对比看，中国和日本差距巨大。但历史又告诉他，最终中国赢了。
“赢不赢，不是我们现在该想的。”他说，“我们现在该想的，是怎么活着到达目的地，怎么把你和你的东西安全送到需要的地方。”
陈致远点点头，不再问。
休息了半小时，三人继续赶路。正午时分，他们翻过一个山脊，眼前豁然开朗——
山下是一个山谷，谷底有条小河，河边竟然有个小村庄。几十间土坯房，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一派田园景象。
“有人！”李文兴奋地说，“我们可以去讨点吃的！”
但张宗兴拉住了他：“等等。你看村口。”
村口的大树下，插着一面旗——不是中国国旗，也不是日本旗，而是一面白旗，上面画着个红色的圆圈。
“这是……维持会的旗。”陈致远声音发颤，“这个村子被日本人控制了。”
话音刚落，村里传来哭喊声。他们趴在岩石后往下看，看见几个穿黑色制服的伪军拖着两个年轻人从屋里出来，后面跟着哭喊的村民。
“皇军有令，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人，都要去修工事！”伪军小头目嚷嚷着，“不去？不去就是反抗皇军，格杀勿论！”
一个老汉跪下来哀求：“老总，行行好，我儿子才十七……”
“十七？正好！”伪军一脚踹开老汉，“带走！”
张宗兴的手握紧了枪。但他知道不能开枪——枪声会引来更多的敌人，他们三个，加上一村的百姓，都跑不了。
“绕过去。”他低声说，“从村子后面山上绕。”
三人悄悄退下山脊，准备绕路。但就在这时，一个放羊的孩子发现了他们。
“有人！山上有人！”孩子指着他们大喊。
伪军立刻抬头，看见山上的三人。
“追！”小头目拔出手枪。
没时间犹豫了。张宗兴推了陈致远一把：“往西跑！别回头！”
“那你呢？”
“我断后！”
陈致远还想说什么，被李文拉着往西跑。张宗兴则转身，朝追来的伪军开了一枪。
枪声在山谷里回荡。伪军没想到对方有枪，愣了一下，随即疯狂还击。
子弹打在岩石上，碎石飞溅。
张宗兴且战且退，利用地形与五个伪军周旋。
他枪法准，很快放倒了两个。但子弹有限，很快就打光了。
他拔出匕首，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伪军慢慢围上来，脚步谨慎。
就在张宗兴准备冲出去搏命时，忽然传来一声暴喝：
“小鬼子！看刀！”
从树林里冲出来一群人，都穿着破旧的军装，手里拿着大刀、红缨枪、土铳。为首的汉子四十多岁，满脸络腮胡，手里一把鬼头大刀舞得虎虎生风。
伪军猝不及防，瞬间被砍倒两个。剩下的见势不妙，转身就跑。
络腮胡汉子追了几步，没追上，骂骂咧咧地回来。他走到张宗兴藏身的石头前，咧嘴一笑：“兄弟，出来吧，自己人。”
张宗兴警惕地走出来，手里还握着匕首。
“别紧张。”汉子把大刀往地上一插，“俺叫赵大勇，是这一带的游击队长。你们是……”
“逃难的。”张宗兴说，“从山东来，往西去。”
“往西？”赵大勇上下打量他，“往西哪儿？西安？延安？”
张宗兴没回答。赵大勇也不追问，摆摆手：“不管去哪儿，先跟俺回营地吧。这附近都是鬼子和汉奸，你们这样走，走不出去。”
他招呼手下收拾战场——把伪军的枪和子弹都缴了，尸体拖到树林里埋了。然后带着张宗兴，找到了躲在山沟里的陈致远和李文。
游击队的营地在深山里的一个山洞。地方不大，但很隐蔽，入口被藤蔓遮得严严实实。洞里点着松明，有二十几个游击队员，男女老少都有，看见赵大勇回来，都围上来。
“队长，没事吧？”
“没事，宰了三个汉奸。”赵大勇把缴获的枪扔在地上，“这三位是路上碰见的，从山东逃难过来。”
一个老大娘端来热水和窝头。三人终于吃上了热乎饭，虽然只是粗粮，但比干粮强多了。
饭后，赵大勇把张宗兴拉到一边，低声问：“兄弟，俺看你身上有伤，手里有枪，不像普通逃难的。说实话，你们到底是干啥的？”
张宗兴沉默了一会儿，决定说实话：“送一个人去延安。”
赵大勇眼睛一亮：“去延安？那可是好地方！俺们游击队也想跟八路军联系上，可找不到门路。”
“你们是……”
“俺们原来是二十九军的，卢沟桥打仗时被打散了，回不去，就在这山里打游击。”赵大勇叹了口气，“人不多，枪也少，但杀一个鬼子算一个。”
张宗兴看着眼前这个朴实的汉子，心里涌起一股敬意。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在绝境中依然选择战斗。
“赵队长，”他说，“如果你们真想联系八路军，我可以帮忙。我要送的人，到延安后可以帮你们联络。”
“真的？”赵大勇激动地握住他的手，“那可太好了！兄弟，你们就在这儿养伤，等伤好了，俺派人送你们过封锁线！”
那天晚上，张宗兴躺在山洞里，听着外面山林的风声。陈致远在他旁边睡着了，怀里还抱着皮箱。李文在角落里擦拭枪械。
洞外，赵大勇在安排岗哨：“今晚加双岗，鬼子可能要来报复。”
一切都很真实，真实得让人心安。
战争开始了，但战斗的人也站起来了。
从正规军到游击队，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层到百姓——这个国家虽然破碎，但魂还在。
张宗兴闭上眼睛。
他想，也许历史真的可以改变。不是因为一两个人，而是因为千千万万人都在努力。
七月九日，南京，蒋介石官邸。
会议室里烟雾弥漫。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围坐长桌，所有人都脸色凝重。
“二十九军还在卢沟桥苦战，”何应钦汇报，“但日军增援不断，北平恐怕守不住。”
“守不住也要守！”蒋介石拍案而起，“北平是千年古都，丢了，民心就散了！”
“可是委座，”白崇禧冷静分析，“以我军目前在华北的兵力，硬拼只会全军覆没。不如战略后撤，保存实力，在更有利的地形与敌决战。”
“更有利的地形？哪里？”
“上海。”白崇禧走到地图前，“上海是国际都市，英美利益所在。在这里打，国际社会不会坐视不管。而且上海地形复杂，巷战对我军有利。”
蒋介石沉默。他知道白崇禧说得对。但主动放弃北平，这个政治代价太大了。
“另外，”陈诚补充，“张学良托人带话，愿戴罪上前线。他说，东北军虽然散了，但旧部还有不少，可以召集起来打游击。”
“他？”蒋介石冷笑，“让他老实待着。一个丢了东北的人，还想指挥打仗？”
会议室里没人敢接话。张学良是蒋介石的心结，谁碰谁倒霉。
命令二十九军死守卢沟桥，同时向上海增兵，准备开辟第二战场。
散会后，蒋介石独自站在阳台上。南京的夏夜闷热，但他心里发冷。
这一仗，能打赢吗？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一仗必须打。
哪怕打输了，也要打出中国人的骨气。
远处，长江滚滚东流。千百年来，这条大河见证了无数王朝兴衰。现在，它又要见证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
蒋介石转身回屋。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命令要下。
这一夜，整个中国都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