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兴苦笑：“您太高看我了。”
“不是高看，是事实。”司徒美堂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递给张宗兴，“打开。”
布袋里是一枚铜钱。不是普通的铜钱，而是特制的，一面刻着“洪”字，一面刻着“义”字。边缘已经磨得光滑，显然有些年头了。
“这是我入洪门时，当时的龙头大哥给我的。”司徒美堂说，“他说，这枚钱不值钱，但它代表一个承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出示这枚钱，洪门弟兄必尽全力相助。现在，我把它给你。”
张宗兴握着那枚铜钱。很轻，但又很重。
“司徒先生，这太贵重了。”
“贵重的东西，才要给对的人。”司徒美堂拍拍他的肩，“张宗兴，仗要打了。这场仗，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惨烈，更漫长。洪门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也要做。因为如果我们这些江湖人都不做了，还有谁会做？”
他说完，拄着手杖慢慢走回屋里。背影有些佝偻，但脚步很稳。
张宗兴站在院子里，握着那枚铜钱，很久。
三天后，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名叫“福安”的茶楼。
茶楼表面上做的是正经生意，一楼大堂，二楼雅间，茶点精致，价格公道。但熟客都知道，要谈“特殊生意”，得上三楼。
三楼没有挂牌，只有一扇不起眼的木门。
推开门，里面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整整一层被打通，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人，或低声交谈，或快速书写，或调试电台。墙上挂着十几张地图，从上海市区到全国战区，再到东南亚、太平洋。
这里是洪门上海总站的指挥中枢。
张宗兴站在一张巨大的上海地图前，手里拿着红蓝铅笔。他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但已经能正常行走。李婉宁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记录本。
“第一批药品，今晚从新加坡到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旁边汇报，“走的是英国商船‘维多利亚号’，停在公共租界三号码头。我们的人已经打点好了海关，但日本特务可能也盯上了。”
“接货方案？”张宗兴问。
“分三路。一路走陆路，用救护车伪装；一路走水路，用小船分批运；第三路走地下——我们挖通了一条从码头到法租界的地下通道，民国初年走私鸦片用的，现在还能用。”
“三路同时走。真真假假，让他们分不清。”
“是。”
年轻人匆匆离开。另一个中年人又走过来：
“张先生，武汉那边传来消息，需要一批无线电零件。我们库里还有，但怎么运过去是个问题。铁路被日本人控制了，水路也不安全。”
“走皖南山区。”张宗兴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那边有我们的游击队在活动。东西送到芜湖，他们会接手。”
“可那条路要经过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对峙区……”
“所以才安全。”张宗兴说，“两边都想不到，会有人从那里走。”
中年人恍然大悟，赶紧去安排。
整整一个上午，张宗兴处理了十七件事——药品运输、资金转移、人员转移、情报传递、假身份办理……每一件事都关乎生死，每一个决定都不能错。
中午，李婉宁递给他一个饭盒：“吃点东西。”
饭盒里是简单的饭菜，但热气腾腾。张宗兴接过来，却没什么胃口。
“累？”李婉宁问。
“不是累。”张宗兴摇头，“是……觉得荒诞。”
“荒诞？”
“你看这些人。”张宗兴指了指忙碌的房间，
“他们有的是码头工人，有的是茶馆伙计，有的是小商贩。放在平时，他们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但现在，他们在做决定国家命运的事。”
李婉宁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国家，不就是由这些普通人组成的吗？”
张宗兴一愣，随即笑了：“你说得对。”
他扒了几口饭，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婉容那边有消息吗？”
“有。”李婉宁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杜先生早上送来的。婉容小姐已经安全转移到香港了，住在司徒先生安排的一处宅子里。她还在写文章，用的是新笔名‘江南客’。”
张宗兴接过信。信不长，字迹娟秀：
“宗兴如晤：我已抵港，一切安好，勿念。此间海风甚大，常思上海阴雨。知你必在忙碌，望善自珍重。文章我会继续写，写到无字可写之日。望再见时，山河已无恙。容。”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但张宗兴能想象出她写信时的样子——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海，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他把信小心折好，放进口袋。
“她会好好的。”李婉宁说。
“我知道。”
随着卢沟桥战事的升级，全国各地的求援信息雪片般飞来。
药品、武器、资金、情报……每一样都紧缺，每一样都要优先。
司徒美堂下午也来了。
他亲自坐镇，处理了几件棘手的事——一批从美国运来的军火在菲律宾被扣，他要协调当地洪门分会去疏通；几个在华北活动的洪门弟兄被捕，他要安排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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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兴看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看着他如何用一通通电话、一封封电报，调动起一个横跨全球的网络。
那些电话和电报的另一端，可能是旧金山的洗衣工，可能是曼谷的米商，可能是槟城的橡胶园主。他们平时各过各的生活，但关键时刻，因为一个共同的誓言，全都动了起来。
这就是洪门。三百年香火不断，靠的不是武力，不是金钱，是“义”字。
傍晚，张宗兴接到一个特殊任务。
“这个人，要送去延安。”司徒美堂递给他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眼镜，书生模样，
“他是搞无线电的专家，延安那边急需。日本人也在找他，悬赏五千大洋。”
“怎么走？”
“坐船到连云港，然后走陆路，经过山东、河南、山西。”司徒美堂在地图上画了一条曲折的线，
“这条路上，我们有十七个接应点。但最近日本人扫荡得厉害，好几个点都暴露了。”
“所以需要有人护送。”
“对。”司徒美堂看着他，
“这个任务，本来不该交给你。你伤还没好，上海这边也离不开你。但……其他人，我不放心。”
张宗兴看着照片上的男人。很普通的一张脸，但眼神很专注。
“他叫什么？”
“陈致远。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去德国留学，专攻无线电。去年回国，一直在上海教书。”
“卢沟桥事变后，他主动联系了我们，说想去延安。”
“为什么去延安？”
“他说，那里更需要他。”司徒美堂顿了顿，“他还说，这场战争，不仅是武器的战争，更是技术的战争。谁掌握了通信，谁就掌握了战场的眼睛和耳朵。”
张宗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收起照片：“我去。”
“你的伤……”
“死不了。”张宗兴说，“什么时候出发？”
“后天晚上。船已经安排好了，是条走私船，走外海，绕过日军的封锁线。”
“好。”
司徒美堂看着他，忽然深深鞠了一躬。
张宗兴连忙扶住他：“司徒先生，您这是——”
“这一躬，不是为你，是为那些等你护送的人。”司徒美堂直起身，眼眶有些发红，
“张宗兴，洪门三百年来，送过无数人——送过革命党，送过留学生，送过抗日志士。每一次送，都可能永别。但每一次，我们都送。”
他握紧手杖：“因为送出去的不是一个人，是一颗种子。种子落到土里，会长成树。树多了，就是林。林子大了，就能改变气候。”
张宗兴点点头：“我明白。”
离开茶楼时，天已经黑了。上海街头华灯初上，霓虹闪烁，电车叮当作响。舞厅里飘出爵士乐，咖啡馆里坐着谈笑风生的男女。这一切，看起来和战争毫无关系。
但张宗兴知道，这只是表象。
用不了多久，炮声会撕破这层表象。
到那时，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出选择——逃，还是留？降，还是战？
他叫了辆黄包车，报了个地址。
车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腿有点瘸，但拉得很稳。
路过外滩时，老汉忽然开口：“先生，听说了吗？北平那边，打得更凶了。”
“听说了。”
“您说，这仗要打多久？”
张宗兴看着黄浦江对岸的浦东，那里还是大片农田和棚户区。但在不久的将来，那里会成为战场。
“很久。”他说，“但总会打完的。”
“打完就好，打完就好。”老汉喃喃道，“我儿子在二十九军，已经两个月没来信了。”
张宗兴没说话。他掏出几块大洋，塞到老汉手里：“早点收工，回家吧。”
“这……这太多了……”
“拿着。也许用得上。”
黄包车消失在夜色中。张宗兴站在街头，看着这座不夜城。
他知道，他护送的不只是一个无线电专家。
他护送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