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7月底，日本江户时代的第11代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齐，在陈向北带领的的江户大轰炸中身亡。
陈向北真的没想到，他居然把谈判代表给一锅端了
江户，这座承载着日本百年幕藩统治核心的城市，在炮火中沦为焦土，而将军的骤然离世，如同推倒了维系日本社会秩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让这个原本就潜藏着重重危机的岛国，瞬间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崩溃。这场架空的历史灾难，并非偶然的意外，而是江户时代幕藩体制积弊的集中爆发，它打破了日本维持近两个世纪的权力平衡，推动这个封闭的国家在混乱中踏上了未知的重构之路。
江户时代的日本，实行的是“幕藩体制”。这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架构，德川幕府将军掌握国家实权，居于江户城，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控制全国260余个藩国；而天皇作为国家象征，仅保留礼仪性权力，长期居住在京都御所，不参与实际政治。
怎么形容呢？天皇本质上是一种吉祥物，幕府将军的私有吉祥物。
这种“将军掌权、天皇虚位”的格局，在德川家齐统治时期已呈现出明显的衰败迹象，而陈向北的江户大轰炸，则彻底摧毁了这一格局的核心。
1825年的江户，已是日本人口突破百万的超级城市，不仅是德川幕府的政治、军事中心，更是全国的经济与文化枢纽。江户城分为本丸、二之丸、三之丸及西之丸，其中本丸是将军的居所与幕府核心办公区，老中、若年寄、奉行等核心执政官员均在此办公。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轰炸，以毁灭性爆炸加上凝固汽油弹的威力席卷了江户城核心区域，本丸被炮火夷为平地，德川家齐当场身亡，随行的老中松平康任、若年寄水野忠成等核心执政层也悉数遇难，仅有少数下级官员因外出办事侥幸存活。
将军的死亡与执政层的全员覆灭，直接导致幕府行政体系的瞬间瘫痪。
在幕藩体制下，幕府是全国的权力核心，所有藩国的政令、税收、军事调度均需服从幕府指令，而将军则是幕府的绝对核心。没有将军的授权，老中无法召开执政会议，奉行无法处理地方事务，甚至连旗本、御家人等直属幕府的武士群体，也失去了最高指挥者。
这种“核心缺失”引发了严重的权力真空：江户城内，幕府办公机构无人接管，公文堆积如山，税收、司法等基础行政工作彻底停滞；江户城外，各地藩主收到将军死讯与江户被炸的消息后，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与迷茫，既不知道该听从谁的指令，也不确定自己的领地是否会受到波及，原本森严的等级秩序与权力链条，在一夜之间断裂。
更为致命的是，德川家齐的继承人尚未明确。德川家齐一生子女众多，但嫡长子德川家庆虽已成年，却因资质平庸、缺乏执政经验，并未被正式确立为继承人；其他庶子要么年幼，要么被分封到各地为藩主，无法及时赶回江户主持大局。继承人的空缺，让德川家族内部陷入权力争夺。
部分幕府下级官员试图拥立年幼的庶子，以便操控实权；而旗本、御家人等武士群体，则各自依附于不同的德川家族成员，形成派系对立。这种内部纷争进一步加剧了权力真空的混乱程度，让原本就瘫痪的幕府，彻底失去了重建的可能。
与此同时，京都的天皇（仁孝天皇）成为了权力重组的象征性焦点。在江户时代，天皇虽无实权，但始终是日本的精神领袖，被视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将军死后，部分藩主（尤其是远离江户的强藩）开始打出“尊王”的旗号，声称要“辅佐天皇，安定天下”，试图借天皇的名义争夺全国统治权。
而仁孝天皇则跃跃欲试，但他虽有心借助这一机会恢复天皇权威，但受制于京都朝廷的实力薄弱，朝廷既无军队，也无财政收入，只能依赖藩国的供养，根本无法掌控全国局势。这种“天皇有虚名而无实权，藩主有实力而无名分”的局面，让日本陷入了“无主可依、无令可行”的混乱状态，幕藩体制的根基彻底动摇。
更严重的是，权力中枢的崩塌，直接引发了日本军政秩序的全面失控。江户时代的军事体系，以幕府直属军队为核心，各地藩国军队为补充，形成了“幕府掌控全局、藩国镇守地方”的格局。但将军死后，这一军事体系彻底瓦解，无论是中央直属军队，还是地方藩国军队，都陷入了无序状态，而这种无序，进一步引发了地方割据、边防崩溃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德川幕府的直属军队主要包括旗本、御家人、番方等，总兵力约2万人，其中旗本是将军的贴身护卫，直接听命于将军，是幕府军事力量的核心；御家人是德川家族的家臣，承担着守卫江户城、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番方则是负责边境、沿海防务的军队。将军死后，这些直属军队失去了最高指挥者，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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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本群体内部，因依附的德川家族成员不同，分裂为多个派系，彼此之间相互猜忌、甚至发生武装冲突。
部分旗本试图占据江户城的残余区域，抢夺幕府的残余物资；另一部分旗本则因失去俸禄来源，被迫离开江户，前往各地藩国寻求庇护。御家人群体则更为混乱，他们大多居住在江户周边的领地，将军死后，无法获得幕府的俸禄发放，生活陷入困境，部分御家人选择聚众闹事，抢夺平民财物；还有部分御家人则投靠了附近的藩主，成为藩国军队的一部分。番方军队则因失去幕府的指令，放弃了边境与沿海的防务，要么溃散回乡，要么被地方藩主收编，一时之间，整个日本沿海都无人看守，沿海边防体系彻底瘫痪。
江户时代的260余个藩国，原本受制于幕府的严格控制，幕府通过“参勤交代”制度，要求藩主每隔一年前往江户居住、限制藩国军队数量、控制藩国财政等方式，防止藩国势力过大。但将军死后，幕府的控制力彻底消失，各地藩主开始摆脱约束，全力扩充自己的实力，日本逐渐陷入“强藩割据、弱藩依附”的局面。
现在，所有强藩不再听从幕府的指令，纷纷采取措施扩充实力：一方面，大量招募溃散的幕府武士、流民，扩充军队规模，同时引进西方武器，改良军队装备；另一方面，相互之间缔结同盟或发动战争，争夺领地与资源。从八月初凯斯，整个日本各个大的藩主都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开始趁机吞并了周边的弱小藩国，扩大了自己的领地。而那些弱小的藩国，则因实力有限，无法与强藩抗衡，只能选择依附于某个强藩，成为强藩的附庸，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割据的局面。
一群藩主开始进行大大小小的厮杀，日本沿海防务形同虚设。
于是，沿海地带频繁遭到海盗的袭击。由于沿海防务崩溃，治安混乱，来自朝鲜及日本本土的海盗，纷纷涌入日本沿海，抢夺渔民的财物，烧毁村庄，甚至绑架平民索要赎金，给日本沿海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日本方面，由于正陷入争权夺利，无法对海盗进行有效的打击，只能任由海盗肆虐。
江户大轰炸与将军之死，不仅摧毁了日本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也给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江户时代的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与商业为辅，形成了以江户、大阪、京都为核心的商业网络。但这场灾难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的经济格局，引发了财政崩溃、物价暴涨、民生凋敝等一系列问题，而社会秩序的瓦解，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让日本陷入了“经济崩溃—社会失序—经济进一步衰退”的恶性循环。
德川幕府的财政体系，以年贡、税收、专卖制度为核心。各地藩国需向幕府缴纳年贡（主要是大米），江户、大阪等城市的商人需缴纳商业税，同时幕府垄断了盐、糖、酒等商品的专卖权，获取巨额利润。但将军死后，这一财政体系彻底崩溃。
首先，年贡征收彻底停滞。各地藩主不再向幕府缴纳年贡，而是将年贡全部留作己用，用于扩充军队、维持藩国统治；部分藩国甚至因陷入战争，无法正常征收年贡，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其次，商业税收无法征收。江户作为日本最大的商业城市，被炸后商业网络彻底断裂，大量商铺被烧毁，商人流离失所，商业活动陷入停滞；大阪、京都等城市的商人，因担心局势混乱，纷纷关闭店铺，逃离城市，导致商业税收大幅减少。最后，专卖制度瓦解。幕府垄断的盐、糖、酒等商品的专卖权，因幕府的瘫痪而无法维持，各地藩主趁机垄断了当地的专卖权，相互之间争夺专卖利益，导致专卖商品的价格暴涨，而幕府则彻底失去了这一重要的财政来源。
可各个藩主，还没有因为不用向幕府交税而得意多久，他们就发现日本经济真的出大问题了。
失去幕府的规则，日本处处是战火。
财政体系的崩溃，不仅让幕府无法重建，也让各地藩国陷入财政困境。大多数藩国因常年征战、扩充军队，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而财政收入却急剧减少，只能通过增加赋税、掠夺平民财物等方式维持运转。这进一步加重了平民的负担，引发了平民的强烈不满，为后续的农民起义埋下了隐患。
江户大轰炸后，日本的物价就逐月出现了疯狂的暴涨，尤其是粮食、燃料、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达到了平时的10倍甚至20倍。造成物价暴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江户城被炸毁，大量粮食、燃料等物资被烧毁，市场物资供应急剧减少；二是交通网络中断，各地的物资无法正常运输，导致物资流通不畅，进一步加剧了物资短缺；三是商人囤积居奇，趁机抬高物价，获取巨额利润。
粮食的短缺与价格暴涨，是对日本民众最沉重的打击。
江户时代的日本，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大多数农民都是佃农，依靠租种藩主或地主的土地为生，常年处于温饱线边缘。将军死后，各地藩国频繁征战，大量农田被战火摧毁，农民无法正常耕种，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同时，藩主增加赋税，掠夺农民的粮食，导致农民手中的粮食所剩无几。许多农民因无法购买粮食，只能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除了粮食短缺，燃料、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也让民众陷入困境。江户城被炸后，大量房屋被烧毁，民众失去了住所，只能在街头搭建临时棚屋居住；冬季来临，燃料短缺，许多民众因寒冷而冻死；衣物短缺则导致大量民众衣衫褴褛，遭受疾病的侵袭。此外，由于医疗体系的瘫痪，各地的医院、诊所纷纷关闭，医生流离失所，民众生病后无法得到治疗，疫情在各地频繁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凋敝的局面。
经济的崩溃与民生的凋敝，最终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彻底瓦解。江户时代的日本，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等级之间界限森严，不得随意逾越。但将军死后，这种等级制度被彻底打破，社会陷入了“礼崩乐坏”的状态。
首先，武士阶层的分化与堕落。武士是江户时代的特权阶层，享有免税、佩刀等特权，依靠藩主发放的俸禄为生。但将军死后，许多武士失去了俸禄来源，生活陷入困境，部分武士选择放弃武士身份，沦为流民和土匪，靠乞讨、抢夺为生；还有部分武士则投靠了藩主或商人，成为藩主的打手或商人的保镖，丧失了原本的武士道精神。而那些仍保有特权的武士，则趁机欺压平民，掠夺平民财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混乱。
其次，农民起义频发。面对藩主的苛捐杂税、物资的短缺与物价的暴涨，农民们忍无可忍，纷纷发动起义。1825年下半年，日本各地爆发了数十次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江户周边的农民起义。
数千名农民手持农具，围攻藩国的统治机构，抢夺粮食与物资，要求藩主减轻赋税、降低物价。虽然这些农民起义大多被藩国军队镇压，但起义的频发，表明平民对统治阶层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顶点，也进一步动摇了藩国的统治基础。
最后，“打毁”运动的蔓延。除了农民起义，日本各地还爆发了“打毁”运动。流民、失业武士、破产商人等聚合在一起，捣毁富商的店铺、地主的庄园，抢夺财物，烧毁房屋。这些“打毁”运动不仅针对富商与地主，也针对藩国的统治机构，给藩国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时，社会治安的恶化，也让民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人们纷纷逃离城市与村庄，前往偏远的山区躲避战乱与混乱，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城市萧条。
1825年江户大轰炸与将军之死，不仅引发了日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全面动荡，也带来了思想文化的深层变革。江户时代的日本，思想文化以儒家思想、武士道精神与神道教思想为核心，强调等级秩序、忠君爱国与锁国排外。但这场灾难打破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传统观念逐渐崩塌，西方思想、尊王攘夷思想、开国改革思想等新思想纷纷兴起，为日本的近代化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
江户时代的传统观念，核心是“忠君（将军）爱国”“等级秩序”与“锁国排外”。但将军死后，这些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逐渐崩塌。
首先，“忠君（将军）爱国”观念的瓦解。在江户时代，武士阶层被要求绝对忠诚于将军，平民也被灌输“将军是天下之主”的思想，“忠君”成为了最高的道德准则。但将军死后，幕府的统治崩溃，将军的权威彻底消失，原本被视为“忠诚对象”的将军，成为了历史；而各地藩主相互征战，争夺权力，根本不顾及国家的安危与民众的死活，让“爱国”观念变得空洞无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忠君”并非真正的“爱国”，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无法解决日本当前的危机，逐渐对其产生了怀疑与否定。
其次，等级秩序观念的动摇。江户时代的等级制度，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等级之间界限森严，不得随意逾越，这种等级秩序被视为“天经地义”。但将军死后，等级制度被彻底打破，武士阶层分化堕落，平民发动起义，“打毁”运动蔓延，原本森严的等级界限变得模糊。越来越多的平民开始意识到，等级制度并非不可改变，人人平等的思想逐渐萌芽；而部分武士也开始反思等级制度的弊端，认为等级制度阻碍了日本的发展，主张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人平等。
传统观念的崩塌，为新思想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在日本陷入混乱的局面中，西方思想、尊王攘夷思想、开国改革思想等新思想纷纷兴起，成为了日本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为日本的近代化变革提供了思想指引。
藩主们都在议论尊王攘夷思想，是在传统“尊王”思想与锁国排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核心主张是“尊崇天皇，驱逐夷狄”（嗯，指的是中华军）。这一思想的兴起，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军死后，天皇成为了权力重组的象征性焦点，部分有识之士认为，只有尊崇天皇，才能实现日本的统一与安定；二是中华国的大轰炸，让日本的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部分有识之士主张自强，维护日本的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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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攘夷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各地藩国的改革派武士与京都朝廷的官员。他们一方面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日本的唯一君主”，主张辅佐天皇，推翻藩国割据的局面，实现日本的统一；另一方面，宣扬“西方和中华皆是蛮夷，入侵日本是对日本的侮辱”，主张团结全国力量，驱逐东西方列强，维护日本的国家主权。尊王攘夷思想的兴起，让日本开始有了一点点军国主义的味道。
1825年江户大轰炸与将军之死，是日本江户时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打破了日本维持近两个世纪的幕藩体制，引发了日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与思想文化的全面动荡与变革。权力中枢的崩塌，让日本陷入了无主可依的混乱状态；军政秩序的失控，让日本陷入了割据纷争与边防崩溃的困境；经济社会的动荡，让日本民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外交格局的变动，让日本被迫卷入了近代世界的纷争之中；思想文化的变革，让日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始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陈阿生也很郁闷，他真没想到谈判对手就这么没了
他写信问牛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知否立刻登陆本州？”
牛野的回信特别有意思，“占时不要登陆，让他们乱一阵子，看看谁跳的最高！同时写信给京都，空投信件，命令天皇无条件投降。可以给他们一个月的思考期和安排期，超过时间，拒不投降，那就给我把京都也轰了！另外给所有参与行动的飞行员纪录三等功一次，他们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战略轰炸，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