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七月，天气炎热，迎长风而溯江而上。
长江如一条银鳞巨蟒，在盛夏的烈日下蜿蜒东去。江面上，一艘五桅蒸轮船缓缓向着上游破浪而行，船身漆成深青色，船首立着一尊青铜铸就的妈祖像，双臂展开，直视前方，这是“长江号”，中华国最高统帅、总长牛野的巡视座舰。
甲板上，牛野负手而立，一袭简装深灰薄长袍，腰间却挂着一柄军刀。他面容刚毅，眼神深邃，眉宇间藏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思索。
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他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的牛野，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送快递送到了这个时空。
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亲手推动这场工业化，在一个本应属于清朝道光年间的时空里，和广福源号上的一群船员建了一个名为“中华国”的现代国家。
如今，他正沿长江巡视新国十九省。
“长江号”自武昌启航，顺流而下，经汉口、九江、安庆、芜湖，直抵南京。这一路，牛野几乎没怎么进舱，日夜伫立甲板，目光如鹰，扫视两岸。
从长江口出发，溯流而上驶向武汉，沿途将经过一条璀璨的城市链。
首站是新的东海城，那座矗立在长江入海口的巨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是长江和东海航运的门户。
船行不久，便抵达南通，江面渐宽，北岸风起。
继续西进，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这里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千年漕运的脉搏仍在跳动。
他在扬州下船，，行走在人群中，走到江边想到了苏辙的《扬州五咏·平山堂》：“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对凭栏”，
他穿过常州与无锡，江南水乡的温润气息扑面而来，随后进入江苏省会南京，钟山龙蟠，江流激荡，古都气魄尽显。
海潮在这里下船，他要规划南京的工业体系架构，牛野独自继续向上游航行。
凭栏处，接天田野、新秧翻垄、疏麻大豆、荞麦晚菘，一路田园风光扑面而来。
停泊在江边，独看落日，系船乌江渡，古庙荒烟、野鼠含髭，项羽旧迹苍凉入眼。
进入安徽，芜湖港灯火通明，安庆城静卧江畔，见证着中游的沧桑变迁。
船行到江西，牛野终于理解了什么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李白的《望天门山》写舟过天门山（今安徽芜湖、马鞍山之间），江水被山势劈开，浪涌回旋，正是牛野从安徽进入江西段的画面，历史跨越千年，一如往昔。
进入江西，九江依山临湖，控扼鄱阳湖口，自古为兵家与商旅要地。再向西，进入湖北，黄石的烟囱与码头昭示着工业的力量。最后，江面豁然开朗，三镇鼎立的武汉出现在眼前，长江与汉江在此交汇，千湖之省的门户徐徐打开。
从海潮初涨的东海，到九省通衢的武汉，这条六千里的水道，串起了经济、文化与工业的命脉，也承载着千年中国的流动史诗。
他要看的，不仅仅是风景，还有工业的脉动。
江面上，来往船只川流不息。向上游去的，是满载钢铁、水泥、煤炭、硫酸、碱料的驳船；向下游去的，是成捆的棉布、成箱的火柴、肥皂、煤油灯、搪瓷碗、铁锅、纸张……这些看似寻常的日用品，却是这个新生国家最宝贵的工业果实。
“长江是一条活着的工业动脉。”牛野在日记中写道，“它不再只是运输粮食与盐巴的古老水道，而是将重工业的‘血’输送到轻工业的“根系’，再将轻工业的‘果’反哺回城市与乡村。”
他提着笔，坐在起伏摇曳的船舱中，想起了自己那个时空的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民国交给新中国的究竟是怎样的残破无力！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还不够给北京铺一条像样的马路。
满清和民国都是搞笑的存在！是的，牛野研究过中国古代工业，他梳理过中国历朝历代的钢铁产量，1949年全国粗钢产量158万吨，放在北宋确实“不够看”。
北宋官方统计的年铁产量约125万吨，人均钢（含铁）12公斤，1949年中国人均钢（含铁）不足03公斤。
更关键的是，北宋的125万吨是官营铁造的数字，民间小炉户、商户的大炉灶、军器监的隐性产量并未计入；
牛野估计若把北宋的隐性产量估算进去，总量或许与1949年接近，但就官方账面而言，1949年的钢产量确实低于北宋的铁产量，算人均，民国就是个渣渣。
交给新中国的能造的东西，无非是锄头、镰刀、土布、火柴。连一颗标准螺丝钉都要进口，更别说汽车、飞机、坦克。
满清也就算了，民国自1912年1月1日成立，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共存在37年10个月。
还是这些中国人，还是这片土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钢铁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到1959年，钢铁产量直接提高到1387万吨。
十年间粗钢产量从158万吨增至约1400万吨，增幅接近90倍，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牛野不明白，不明白民国都在做什么？他很好奇，民国的议会，议员和读书人是不是每天都在混日子？
看到长江上的航运，他终于理解，新中国为什么做出了一个让许多后世人不解的决定：“勒紧裤腰带，优先发展重工业”。
不是先投资建纺织厂、食品厂、日用品厂，这些来钱快，见效快，赚钱快的产业；而是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集中国力先建钢铁厂、化工厂、发电厂、机械厂。
为什么？
因为决策者们深知——“没有重工业，轻工业就是无根之萍，无根之木”。
轻工业看似贴近民生，能立刻让百姓穿上新衣、用上肥皂、点上电灯。可它们的每一件产品，背后都依赖重工业的支撑：
一块肥皂，需要烧碱和脂肪酸，而烧碱来自氯碱工业，氯碱工业需要电力和电解槽，电解槽要用钢材制造；
一匹棉布，需要纺纱机和织布机，而这些机器的每一个齿轮、每一条轴杆，都来自机床厂；
一辆自行车，看似简单，可它的车架要用无缝钢管，轴承要用高碳钢，链条要用精密锻造，而这些材料，全都依赖钢铁工业和冶金技术；
甚至一盏煤油灯，它的灯罩要用平板玻璃，而玻璃熔炉需要高温耐火材料和石油工业稳定的燃料供应。
没有重工业，你拿什么搞轻工业？轻工业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靠进口？那你一辈子都受制于人！
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的“骨架”与“心脏”。
它不似轻工业那般贴近日常，它不直接生产你穿的衣、吃的饭、用的手机，但它却是这一切得以存在的根基。
没有钢铁，造不出机床；没有机床，纺不出布、造不出汽车；没有电力与化工，连一盏电灯、一块肥皂都难以量产。轻工业是枝叶，繁花似锦，但若没有重工业这棵深扎地下的大树，风稍大些，便连根拔起。
重工业决定一个国家的独立能力。
当战争来临，敌人封锁港口，你能否自己炼钢、造枪、修坦克？当国际局势突变，芯片断供、能源禁运，你能否依靠自主的能源、材料与制造体系撑过寒冬？
历史上无数教训告诉我们，没有重工业的国家，连生存的资格都要仰人鼻息。
它更是技术创新的策源地。
从蒸汽机到发电机，从数控机床到火箭发动机，重大技术突破大多诞生于重工业领域。这些技术一旦成熟，便如春水漫溢，反哺轻工、医疗、交通、通信等各行各业，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更重要的是，重工业塑造国家意志。
它需要长期投入、系统规划、全民协作，不是短平快的生意，而是为子孙后代打地基的伟业。一个愿意勒紧裤腰带建高炉、铺铁路、搞科研的国家，必定有远见、有韧性、有担当。
所以，看一个国家强不强，不只看它有多少高楼、多繁华的都市，更要看它能不能自己造大飞机、建核电站、挖深矿、打深井。
重工业兴，则国本稳；
重工业强，则民族立。
牛野记得，高中上课时老师说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曾问中国工程师：“你们想建纺织厂？很好。但你们有钢吗？有电吗？有化工原料吗？有维修机器的备件吗？”
一句话，问得人哑口无言。
于是，国家咬牙选择了“重工业优先”。
1953年，“一五计划”启动，156项重点工程铺开，全部集中在钢铁、机械、能源、化工、军工等重工业领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口粮支援建设。工人三班倒，工程师睡在工地，大量华人科学家从海外归来，只为把高炉点起来。
到1957年，“一五”结束时，中国钢产量从158万吨跃升至535万吨，发电量翻倍，机床年产量增长10倍。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独立的工业体系。
从此，中国第一代工业人才真正站起来。
后来的改革开放，没有这些工业人才，就算开放也做不成，牛野就问菲律宾就是美国殖民地，开放吗？他们为什么做不起来？
非洲全是欧美殖民地，开放吗？那里全是欧美的企业，他们为什么做不起来？
中东富得流油，他们为什么做不起来？
因为，要吃苦，要流血，要把一切都投进去，主席和总理也要穿带补丁的衣服，这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做的到？
穿越到1825年，牛野面临的，是比1949年更艰难的局面。
没有现代工人，没有技术人才，没有工业基础，甚至连“工厂”这个概念都极为陌生。民间还停留在“匠铺”“作坊”“商号”的阶段，动力靠人力、畜力、水力，生产靠经验与口传。
但他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广福源号的那群水手，都是海佬。一群在大海上开过炮，扬过风帆的一群亡命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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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海佬相信什么？他们只相信坚船利炮！
要船，要炮，那必须搞重工业，没得选！
早在东海城成为首都之前，早在坤甸港作为旧首都时，陈阿生做总长时便颁布《新启元年工业宪令》，明确提出：“以重工业为基，以科技为翼，以民本为本，十年建基，三十年大成。”
他们亲自规划了“三大支柱工程”：
1 “铁矿港钢铁联合体：依托澳洲铁矿和煤矿，依靠他们缴获的各国海船，拼命搞高炉技术，自建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全流程，从最开始的小钢铁厂，到去年年产钢一千万吨；
2 坤甸化工实验所：聚焦“三酸两碱”（硫酸、盐酸、硝酸、烧碱、纯碱），为纺织、军工、医药提供基础原料；
3 广州动力机械局：制造蒸汽机，研发国产锅炉、汽轮、传动系统，为工厂与船舶提供动力。
这群货有一个共同的病，“火力不足恐惧症”，陈老豆在世时，就说过，“所有进口银元，优先购买工业设备；所有新学子，强制学习算学与格致；所有地方税收，三成必须用于工业基建。”
那时，坤甸朝野哗然。
有士绅骂陈老豆“弃农从工，动摇国本”；文人讽他“崇洋媚外，毁我华夏”；
百姓更是不解：“总长不修水利、不减赋税，整天炼什么铁、烧什么酸，要那些黑烟滚滚的厂子做什么？”
可广福源这群人不为所动，谁他娘敢反对，他们就敢炮轰！
是的，这群人看上去没有派一个人独裁，嗯，他们是一群人商量着决断！
牛野现在就在武昌万人大会上说：“你们问我，为什么不先建布厂，让百姓穿上新衣？
我告诉你们：
“若无钢铁，何来纺机？若无电力，何来夜织？若无化工，何来染料？
我们今日吃的苦，是为子孙后代打地基。地基不牢，楼再高，也是沙上筑塔。”
夜里在汉江边，牛野翻看李海潮送来的文件。
“海潮终于动手了。”牛野翻开李海潮临行前递交的《江南工业布局初案》，一页页读下去，眼中渐露欣慰。
李海潮的规划极为清晰：
1 以南京为轴心，打造“华东重工业走廊”，北接扬州、淮安，南联镇江、常州，形成钢铁、电力、化工三足鼎立之势；
2 优先建设“三厂一网”：
南京炼铁厂：利用江宁铁矿，建两座高炉，年产铁5万吨；
下关发电厂：建燃煤电站，装机容量5000千瓦，为全城提供电力；
浦口化工厂：生产硫酸、烧碱、化肥，支援农业与轻工；
江南铁路网：修筑南京—镇江—常州铁路，全长120公里，打通原料运输动脉；
3 设立“技术学坊”，派遣妈祖学院的教员，教授机械制图、化学实验、电工基础，三年内培养首批南京本土的技术工人。
“没去忙着开市集、建商铺，而是先打地基。”牛野轻叹，“这才是懂工业的人。”
他想起李海潮临行前说的话：“牛野，轻工业可以明年建，后年建，但重工业的坑，必须今年挖。晚一天，整个工业体系就晚十年。
回忆这一路走来， 长江沿岸的变化愈发明显。
在镇江段，他看到一座新建的水泥厂正冒着青烟，工人们正用小火车将石灰石运入窑炉；
在常州郊外，一座由乡绅集资的“公用电坊”已投入使用，为周边十余家织布坊供电；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无锡与苏州交界处，一个自发形成的手工业集群正在萌芽。
十余家铁匠铺、木匠铺、铜匠铺沿河而建，彼此协作，他居然看到一个小镇，铁匠打制零件，木匠做机架，铜匠造阀门，最后组装成一台台小型蒸汽机，卖给周边棉纺作坊。
这真是大开眼界。
这些蒸汽机虽粗糙，效率低，寿命短，但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内地化工业生态的萌芽。
一家名为“恒源机作”的作坊里，老师傅正带着徒弟调试一台仿制蒸汽机。机器“哐哐”作响，活塞上下运动，带动皮带轮转动。
“这机器，能用多久？”牛野问。
老师傅擦了擦汗：“好点的，能撑三个月。坏了就修，修不了就重做。”
“用什么材料？”
“铁是汉阳来的，轴是自己锻的，密封圈是牛皮做的，凑合用。”
牛野笑了：“为什么不买广州造的？”
老师傅笑了，“这不便宜吗？”
牛野无语了。。。
他心中感慨，这哪里是作坊？这是中国工业文明的“原始细胞”。
正如英国的曼彻斯特，最初也不过是几个自发聚集的纺织作坊，最终却演变为“世界工厂”。
只要土壤合适，种子总会发芽。
夜深，牛野独坐舱中，江风透过窗棂吹入，带着水汽与煤烟的味道。
他翻开日记，提笔写道：
“今日巡江，终得顿悟。 为何在我那个时空，新中国宁可全民勒紧裤腰带，也要把重工业体系建起来？ 因为，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真正的独立。”
他停下笔，望向窗外。
江面上，一艘满载钢轨的驳船正缓缓上行，船工喊着号子，蒸汽拖轮喷着白烟。那钢轨，将铺向南京—镇江铁路，将承载未来的列车，载着货物、工人、思想，奔向远方。
牛野继续写道：
“轻工业，看似贴近民生，工序简单，极容易扩张，极为赚钱，实则最脆弱。 如果它依赖进口机器、进口原料、进口技术。 一旦外部封锁，轻工业立刻瘫痪。
可一旦有了自己的钢铁厂、机床厂、化工厂，我们就不再受制于人。
高炉能炼钢，钢能造机，机可织布，布能换粮。 这是一个闭环，一个自足的工业生命体。”
“而重工业，就是这个生命体的‘心脏’与‘骨骼’。
心脏提供动力，骨骼支撑结构。 没有它们，轻工业不过是挂在树上的藤蔓，风一吹，就断。”
“所以，我们那一代人，选择先建根，再开花。 先建高炉，再建布厂； 先造机床，再造自行车； 先搞化工，再搞医药。 这不是不爱人民，而是真正的大爱，是给他们一个不会倒塌的家，而不是一时的利润。”
他合上日记，走到甲板。
远处，武汉的轮廓在夜色中浮现，几点灯火闪烁，那是新的工地还在施工。
他知道，那灯光下，有人在浇筑水泥地基，有人在焊接钢梁。
牛野到此时也明白了第二个道理，“无重工业的国家，无主权！”
这个世界上，真正拥有主权的国家，其实少得可怜。
他的时空里，联合国大厅里悬挂着193面国旗，地图上划分着近两百个“独立国家”，但掀开这层体面的外衣，你会发现：多数所谓的“主权”，不过是风中纸灯笼，看似完整，实则一戳即破。
没有军队的，靠别国驻军“保护”；没有货币主权的，用美元或欧元当家；没有能源自主的，冬天靠邻国输气取暖；没有通信自主的，海底光缆由外企铺设，网络命脉握在他人手中。一场制裁、一次断供、一纸禁令，就能让一个“国家”瞬间瘫痪。
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真正的主权。
轻工业能造衣服、做手机、包装食品，但造不出炼钢的高炉、发电的涡轮、挖矿的钻机、修路的盾构。没有钢铁，就没有机床；没有机床，就没有武器；没有化工，就没有燃料与药品；没有电力，就没有现代生活。一个国家若连这些都依赖进口，那它的“主权”不过是租来的房子，房东随时可以收钥匙。
历史上，所有真正独立的大国，无一不是重工业强国。
英国有钢铁与蒸汽机，才撑起“日不落”；
美苏靠庞大的军工与能源体系，在冷战中对峙；
中国能挺直腰杆，靠的不是深圳的手机厂，而是鞍钢的钢水、大庆的原油、西安的发动机。
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的骨骼与血脉。
它不显于市集繁华，却深埋于地下千尺的矿井、轰鸣万里的铁路、腾空而起的火箭之中。
它意味着： 你能自己造出一切，而不必低头乞求。
所以，别被国旗与国歌迷惑。
真正的主权，不在联合国的席位上，
而在高炉的火焰里，
在机床的切削声中，
在每一块自产的钢板与每一吨自炼的钢水之上。
没有重工业的国家，
纵有千般体面，
也不过是国际秩序中的“高级仆从”。
真正的主权，
从来只属于那些能自己打下地基、
自己浇筑梁柱、
自己撑起屋檐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