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太医院秘阁。
秋日的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青石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秘阁内弥漫着松烟墨与宣纸的清香，数十个书案呈“回”字形排列，案上堆叠着泛黄的古籍、密密麻麻的草稿、还有一摞摞用朱砂标注的病例记录。这里是凌云与林砚、徐文亮耗时两年编纂《凌氏医典》的“战场”，此刻，三人正围坐在中央书案前，凝视着案上那部刚刚誊抄完毕的书稿。
书稿用上等宣纸装订，封面以泥金书写“凌氏医典”四字，笔力雄浑，正是朱元璋亲笔题写。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精细的人体解剖图：骨骼、肌肉、脏腑、经络，皆以工笔细描，标注的文字用小楷书写，清晰工整。图中还附有“脏腑病变对应表”，如“肝火上炎则目赤肿痛，宜龙胆泻肝汤”“肺气壅滞则咳喘痰多，当用麻黄汤加减”，将抽象的医理化为直观的图像。
“终于成了……”林砚捋着花白的胡须，指尖轻轻抚过书稿，眼中泛起泪光。作为太医院资深院判，他参与过无数次医书编纂，却从未见过如此“惊世骇俗”之作——书中不仅有历代医家经典理论的梳理，更有基于实证的解剖观察、改良创新的药方、系统科学的防疫法，堪称“集古今医道之大成”。
徐文亮则更为激动。这位曾以寒门学子身份高中医科解元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太医院判，分管医官培训。他指着“防疫卷”中的“隔离三原则”道：“大人，这三年来，我们从应天到北疆，用这套法子扑灭了七次疫情。如今写入医典，天下医官照此执行，何愁疫病不息？”
凌云没有说话。他望着书稿，眼前浮现出两年前那个雪夜——朱元璋将他和林砚、徐文亮召入紫宸殿，指着案上堆积如山的民间医案，沉声道：“凌爱卿，你推行官医局三年，救了百万百姓，可天下之大，仅靠你和林砚、文亮几人，能救几时？医道要传承，必须着书立说，让后世医者有章可循！”
那一刻，他便立下决心：要编一部“前无古人”的医典。
编纂之初，最大的阻碍莫过于“解剖图”。
自古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深入人心，太医院虽有“剖尸验病”的先例，却从未有人敢将解剖图公之于众。凌云提出绘制解剖图时，林砚曾激烈反对：“大人，此举恐遭天下儒士唾骂，谓我等‘辱没先人’！”
“若不直面人体，如何精准治病？”凌云将一叠病例记录拍在案上，“去年徽州疫病，死者皆因‘肠痈’（阑尾炎）延误治疗。若按古书记载的‘腹痛即泻’治法，只会加速死亡。唯有解剖，方能知脏腑位置、病变形态！”
为获取绘制素材，凌云多次向朱元璋上书，请求“特许剖验死刑犯遗体”。朱元璋起初犹豫，直到凌云带他去看官医局收治的“外伤重症患者”——那些因刀箭伤导致内脏破裂的士兵，因医官不懂脏腑结构，只能凭经验用药，十之八九死于大出血。
“朕准了。”朱元璋最终下旨，“凡死刑犯自愿捐遗体者，准其家人免赋三年；由刑部、太医院共同监督，绘制解剖图，仅供医典使用，不得外传。”
即便如此，寻找“自愿者”仍困难重重。凌云带着徐文亮走访刑部大牢，对死囚们晓之以理：“你等死后，遗体若能助医者救人，亦是功德。”终于，一名因抢劫被判斩首的囚犯李二牛，在临刑前叩首道：“大人，俺爹就是得‘鼓胀病’（肝硬化腹水）死的，俺愿捐遗体，让后人别再受这罪！”
解剖当日，秘阁外戒备森严。凌云亲自主刀，林砚记录，徐文亮绘图。当李二牛的胸膛被剖开，露出跳动的心脏、缠绕的血管、因腹水而肿胀的肝脏时，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凌云用镊子指着肝脏上的结节，对徐文亮道：“你看，此乃‘积聚’之状，与《黄帝内经》‘肝之积名曰肥气’的描述吻合，然其质地坚硬如石，当以‘鳖甲煎丸’攻坚散结……”
三个月后，第一幅“人体脏腑解剖图”绘制完成。图中不仅标注了器官名称，还注明了“正常形态”与“病变特征”，如“肺痈（肺脓肿）则肺叶溃烂，有脓血溢出”“肾石（肾结石）则肾盂可见结晶颗粒”。这些基于实证的观察，让抽象的理论有了“看得见”的依据。
如果说解剖图是“破旧”，那么药方的筛选与改良则是“立新”。
《凌氏医典》共收录300余种药方，其中一半是凌云团队在临床中验证有效的“经验方”，另一半则是“改良方”——即对古方进行剂量调整、药材替换，以适应不同体质的患者。
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痘接种术”的改良方案。早在宋代，中国便有“以痘衣法”预防天花的记载，即用天花患者的衣物让健康人感染，从而获得免疫力。法风险极高，死亡率达10。凌云在应天府官医局推广“水苗法”（取天花患者痘浆，稀释后以水点入鼻孔），将死亡率降至1，但仍不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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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用‘牛痘’代替‘人痘’？”徐文亮在一次医官会议上提出。他从海外商旅口中得知，西域有人用牛痘（牛感染的轻微天花）给人接种，安全性更高。
凌云立刻意识到这是突破方向。他派弟子赴广州，从葡萄牙商人处换来一头患轻微牛痘的奶牛，取其痘浆，在应天府孤儿院挑选20名健康孩童试验。经过三个月观察，20名孩童均未感染天花，且体内产生了抗体。
“成功了！”当试验结果传来，凌云激动得彻夜未眠。他将这一方法命名为“牛痘接种术”，写入医典“防疫卷”，并附详细步骤：“取牛痘浆少许，以银针蘸取，点入孩童两臂外侧皮内，三日结痂，七日脱落，终身免疫。”
此外，医典还收录了针对“肺痨”（肺结核）的“月华丸”（用天冬、麦冬、生地等滋阴润肺）、针对“消渴”（糖尿病）的“玉泉散”（用葛根、天花粉生津止渴）、针对“破伤风”的“玉真散”（用天南星、防风祛风镇痉）等新药方。这些药方皆经过至少50例临床验证，有效率在80以上，远超古方。
“防疫卷”的编纂，源于凌云对“疫病传播规律”的总结。
三年试点期间，他目睹了七次疫情：应天的水痘、苏杭的霍乱、北疆的寒疫……每次疫情爆发，官医局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救治。直到在登州平定霍乱时，他发现“隔离病患、消杀环境、检疫往来”三管齐下，能迅速控制疫情蔓延。
“防疫如防火，重在‘防’而非‘救’。”凌云在防疫卷序言中写道，“若等疫病爆发再治，犹如杯水车薪；唯有平日做好隔离、消杀、检疫，方能防患于未然。”
为此，他详细规定了“隔离三法”：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由医官定期送药；重症患者送“隔离医馆”，家属不得探视；密切接触者集中“检疫所”，观察14日无恙方可离开。消杀法则包括“艾草熏屋”“石灰洒道”“沸水煮衣”等，针对不同疫病选用不同方法。检疫法则要求“凡入城者，必查体温、观气色、问行程，有可疑者暂留观察”。
这些防疫法并非凌云凭空创造。月令》中“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的生态防疫思想，结合现代医学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理论，形成了系统的防疫体系。
书稿完成后，凌云将其呈送朱元璋。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见三人，亲自翻阅书稿，时而点头，时而蹙眉。当他看到解剖图时，沉默良久，问道：“凌爱卿，绘制这些图，可曾遭非议？”
凌云如实回答：“臣等曾遭儒士反对，谓‘有违人伦’。然臣以为，医道以救人为本，若因循守旧而不敢直面人体，何谈治病救人？”
朱元璋闻言，突然大笑：“好一个‘医道以救人为本’！朕准了！此书不仅要藏于太医院、国子监，更要刻成简装本，发往各省官医局，供民间医者借阅！”他提笔在书稿上写下“凌氏医典”四字，笔锋如刀，力透纸背：“朕要天下医者皆知，医道非秘术，乃活人之学！”
工部接到圣旨后，立即行动。选用浙江开化产的“澄心堂纸”，以松烟墨手工印刷，每部医典分“解剖卷”“药理卷”“防疫卷”“临证卷”四册，用锦缎函套装订100部，藏于太医院秘阁、国子监藏书楼、各省官医局正堂；另制简装抄本500部，用竹纸印刷，供民间医馆购买或借阅。
付梓当日，太医院内外张灯结彩。凌云望着堆积如山的书册，想起两年来的艰辛：无数个不眠之夜，反复推敲的药方，与保守派的争论，还有李二牛遗体捐赠时的震撼……这一切，都凝聚在这部医典中。
“大人，您在序言中写的‘愿天下无庸医，人间少病痛’，何时能实现？”林砚问道。
凌云望着窗外，目光深邃如海：“今日付梓，只是开始。若后世医者皆能以医典为鉴，精益求精，则‘无疫之国’可期矣。”
夕阳西下，秘阁内的烛火次第亮起。凌云、林砚、徐文亮三人围坐案前，校对着即将发行的医典副本。他们的身影被烛光拉得很长，投射在墙上，与墙上悬挂的“医道仁心”匾额融为一体。这部承载着无数心血的《凌氏医典》，即将如星火般燎原，照亮大周王朝的医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