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点出“西夏之患，实乃国朝心腹之疾”。
这表明，皇帝将西夏问题提升到了最高级别的战略高度。
此前所有的思想交锋，至此被强制收束到一个具体的、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上来。
皇帝告诉所有人：别跑题，我们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解决西夏问题”。
这是最核心、也最严厉的一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定下的总基调。
随后提出的“持实据、献实策、求实效”是具体方法论。
而“非听‘华夷’空论，乃听‘强弱’实情；非听‘义利’辩驳，乃听‘成败’方略”，则是赤裸裸的议题引导和筛选标准。
这意味着，从今往后，任何关于西夏的奏对、文章，如果还停留在泛泛的道德批判、华夷之辨、义利之辩层面，将在皇帝那里直接失效。
皇帝只对包含具体数据（强弱实情）、可行方案（成败方略）的“实学”感兴趣。
这期《邸报》造成的效果，是地震级的。
欢欣鼓舞，如奉圭臬。
皇帝站在他们这边，皇帝要的是“实干”和“实策”。
王安石、舒亶的文章提供了理论武器，而皇帝的御批则赋予了行动的合法性和紧迫性。
他们立刻开始埋头钻研边备、财政、地理，准备用厚厚的、充满数据和分析的奏章来赢得圣心。
如坐针毡，进退维谷。
御批像一道枷锁，锁住了他们最擅长的“道德文章”和“义理之辩”。
他们不能再靠空泛的“修德”、“仁义”来驳斥对手，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关于西夏的“强弱实情”和“成败方略”。
而这，恰恰是他们的短板。一些人开始被迫研究他们不屑一顾的“夷务”，更多人则感到巨大的失落和愤懑，认为圣学旁落。
方向骤明，纷纷转向。
皇帝的御批如同灯塔，驱散了年轻人眼前的迷雾。
原来，报效国家不在于能写多华美的道德文章，而在于能否厘清边境屯田的亩产、分析西夏各军司的兵力虚实、提出巩固城防的具体工事方案。
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将兴趣转向地理、兵制、财政等“实学”，整个士林的风气为之一变。
长舒一口气，倍感振奋。
他们最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也最厌恶朝中脱离实际的清谈。
如今皇帝明确要求“实情”和“方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一线经验终于有了直达天听、并且会被重视的通道。
他们奏报的积极性和针对性将大大提高。
赵顽此举，完成了一次极其漂亮的“收官”。
引爆争论：他默许甚至推动了舒亶、王安石的文章传播，成功引爆了思想界的火药桶，打破了旧有的话语霸权。
展示包容：他将司马光的文章一并刊发，展示了“兼听”的胸怀，安抚了保守派情绪，避免了过早的激烈对抗。
御笔定调：在争论达到高潮、众人无所适从之际，他亲自下场，不是评判文章高下，而是订立游戏规则，将无穷无尽的思想辩论，引导至解决具体国家战略的轨道上来。
他不再是争论的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议程的设置者、最终成果的验收者。
他将一场可能撕裂朝堂的思想风暴，成功地转化为一场围绕“西夏问题”的“解决方案征集大赛”。
至此，熙宁初年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大辩论，在皇帝轻描淡写却又力重千钧的御批中，落下了第一阶段帷幕。
帷幕之后，一场更为务实、也更为残酷的强国实践，才刚刚拉开序幕。
思想的时代暂且过去，行动的时代，已经来临。
熙宁三年的正月，汴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躁动。
这躁动，并非仅仅源于上元灯节的余韵，更源于那三篇在《邸报》上并置刊发、如同三把利剑剖开帝国思想界的雄文——王安石《问儒》、司马光《与友人论边事书》、舒亶《辟伪道疏》。
茶楼酒肆、太学斋舍、乃至勾栏瓦舍，人们争相传抄、激烈辩论，其热度远胜任何诗词佳话。
以往只存在于边报和朝堂秘议中的“西夏”，第一次如此具体、如此尖锐地成为举城士庶公开议论的焦点。
然而，在这满城热议中，有一群人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那便是从四面八方汇聚京师、即将参加熙宁三年礼部试的数千名举子。
这本就是科举改制、首加“策论”后的第一次大比，众人心中本就忐忑。
如今，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当世文宗、学界泰斗的激烈思想交锋，以及御史舒亶那犀利无比的诘问，更如同三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城南“状元楼”客栈，是福建路举子传统的落脚点。天字号房内，一对来自兴化军仙游县的蔡氏兄弟，正对坐无言。
兄长蔡京，年方二十有三，面容白净，眉目间已显露出超越年龄的沉稳与审慎；
弟弟蔡卞，年少两岁，气质更为锐利，眼神中充满对知识的渴求与对时局的关切。
窗外传来的喧嚣声浪，清晰地涌入房内：
“司马公之言，方是治国正道！修德为本，岂有谬哉？”
“荒谬！王相公‘唯实穷理’方是救时良方！空谈道德，能御西夏铁骑否？”
“舒御史六问，方是振聋发聩！我辈读书，所为何来？”
这些争论，让房内的气氛更加凝重。蔡卞忍不住推开窗，望着楼下街道上聚集辩论的士子，低声道：
“兄长，京师风气，果然大异于福建。王、司马二公，皆当世大贤，这这策论该当如何下笔？”
蔡京缓缓合上手中那份已被翻得卷边的《邸报》抄本，目光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