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只能前进、不能回头的路，其终点是滔天的功业，还是万丈的深渊？
终于，他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头，将目光从文稿移向对面那位年轻的天子。
赵顼正平静地看着他，眼神深邃，看不出丝毫波澜，仿佛窗外席卷京师的这场思想风暴，与他全然无关。
“官家，”
韩绛的声音因长时间的沉默而略带沙哑，他选择了一个极其稳妥、甚至有些保守的词来试探：
“王安石的这篇《问儒》，道理是老成的，是谋国的言语。”
他刻意避开了“激进”、“高明”等可能刺激守旧派的词汇，强调了“老成谋国”。
这既是对文章内容的肯定，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谨慎姿态，符合他作为实干型重臣的性格。
赵顼闻言，嘴角勾起微微的弧度。他端起温热的茶盏，轻轻呷了一口，方才淡然道：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短短八个字，清晰，冷静，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却如定海神针，瞬间锚定了讨论的基调。
他没有评价文章本身的高低，也没有卷入任何学理之争，而是直接跳到了最终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上。
韩绛心中猛地一震。他忽然明白了。
官家根本不在意这篇文章在学术上是否无懈可击，甚至不在意它会引来多少攻讦。
官家在意的，是它能否带来“实干”，能否“兴邦”。
这篇文章，在官家眼中，或许只是一件工具，一记投向死水潭中的巨石，目的就是为了激起波澜，打破那令人窒息的沉寂。
他看着赵顼平静无波的脸，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掠过脑海：
外界纷纷扰扰，舒亶的奏疏，王安石的雄文，士林的沸腾，这一切最大的推手，难道不正是眼前这位端坐如山的天子吗？
是了！韩绛豁然开朗。赵顼早已不再是争论的一方，他超然于所有思想流派之上。
他是规则的制定者，决定哪些议题可以讨论，哪些声音可以被听到；
他是进程的掌控者，默许甚至推动风暴的生成，并引导其冲击的方向；
他更是最终的裁决者，将在合适的时机，对风暴的成果进行验收和取舍。
他将王安石、司马光、乃至天下士人的才智与激情，都视为可以驾驭的力量。
他需要这场思想地震，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在废墟上重建。比奇中闻徃 冕废跃独
他需要借王安石之笔，重塑官僚体系的价值观——从崇尚清谈道德，转向崇尚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
从畏惧变革，转向认同“唯变可以通久”。
这套策略，何其深远，又何其危险！
这完全是对赵顼帝王术的终极考验。他需要的不是压制分歧，而是驾驭分歧，让不同的声音在预设的轨道上碰撞，最终为国家这艘巨舰注入前进的动力。
成功，则大宋焕然新生；失败，则可能是党争酷烈，国势倾颓。
韩绛放下冰冷的茶杯，起身，肃然一揖：
“官家圣明。臣知道该如何做了。”
他明白了自己的角色。他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官家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之一。
他的任务，就是在这“实干兴邦”的大旗下，将《问儒》篇中的理念，转化为一项项可以落地的政策，用三司的账册和国库的充盈，来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
赵顼微微颔首，目光掠过韩绛，望向窗外。
正月十六的月光清冷地洒在殿宇的琉璃瓦上，汴京城的万家灯火在远处闪烁。
风暴已然掀起，而他，正是这风暴眼中，唯一清醒的掌舵者。紧了拳，心中默念：
“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这艘巨舰，唯有朕，能引它破浪前行。”
熙宁三年正月十七，清晨的薄雾尚未在汴京的街巷间散尽，一骑快马便冲出了枢密院进奏院的大门。
马上骑士背负的沉甸甸的褡裢里，装着的正是最新一期的《邸报》。
这份通常只刊载官员任免、诏令摘要的官方文书，今日却以一种石破天惊的方式，投向了帝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与士人阶层。
当各州县、各衙门、各书院收到这期《邸报》时，所有展开它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然并排列着三篇文章的全文：
左侧，是御史舒亶那篇已然掀起轩然大波的《辟伪道、明实学、正人心疏》，字字如刀，直斥“伪道学”。
右侧，是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自洛阳发出的《与友人论边事书》，沉稳厚重，坚守“修德为本”。
居中，则是河北路察访使王安石新鲜出炉的《问儒》，雄辩滔滔，论证“唯实穷理”。
三篇雄文，代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思想路径，如同三把出鞘的利剑，在《邸报》这方寸之地，展开了无声却无比激烈的交锋。
这已不是简单的政见摘要，这是大宋立国以来，前所未有思想公开擂台！
然而，真正让所有读者心跳骤停的，是刊印在三篇文章之后，那一段以“上谕”形式出现的、来自官家赵顼的御笔批示。
“近日廷议纷纭，朕甚知之。
然所争者，非为一己之私见，乃为国是也！
西夏之患，实乃国朝心腹之疾。
诸臣工或主雷霆万钧，或主固本培元，其心皆在社稷。朕心甚慰！
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自今而后，凡有言西夏事者，需持实据、献实策、求实效。
朕欲听者，非‘华夷’之空论，乃‘强弱’之实情；非‘义利’之辩驳，乃‘成败’之方略。”
这短短的批示，如同一道精准的闪电，劈开了因三篇文章而陷入混乱和迷茫的舆论场。
赵顼的御批，是一场极高明的政治阳谋，至少实现了三重目的：
“其心皆在社稷，朕心甚慰”。
一句话，先将舒、王、司马三人乃至所有参与争论者的出发点予以肯定，将其争论性质定义为“为国是”而非“私见”。
这既安抚了被尖锐批评的司马光一派，也避免了争论滑向人身攻击，将讨论维持在“为国谋策”的高位，掌握了道德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