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八月初，河北大名府。暑气未消，秋意已悄然浸染了路边的白杨。
一骑快马带着汴京的尘嚣，驰入河北路安抚使司衙门。
马上信使背负的沉甸甸的邮筒里，不仅有着寻常的公文邸报，更有一套被精心誊抄、在京师已引发滔天巨浪的文章合集。
这合集，从最初的《问太学诸生三事》，到司马光（及其门生）的《正〈资治通鉴〉本义示诸生》，再到那神秘“汴京士人”凌厉的《知行诘问》与石破天惊的《知行本体论》，
直至最后，是那道以“御制”之名颁行天下、标志着皇帝亲自下场定调的煌煌雄文——《辨志》。
是夜，安抚使司衙门的后堂书房内，灯烛通明。
副使欧阳修屏退了左右，独自坐在宽大的书案前。
案上，正摊开着那套从汴京急递而来的文章抄本。
这位年过六旬、早已名满天下的文坛宗主、政界耆宿，此刻却面色凝重，一双看透世事沧桑的眼眸，在跳跃的烛光下，闪烁着异常锐利的光芒。
他读得很慢，时而掩卷长思，时而击节赞叹，时而又眉头紧锁。
花白的须眉在静谧的夜风中微微颤动。当他最终读完最后一篇《辨志》。
目光停留在“使吾之所知，皆为民胞物与之实学；使吾之所行，皆为清明在躬之实功”这句上时，他放下了手中的纸张，缓缓靠向椅背，闭上了眼睛。
书房里只剩下灯花偶尔爆开的燃烧之声，以及老人略显粗重的呼吸声。
许久，他睁开眼，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气息中，带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有激赏，有震撼，有忧虑，更有一种见证历史洪流席卷而来的凛然。
“拔本塞源……真是拔本塞源之论啊……”
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却带着力量。“陛下……官家……你终于，亮出了底牌。”
尽管文章以“汴京士人”匿名起始，但以欧阳修的政治智慧和对朝局的洞察，他岂能看不透那笔力千钧、气吞寰宇的文字背后，站着的是怎样一位雄心万丈的年轻帝王？
他站起身，在书房中踱步。司马光的驳论，严谨而正统，守住了道学的壁垒；
但那“汴京士人”的“知行”之论，尤其是皇帝的《辨志》，却如一把锋利的凿子，试图凿穿数百年来“知先行后”的坚冰，为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开辟思想的航道。
“然则，冰破之后，洪水滔天，又将如何导之？”
欧阳修停下脚步，目光如电。他一生宦海浮沉，历经庆历新政的波澜，深知变革之艰险。
他认同《辨志》中对“空谈”的批判，对“实务”的推崇，这与他反对“太学体”空疏文风、主张“文以载道”、“关心百事”的理念一脉相承。
但作为一位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他看到的不仅是理想，更是理想照进现实时可能产生的巨大阴影和不确定性。
皇帝的文章，指明了方向，点燃了火炬。但如何让这火炬不至于燃成野火，如何让这洪流不至于泛滥成灾？这需要有人，在洪流奔涌之前，为其打下坚实的河床与堤坝。
想到此，欧阳修胸中一股沛然之气涌动起来。他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写下《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意气风发、锐不可当的年代。
虽年事已高，虽身处江湖之远，但“士志于道”的信念，从未在他心中熄灭。
此刻，他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必须发声，不是作为帝王的应声虫。
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宗、一个负责任的臣子、一个关心天下苍生的士大夫，为这场已然开启的宏大叙事，注入一份清醒、稳健、且能历经时间考验的力量。
“取纸笔来！”他沉声对门外侍候的老仆说道。
墨已研浓，纸已铺就。欧阳修提起那支伴随他多年的狼毫笔，略一沉吟，便落笔写下标题。他不必匿名，无需假托，就以本名、本心，写下他思虑已久的论断：
《本论》
开篇，他便以一代文宗的恢弘气度，定下了全文的基调：
“修尝闻：天下之事，莫先于立志。志不立，则天下无可成之业。
譬诸树木，不植其根，而徒事修翦枝叶、灌溉培拥，虽劳神疲形，终见其枯槁而已。
近观汴中友人所着《辨志》一文，深剖知行相须之理，直指为学之本，可谓‘拔本塞源’之论，切中时弊，修读之，深以为然！”
此段精妙之处在于：
高度肯定：开门见山，赞扬《辨志》为“拔本塞源之论”，立场鲜明。这并非谄媚，而是大师对真知的认可，瞬间将文章立于不败之地。
确立共识：将“立志”视为根本，与皇帝站在同一哲学起跑线上，避免了低层次的争论。
巧妙定位：称“汴中友人”，既点明渊源，又保持了学者间平等论道的超然姿态。
紧接着，他笔锋一转，开始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将辩论引入更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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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修窃有思焉。《辨志》以知行相须为鹄的，犹如指舟行需水，鸟飞需翼，其理至明。
然，舟何以固？鸟何以健？此二者之‘本’也。
舟不固，虽遇洪涛亦覆；鸟不健，虽临长风亦坠。
是故，知行二者，皆发于一‘本’。此‘本’为何？
乃士君子内守之‘道义’，所惜之‘名节’也！本立则道生，知行自有其源，如水出泉，木有根柢。”
此处，欧阳亮出了他的核心观点——“本末论”：
他承认“知行”如舟水、鸟翼般不可分，但追问其更深的根基——舟的坚固、鸟的强健（即“本”）。
他将“本”定义为内在的“道义”和“名节”。
这一定义，精准地链接了他一生推崇的“士大夫气节”，也是他对抗任何可能出现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倾向的思想堡垒。
然后，他以此“本末论”为尺，衡量当下士风，回应《辨志》对空谈的批判：
“观今之世，学者或皓首穷经，辨析毫芒，然临民莅事，茫然而无措，此非真‘知’也，乃知无其本，故流于口耳记诵之末；
或锐意功名，勇於任事，然举措失宜，背道而驰，此非真‘行’也，乃行无其本，故陷於躁进苟且之途。
此二者之弊，非知行分离之过，实不修其本之祸也！”
批评鞭辟入里：他将“空谈者”和“蛮干者”的毛病，都归结为“本”不立。
这比单纯批判“空谈”或“莽行”更为深刻，直指士人内在修养的缺失。
在完成了理论建构和现状剖析后，欧阳修提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张，也是此文点睛之笔：
“是故，欲救今日之弊，不在纠缠于知行孰先孰后，亦不在遽然变易法度。
在于修其本以胜之！但使天下士人，人人皆能正心诚意，以道义为守，以名节为惜，以此为本，则其发而为知，必为经世济民之实学；
其见而为行，必为安邦定国之实功。
外间所谓新旧之法、王霸之辩，皆为此‘本’之‘末’，本立则末自清，又何须哓哓争辩于不休？”
“修本胜末”——这四个字，是欧阳修政治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