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心领神会的三司使韩绛，即刻出列。他并未激烈抗辩，而是采取了一种引经据典、将皇帝置于道义制高点的劝进方式：
“陛下！陛下笃念亲情，此乃天地至性，仁君之本，臣等感同身受，岂有他议？”
他先高度肯定皇帝的仁德，随即话锋巧妙一转，
“然，陛下亦深知，天子无私事，家事即国事。昔年太宗皇帝有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今岐王殿下远行，非为私计，实为宣示陛下教化万民之圣德，天下称颂，皆言陛下圣明，岐王贤能。此正乃天家为天下表率之盛事也！”
他见皇帝凝神倾听，继续深入，语气恳切：
“今灵渠之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关乎百万生民之生计，朝廷税赋之根本。
若此等利国利民之盛举，天家反无尊者临之，臣……臣恐四海百姓，不谓陛下仁爱，反疑天家……不与士庶同其甘苦啊！
此非臣等所愿见，亦恐非陛下圣心之所安也！伏望陛下，为江山社稷计，为天家清誉计，圣断允准！”
韩绛这番话，将“派宗室出京”从“皇帝的个人要求”，升华为了“维护皇室集体声誉和统治合法性的国家需要”，滴水不漏。
紧接着，枢密使文彦博出列，以更为沉稳老练的语气，从历史经验角度加以佐证：
“陛下，韩计相所言，实乃老成谋国之论。
老臣愚见，宗室之安，非在深居简出，而在与国同休戚。
若使宗室贤者，皆能如岐王殿下般，为国宣劳，建功立业，则天下归心，社稷永固。
反之，若使宗室坐享富贵，于国无功，非但易生骄惰，亦恐为后世史笔所讥。此非爱之，实乃害之也。陛下圣明，必能察之。”
文彦博将“外放”诠释为对宗室的“锻炼”和“保护”，彻底堵死了“怜惜宗室”的退路。
随后，宰相韩琦作为百官之首，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将个人意见包装成集体共识：
“陛下，韩绛、文彦博二臣所言，深合臣心，亦当为在朝诸公之公议。
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然仁者，非独亲其亲；孝者，亦当光耀祖宗之业。
使宗室贤王为国效力，正所以显陛下之至公，彰祖宗之遗德。臣等联名上奏，实出于此公心，伏乞陛下圣鉴。”
在几位重臣层层递进、情理交融的“劝进”下，朝堂上的舆论风向已然形成。
皇帝赵顼脸上露出极为挣扎、最终不得不从谏如流的神情，他长叹一声，那叹息中充满了“被迫”的无奈与“明君”的担当：
“唉……诸卿……诸卿皆是为国为民，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朕……朕若再执于私情，岂非成了昏聩之君？
朕虽于心不忍，然为天下计，为赵宋江山计，只能……准卿等所奏！”
他站起身，声音恢复了帝王的决断，但刻意保留了一丝沉重：
“着：依曾公亮等所议。宗正寺会同中书省，即刻于宗室中遴选贤能尊长、堪为表率者一人，授以‘灵渠水利工程宣慰大使’，克日筹备赴任！
一应章程，务求周全，绝不可有失天家体面！退朝！”
朝会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宫禁。皇帝“被迫”同意派遣又一位亲王远赴广西的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慈寿宫曹太皇太后和宝慈殿高太后的耳中。
高太后首先坐不住了。作为母亲，她对于长子皇帝要将自己的亲戚一个个“送”到偏远之地，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焦虑和心痛。
她即刻前往慈寿宫，向婆婆曹太皇太后倾诉。
“娘娘，”高太后语气带着哽咽，
“官家他……前番让颢儿（岐王赵颢）去了二广，如今又要再派一个亲王去修灵渠。
那岭南瘴疠之地，金枝玉叶如何吃得消？官家是不是……是不是有些太不念骨肉之情了？”
她不敢直接批评皇帝，只能委婉地表达不满。
曹太皇太后历经三朝，政治经验远比高太后丰富。她心中同样有疑虑和不舍，但她的担忧更多了一层政治考量。
她安抚了儿媳几句，沉吟道：
“皇帝行事，向来有他的章法。此事乃外朝相公们联名所请，说得也在理……只是，我等深居内宫，终究不明外间详情。
这样吧，以我的名义，召韩琦、文彦博两位老臣明日慈寿宫问话。他们侍奉三朝，是老成持重之人，听听他们如何说。”
次日，宰相韩琦和枢密使文彦博奉懿旨入慈寿宫觐见。两位老臣深知此行关系重大，举止格外恭谨。
曹太皇太后端坐帘后，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二位相公，今日召见，非为别事。昨日朝堂所议，遣亲王宣慰灵渠工程，老身与太后（指高太后）皆已听闻。
皇帝以国事为重，从谏如流，自是明君所为。然，我等妇道人家，心中不免有些牵挂。
岭南路远地僻，瘴疠未消，亲王乃金枝玉叶，恐有不妥。二位相公乃国之柱石，历经世事，于此议之深意，可否为老身解惑？”
这番问话，极其高明，既表达了对国事的“理解”，又透露出作为长辈的“担忧”，给足了重臣面子，却又直指核心。
韩琦与文彦博对视一眼，由韩琦率先回话，语气恭敬而沉稳：
“太皇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慈怀，体恤宗室，此乃天家之福，臣等感佩万分。
然，娘娘垂询，臣不敢不直言。昨日朝议，实非仓促之举，乃是臣等与曾公亮、韩绛、吕公弼等再三详议，深虑之后，方敢联名上奏。”
他首先强调了决策的慎重性，接着开始阐述核心理由：
“娘娘明鉴，今日之大宋，外有强邻环伺，内有冗费之累。
陛下励精图治，欲图中兴，然国库空虚，百姓疲敝，加赋则伤民，减兵则危国，此诚两难之局。
开发南疆，兴修水利，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开拓之道，意在不扰民而增国用，实为不得已之上策。”
他将经济困境摆在第一位，突出了政策的必要性。然后，他切入太后最关心的宗室问题：
“至于为何需遣宗室亲王，臣等窃以为，此非苦差，实为荣耀之任，亦是保全宗室之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