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汴京，春寒料峭，但政治空气却灼热得令人窒息。
正月那场关于“汉武与匈奴”的大讨论，仿佛一场漫长的预热，将整个帝国的神经都绷紧了。而真正点燃这场烈火的，是监察御史里行谢景温那封石破天惊的《论国事三大要札》。
奏疏经皇帝赵顼朱批“发邸报，敕百官共议”后，未删一字，赫然刊载于最新一期《邸报》之首。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一瓢冷水，瞬间炸开了锅。
“……冗兵之弊，犹胜和亲之耻！科举竟成天下英雄牢笼！官制之乱，实为天下疲敝之源！
……若仍固步自封，空谈仁义，臣恐他日史书工笔，记载的将非是熙宁盛世，而是我朝竟重蹈高祖‘白登之围’的覆辙，令天下再蒙华夏主君被迫城下求生之奇耻！”
谢景温的笔，如同淬了毒的匕首，字字见血。邸报飞传，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便是山呼海啸般的哗然。茶楼酒肆，瓦舍勾栏，士林书院，乃至深宫内苑，所有人都在传阅、议论、争辩。
“狂悖！狂妄！”旧党清流们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邸报的手都在颤抖，“谢景温小人！诽谤圣朝，其心可诛！”
“痛快！一针见血！”更多被现实困扰的年轻官员和太学生则感到一股久违的酣畅淋漓，“句句实话！我大宋之弊，就在于此！”
市井小民或许不懂深奥朝政，但“兵多不打仗白吃粮”、“当官的多不办事”这类大白话，他们听得懂，也跟着摇头唏嘘。
在这片喧嚣中，帝国的权力核心——皇城，福宁殿，却异乎寻常地平静。
赵顼负手立于窗边，望着窗外渐绿的柳条，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殿内，皇城司都知李宪垂手恭立，低声禀报着京内外的种种反应。
“陛下，谢景温的奏疏，已是满城风雨。赞誉者有之，攻讦者更众。尤其是……司马光学士等人，听闻极为震怒。”
赵顼轻轻“嗯”了一声，语气平静无波：“跳出来骂的，都有谁？”
“多是些言官、翰林学士，还有洛阳那边的一些清流名士。不过……”李宪顿了顿，声音更低，“韩琦、曾公亮、文彦博、吕公弼几位相公府上，异常安静。”
“安静就对了。”赵顼转过身，眼中闪烁着洞悉一切的光芒，“他们不是不认同，而是在权衡，在观望。等着看朕下一步怎么走。传朕旨意。”
李宪精神一振：“请陛下示下。”
“第一，将司马光前几日上的那篇《论国是疏》，一字不改，连同谢景温的札子，一并刊发在下期邸报上。旨意就说……‘使百官士民，兼听则明，详加思辨’。”
李宪眼中闪过一抹惊佩。这一手太高明了！看似公允，实则是把司马光架在火上烤。在谢景温刀刀见血的指控之后，司马光那些“修德行、施仁义”的空泛之论，将会显得何等苍白无力？
“第二，”赵顼踱步到巨大的舆图前，手指划过西北疆界，“让咱们的人，在太学、在民间，给朕抛出三个问题……”
他缓缓说出三个直指核心的问题，关于如何裁军、如何改科举、如何明官制。
“朕不要答案，只要他们把这些问题，炒得越热越好。要让全汴京的人都在问：光说弊病有用吗？到底该怎么办？！”
几天后，新一期邸报出炉。头版并排刊载着谢景温的《论国事三大要札》和司马光的《论国是疏》。
这并置的效果，堪称残忍。
一边是谢景温具体、尖锐、充满现实痛感的“病危诊断书”；另一边是司马光引经据典、充满道德理想却近乎“空中楼阁”的“养生劝诫”。
高下立判！
先前那些为司马光叫屈的声音，瞬间小了一半。不少中间派的官员读完，内心天平已开始倾斜：“司马公所言大道固然不错，然……于眼下危局，何补？”
与此同时，一场更精准的舆论风暴，在皇城司的巧妙引导下，于汴京各个角落掀起。
在太学，激烈的辩论从“该不该改”迅速转向“该怎么改”。
“司马学士总说仁义为本，可面对西夏铁骑，仁义可能当盔甲？可能变粮草？”一名激进的支持谢景温的士子，在鼓院拍着桌子喝问。
“说得对！谢御史指出了裁军、改制、科举三弊，那敢问反对者，你们的良方又是什么？难道就是整日诵读圣贤书吗？”另一人高声附和。
先前为司马光辩护的人，顿时语塞。他们可以批判谢景温激进，却拿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这种“有诊断，无药方”的尴尬，让他们在辩论中节节败退。
在民间，皇城司安排的说书人，将复杂的国策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
“话说这谢青天，冒死上书，句句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啊！那兵，是该精练；那官，是该厘清；那科举，是该选真才实学的！”
“可也有那等老夫子，说什么要讲仁义。嘿，各位客官想想，您家邻居整日觊觎您家财帛，您跟他光讲仁义，有用吗？还得有真刀真枪，还得有精明算计！”
通俗的比喻，瞬间拉近了政策与百姓的距离。一种“皇上要动真格的了，要省下钱来办大事”的朴素共识，开始在市井形成。
在官员的私下聚会中，风向也在微妙变化。
“谢景温话虽难听，理却不糙。这冗兵、冗官，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一位中年官员低声对同僚道。
“是啊，司马君实（司马光）学问是好的，可……于事无补啊。如今陛下锐意进取，韩、文诸位相公似乎也默许，看来，大变将至矣。”另一人感慨，语气中已带了几分顺势而为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