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波和李平江的表态明确后，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宋江身上，办公室里短暂的寂静，却蕴含着巨大的压力。
他略微沉吟，组织了一下语言，声音平稳但每个字都清晰可辨：“书记、省长、文涛书记，这件事的分量，我们都清楚。一位在任的副省长，如果确实涉案，其影响和震动将是全局性、颠覆性的。因此，调查必须进行，但策略必须绝对审慎。”
他看向洪文涛：“文涛书记刚才的分析很透彻，目前证据链尚未完全闭合，特别是缺乏能一锤定音的直接证据。我赞同先从外围入手，秘密固定证据的思路。目标人物的位置和敏感性决定了，我们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让关键证据被销毁或人员潜逃。调查必须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也要像织网一样有耐心，从最边缘、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收紧。”
他停顿了一下，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考虑：“同时，我认为，此事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向中纪委作初步的、选择性的汇报，需要慎重研究。李淮阴同志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一方面，主动汇报体现了省委服从中央、接受监督的态度，也能在关键时刻争取上级的指导和支持；但另一方面，汇报的时机、方式和内容必须把握得当，既要反映问题的严重性，又不能在没有扎实证据的情况下给人‘告状’或影响稳定的印象。可以先以非正式渠道，或者借助其他工作汇报的机会，作一些试探性的沟通，了解上面的基本态度和程序要求？”
宋江的意见，既坚决支持调查，又充分强调了策略和程序的重要性，特别是提出了向上沟通这一关键而敏感环节，显示出他考虑问题的周全。
洪文涛立刻接话：“我完全同意宋书记的意见。特别是向上汇报这一点，非常必要。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瞒着上面。选择性地、有策略地汇报，既是对上级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保护，更是为了在必要时能够顺利得到授权和支持，推进更深一步的调查。”
王维波听完三人的意见，身体向后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思索了约莫半分钟。这半分钟里，房间内落针可闻，只有墙上时钟秒针走动的细微声响。
终于，他睁开眼，目光如电，做出了决断：
“好。综合大家的意见，就这么定。”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第一，调查立即启动，但仅限于文涛同志直接指定的、绝对可靠的极小范围。从最外围的关系人、资金流向、过往项目审批记录入手，秘密取证，固定证据。没有我的明确指令，决不允许触及目标核心圈，更不准打草惊蛇。
第二，向上汇报的事，文涛你和我来斟酌。就以‘接到有关举报，正在按程序初步核实’的名义，作一个有限的情况报告，重点说明问题的敏感性、我们已采取的审慎措施以及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听取上级的原则意见和程序指导。
第三，在此期间，”他看向李平江和宋江，“省政府日常工作，特别是李淮阴分管的领域，平江同志和宋江同志要格外留心，确保不出乱子，也要注意观察异常动向。此事，仅限我们四人知晓，严格保密纪律。”
“明白！”三人再次郑重应道。一个针对省内最高层级官员的隐秘调查，就在这间看似平静的办公室里，以高度保密的方式部署开来。
与省政府大楼里那间办公室内冷静部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副省长李淮阴心中日益加剧的惊涛骇浪。
自从江向东在春节凌晨落网的消息传来，李淮阴就像被人在心脏上狠狠攥了一把。他与江向东的纠葛，远非普通的工作往来。
那些通过曲折路径输送的利益，那些在关键项目上的“默契”与“关照”，那些私下场合的承诺与交易，像一根根无形的绳索，将他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江向东的嘴巴严不严？他会不会为了自保或者换取从宽处理，把自己供出来？这些问题日夜煎熬着李淮阴。
最初的几天，他如坐针毡，利用各种渠道，极其隐蔽地打听专案组的动向和江向东的审讯情况。
但反馈回来的信息要么是“进展顺利，正在深挖”，要么是“高度保密，无从得知”，没有任何明确指向他的风声。他一方面庆幸自己当初做事足够小心，很多联系都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甚至使用了境外难以追踪的渠道，留下的书面痕迹也极少；另一方面，这种“没有消息”的状态，反而加深了他的不安——风暴来临前，往往是最平静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月，两个月省里一切如常，他的工作照旧，甚至还在一些公开场合受到肯定。
李淮阴紧绷的神经开始有些松懈。或许，江向东扛住了？或许，那些痕迹真的被抹干净了？又或许，上面考虑到稳定大局，对涉及他这个级别的线索，采取了更稳妥的处置方式？
侥幸心理开始滋生，他努力让自己恢复到往日的状态，甚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还颇为义正辞严地强调了几句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
在一个周末的深夜，他利用绝对保密的私人线路，联系上了那位在燕京、对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老领导。
在委婉但急切地陈述了自身处境和担忧后，他希望能从老领导那里得到一些高层的信息或庇护。
电话那头的老领导听完，沉默良久。以他的地位和消息渠道，如果中纪委或省委主要领导真要动一位副部级干部。
但截至目前，他确实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李淮阴要被调查的确切消息。
“淮阴啊，”老领导的声音带着历经风雨后的沉稳，也有一丝告诫，“不要自己吓自己，杯弓蛇影。你那个层面的干部，调查程序是非常严肃和复杂的，没有确凿证据和上级明确意见，谁也不会轻易动作。你现在要做的，是稳住心神，把分管的工作做好，不要授人以柄。至于其他的身正不怕影子斜，组织上会搞清楚。”
这番话，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一种谨慎的观察姿态。
老领导没有给出任何承诺，反而暗示他不要自乱阵脚。
挂掉电话，李淮阴并未感到轻松，反而更添一层寒意。
连老领导都没有收到风声，这只能说明两点：要么真的没事，要么对方保密工作做得极好，调查已经进入了最核心、最危险的实质阶段，而且矛头很可能就是对准他的！
省纪委的秘密调查，正如李淮阴所恐惧的那样，在严格遵循王维波指示的前提下，如同经验丰富的织工，正从最边缘的丝线开始，耐心而坚定地编织着证据之网。
鉴于对李淮阴这样级别的干部没有直接立案调查的权限，专案组的策略非常明确：外围突破，关联取证。
他们避开了李淮阴目前的职务范围和日常交往圈，将调查重点放在了他的“过去”和“延伸利益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