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辰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这是一次尝试。代行者缺乏真正的智慧和创造力，但执行力强，不怕死，没有道德负担，适合做这种“脏活”。
让他们去撕开那些犯罪网络的口子，搜集罪证，处理掉最顽固的部分。
剩下的，或许能推动当地势力或国际社会去接手——当然，如果他们还有这个能力和意愿的话。
如果还是没有，那他不介意下次亲自来，进行更彻底的“清扫”。
他抬头看了看天色。
东方既白，新的一天开始了。
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是平静的一天。
但对有些人来说，噩梦刚刚降临。
江辰的身影缓缓淡去，离开了这座城市。
他知道，代行者们会象最致命的病毒，悄然渗透进那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而他，还有别的“名单”要核对。
审判，以另一种形式，在全球铺开。
樱花国那三百一十七个名字，象三百一十七颗石子砸进水面。
涟漪荡开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
头两天，国际新闻还在努力维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原因调查中”这类措辞。
但名单上的人太多，背景太杂，死亡时间又过于集中，纸包不住火。
第三天，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拼接起来的轨迹图——将死者身份、公开行程、政治立场、商业关联用红线连起来，逐渐勾勒出一张清淅的“被清除者”图谱。
紧接着，某个匿名黑客团体放出了一批内部邮件和会议记录片段，佐证了江辰直播时提到的部分罪行。
舆论彻底转向。
原先那些指责江辰“践踏主权”、“反人类”的官方声调，在汹涌的民间情绪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人们开始自发挖掘自己国家那些“符合标准”的人。
英国的民间组织翻出了某勋爵家族在殖民时期的黑历史，以及他们至今仍在非洲矿产利益链中的位置。
法国的学生在论坛里整理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企业名录，其中几家如今仍是行业巨头。
韩国的网民则把矛头指向了几位长期亲日、并试图淡化殖民历史的政治人物和财阀家族。
恐慌不再局限于东国周边，它象一场无声的瘟疫，沿着互联网和人际关系网，渗入每一个发达国家的中上层。
真正的瘫痪，是从第四天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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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
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里，长桌两侧空了一半。
缺席者中，有三位是“突发疾病”，两位“家庭原因”，还有一位干脆失联。
剩下的阁员们沉默地坐着，没有人去看那些空椅子。
首相揉了揉眉心，试图继续讨论对东国的下一步外交措辞。
但财政大臣忽然打断，声音干涩：“首相，财政部刚才接到报告，过去七十二小时，资本外流规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和。
主要流向是瑞士和几个中立小国，但就连瑞士那边也传来消息，他们的银行系统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内政大臣紧接着开口：
“伦敦警察厅报告，针对议员和高阶公务员的威胁信和骚扰事件激增。
部分警员拒绝为‘特定名单’上的人物提供安保，理由是‘道德冲突’。”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这不是制度崩溃，这是人心散了。
当每个人都开始用“那个标准”审视自己和他人，当恐惧和猜忌成为常态，政府的齿轮就再也咬合不上了。
首相张了张嘴，想说些提振士气的话，最终只无力地挥了挥手：
“会议……暂时中止。各部维持最低限度运转。”
他起身离开，背影有些佝偻。
走廊里，他听见两个文秘在低声交谈，内容是关于某个刚刚辞职移居海外的常务次官。
他没停下脚步，只是心里明白：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行政体系，正在从内部开始锈蚀。
类似的场景，在巴黎、柏林、罗马、渥太华……不同程度地上演。
政府并未被武力推翻，法律条文依然印在纸上。
但执行法律的人，要么陷入自我怀疑，要么忙于自保或逃离。
许多日常决策被搁置，跨国协作项目停摆，外交照会石沉大海。
一种奇异的“怠政”氛围弥漫开来——不是罢工，不是抗议，而是一种更彻底的、源自灵魂深处的无力感和不确定感。
精英的逃亡潮进入了新阶段。
早期只是沃尓沃和政要利用私人渠道离开。
现在，扩散到了中高层技术官僚、企业内核管理层、学术界顶尖人才、甚至部分司法系统人员。
他们不一定都有高额的“罪恶值”，但恐惧不分大小。
有些人只是担心被牵连，有些人则是看清了风向——旧秩序的保护壳已经碎了，留下来可能意味着要面对一个他们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对抗的新规则。
航班、私人飞机、邮轮、甚至偷渡船，所有能离开的渠道都挤满了人。
目的地五花八门：南太平洋岛屿、南极科研站、格陵兰的偏远小镇，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几个还有能力发射火箭的基地——拜科努尔、卡纳维拉尔角、库鲁。
天星城的居住空间和资源早已严重超载，但人们还是疯狂地涌向那里。
哪怕知道那里可能也不再安全，但“离开地球”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层虚幻的心理屏障。
世界象一艘正在缓慢倾斜的巨轮，船上的人争先恐后地想挤进那几只看上去最结实、但也可能最先被浪打翻的救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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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京都。
周卫国面对的不再只是国内重建的报告，还有堆积如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殊信函。
这些信函并非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而是通过各种隐秘或半公开的途径送达。
有些来自某个小国的流亡政府，有些来自跨国企业联盟，有些来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甚至还有一些，落款是某些国家部分尚未瘫痪的地方政府或军区。
内容大同小异：请求东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秩序维护指导”或“直接介入”。言辞恳切，甚至卑微，背后是显而易见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