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那年,我在酒店裁员大会上接过解约书,看着病历本上父亲的脑梗诊断,再想起幼儿园门口女儿伸着的小手,连夜整理的运营方案散了一地——成年人的崩溃,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再睁眼,土炕冰凉,粗布褂子磨得皮肤发疼,耳边是尖刻的骂声:“地主家的赔钱货,还敢跳河装死?”1968年的西北黄土坡,我成了聂红玉,一个成分糟糕、被婆家嫌恶、原主“意外”跳河的穷媳妇。米缸里只剩半袋玉米面,3岁的小石头怯生生拉着我的衣角,窗外是“斗批改”的口号声,而原主湿透的衣襟上,似乎还沾着不属于河水的泥印。没有预知未来的金手指,只有酒店经理十年攒下的本事:记台账算工分,用标准化流程让稀粥熬出稠度;凭食材处理技巧把野菜变成救命粮;借应急沟通术躲过批斗会的暗箭。可越往前走,越觉得不对劲——丈夫的退伍证少了一页,陈教授藏在我家地窖的书里夹着奇怪的字条,原主跳河那天,小姑子的鞋上沾着河泥……当生存的难题撞上藏在时代褶皱里的秘密,我握着磨出茧子的账本想:这趟穿越,要养全家,更要找出原主没说出口的真相。毕竟在酒店见惯了人心,我早懂了:越是泥泞的路,越得踩着坑洼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