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伦敦雾的起源（4k）
“我理解市场竞争的残酷，也明白我们需要保持竞争力。但这一切都不应该以牺牲工人的尊严和基本生活为代价！”
这场争论并未持续多久。
而老费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才真真切切的了解到英国这个社会。
英国资产阶级极其自私自利，只知道赚钱，不管工人的死活。
他们都不在乎人的死活了，更不会在乎环境的死活。
为了环境不被进一部分污染，工厂的生产自然会受影响，工人的待遇或许也会因此而好上很多。
也正如之前所说，纺织厂的污染是大部分工厂里最小的，其他工厂完全无视污染的生产。
如果推动法案，那么其他工厂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而纺织厂的受到的影响会小上许多。
所以纺织厂的厂长们根本没有理由拒绝。
而这也决定并非党派之争。
所以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合作是可行的。
这本质上是利益集团的争夺。
因为所有工厂、任何领域，每个党派都有势力渗透其中，如果一起损失利润，那就相当于没有损失。
对于党派的影响来说并不大，而幕后博弈的便是无数的资本。
只要支持改革的资本远远大于反对的资本，那么法案就一定会推行下去。
而老费力的身份是一位法国人，一个外来人，一个在伦敦有名、为民众发声的侦探。
这个身份则可以合情合理的引导贫民窟的民众进行游行。
除此之外，老费力还有一个请求，便是法律问题。
【三人因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动机，向着一个目标。
【本以为这两个议会还会拖一拖泰晤士赔偿案】
【拖不得，你想啊，要是老费力今天就解决了泰晤士赔偿案，那老费力的声望肯定高。】
【为什么议员身份不合适？需要老费力？】
【回楼上，老费力作为一个在伦敦有名、为民众发声的侦探，他的行动更加灵活自由。他可以深入贫民窟，直接与民众接触】
真正的伦敦雾，那种厚重、发黄、仿佛能吞噬一切的浓雾，起源于19世纪。
彼时，工业革命的浪潮初起，伦敦这座首都城市正处于快速扩张的阶段，家用煤火的使用量急剧攀升，工厂的烟窗和车间的机器不断向大气中排放着有毒气体。
这些气体与煤火产生的烟尘相互交织，形成了令人窒息的浓烟。
到了18世纪中期，这种可怕的天气现象在冬季频繁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忧虑。
已经有不少立法者们逐渐意识到这种浓雾对大部分人的巨大危害，开始着手治理。
但在面对工厂和大量资本家的阻挠下，根本无法成功。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雾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微小水滴在特定气候条件下聚集而成的空气状态。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首都的情况亦是如此。
伦敦的空气从未真正洁净过。整个泰晤士河流域，被低矮的群山环绕，总是笼罩在潮湿的水汽和薄雾之中。
在中世纪时期，城市发展缓慢，但空气污染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人们对此怨声载道。
这些污染一方面来自木柴的燃烧，尤其是用于提取石灰的过程；另一方面则用船运至伦敦的海煤，它被广泛用于家庭生活和工商业。“海煤”最初是指从海底裂缝中冲刷到海岸上的煤矿石，人们可以轻易地在海岸采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所有从沿海地区运至伦敦的煤的统称。
在众多对煤的抱怨声中，伊丽莎白女王无疑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位，她对海煤的气味和烟尘深感恼火。
问题愈发严重，终于在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人们试图通过立法来对抗烟尘空气。
1623年，上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伦敦的酿酒厂使用海煤，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并未带来任何改变。
然而，抱怨之声从未停歇。
1676年，一名科学家在骑马游历至伦敦附近时，估测伦敦的烟尘高达半公里高，长达20公里。
而在更早的1652年，一名荷兰人从相似的观测点，在一处高处了望伦敦时，发现伦敦的大教堂已被烟雾深锁，难以看清。
在当时，有一些人便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天气对城市居民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分析过1676年伦敦死亡数字的学者们认为“伦敦的烟尘会引起窒息，非常危险”
而一名商人商人在1700年写道：“伦敦不健康的空气催生了这种恶臭的、肮脏的、带有硫黄味的烟尘，简直是人类的杀手。”
在17世纪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伦敦烟尘天气还有不少作家。
1661年，他发表了《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
早在10年前，也就是1651年，作家们就已抱怨：“伦敦深陷于海煤的云”中，有如尘世间的地狱，处于雾天的火山口里——这致命的浓烟。”
到了1661年，他更是高声谴责“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
有一名科学家分析空气污染，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尖利”。
变速好人也参考了这种理论：“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使伦敦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
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车水马龙因此阻滞，碗碟、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钢铁和最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
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糟糕。
有人提出了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例如将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让它们的清香飘进市区，驱走邪气。
这些提议者曾向国王查理二世进谏。
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道特别命令让他们出版这些文本，他的确非常欣赏这些提议者的提议。
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准备好采取行动。
不少人并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不可救药。
南部的水系和低地产生的气体，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驱散，升腾了。
部分人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最不健康的，声称它们会“引发痨病、结核，让肺部不适一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含砷的剧毒的气体”。
不少人也曾大力控诉：“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洁的雾气，混合着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
一名作家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
他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些令人讨厌的烟“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厨房的火是微弱的，而且并非时时燃烧，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驱散于高空，这种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772年，《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再次出版。
新增的玻璃厂、铸造厂、制糖厂也添加了污染的黑名单，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诸如“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
但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
但《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当中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将诸如酿酒厂、玻璃厂、制糖厂隔离在城镇之外。
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没有人采纳这些建议。哪怕当时所有人都感知到了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
不过这种建议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
1748年，一名瑞典旅行家在伦敦的大教堂附近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
在18世纪60年代，一名法国旅行家和作家合作在法国报纸里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里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着伦敦，这些烟混合着持续不散的雾气，复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
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确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着大地：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将彻底告别阳光。”
“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
德意志的科学家也曾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他发现自己在上午十点半的时候，因为雾气影响，就已经无法写字了。
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近乎黑色。
雾是如此浓重，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面包上。
为了写点东西，这位科学家不得不点起蜡烛，尽管这只是上午10点。
这位科学家还有严重的风湿病，于是他便将这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于英国伦敦的雾—一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英国式的”。
几年后的无数人也来到过伦敦，得到的都是抱怨——“伦敦的毒气，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任何人都会在其中越陷越深。”
“伦敦就是个烟熏火燎的洞穴。”
“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煤烟形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
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
将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或者把烟囱建得更高，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
老费力面前的这位议员，便与一位朋友在其朋友的小册子写下了一篇文章《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
哪怕隔了几十年，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依旧还在流行。
也有人提议—一在议院设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旨在“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用户们创建一项制度，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
但实际上只要国会一休会，排烟者们又会故态复萌，整个伦敦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
河边那些烟囱又会变回了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
伦敦的烟总是令人沮丧，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特别委员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从事加害行为。”
听到这个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
老费力也无比熟悉。
因为泰慕士赔偿案中，这个法律便就出现了作用。
非但没有强化，反而还让那些可怜人，受害者背负了一切。
对于污染的根源更多在于工业还是家庭，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