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汉东省，盛夏的阳光炙烤着京州市的街道。老式公交车在柏油路上缓缓行驶，路边的国营商店与刚兴起的个体户摊位交错排列，远处的工厂烟囱冒着浓烟，处处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独特气息。
周瑾跟随中办调研组抵达京州时，恰逢一场阵雨过后，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接待调研组的是京州市计委副主任，他握着周瑾的手，语气躬敬中带着几分谨慎：“周同志，欢迎来汉东指导国企改革工作！赵立春书记特意叮嘱，一定要全力配合你们的调研，有任何须求尽管提。”
周瑾心中了然，1995年尚无“发改委”，统一称为“计划委员会”（计委），赵立春作为京州市委书记，对中央调研组的重视合情合理，接待工作自然由市计委牵头。他谦逊回应：“赵书记日理万机，不必为我们费心。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实地了解情况，为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目光扫过接待队伍，周瑾很快注意到一个身形挺拔、神情干练的年轻人——正是赵立春的秘书李达康。此刻的他尚未外放，仍是市委书记身边最得力的助手，正低头专注整理调研行程表，眼神锐利，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执行力，周身气场严谨，与传闻中“高效严苛”的形象完全吻合。
调研组的第一站，是京州市属重点国企——汉东纺织厂。厂区里的设备略显陈旧，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忙碌着，脸上带着疲惫却也藏着对改革的期待。厂长陪同调研时，反复提及“资金短缺、设备老化、人员冗馀”三大难题，语气焦虑：“周同志，我们也想搞技术革新，但缺政策支持、缺周转资金，实在难啊！”
周瑾一边认真记录，一边精准提问：“厂里有没有尝试过分流富馀人员搞第三产业？或者对接民间资本合作生产？”
厂长愣了一下，苦笑道：“民间资本不敢引，怕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分流人员更难，大家都认铁饭碗，没人愿意出去闯。”
调研间隙，李达康主动上前与周瑾交流，语气客气却不卑不亢：“周同志，您刚才的提问很切中要害。其实赵书记也多次强调，国企改革不能墨守成规，但汉东的情况复杂，既要敢闯，又得稳扎稳打。”
“李祕书说得有道理。”周瑾点头回应，“改革的内核是平衡发展与稳定，既要盘活企业，也要保住职工生计。汉东纺织厂的问题，本质是资源配置效率不足，或许可以试试‘试点先行’，先挑选部分车间引入市场化管理，再逐步推广。”
李达康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迅速记下这个思路：“您的建议很有启发，我会向赵书记汇报。说实话，基层改革最难的就是打破固有思维，有中央的指导，我们心里也更有底。”
两人交流间，周瑾难免想起汉东政坛未来的风云人物。此刻的高育良还在汉东大学政法系任教，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儒雅气质深受学生喜爱，侯亮平与钟小艾正是他门下得意门生，两人在校园相恋，对未来充满憧憬，尚未踏入复杂官场；祁同伟已从汉东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偏远乡镇司法所，据说他对这份“冷板凳”颇有怨言，四处查找调回城市的机会，只是此刻尚未找到攀附的阶梯，只能在基层蛰伏。
而负责纺织厂周边片区改制的，正是京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岩石。调研途中，恰好遇到他在厂区门口与职工交涉，穿着朴素的白衬衫，袖口挽着，嘴里反复念叨：“我当年跟着组织打天下，赵立春书记那时候还在基层，现在改革不能让职工吃亏……”话里话外总绕不开过往功绩与对赵立春的“提点”。
周瑾冷眼旁观，心中暗自摇头。这位老革命确实有过贡献，但如今总拿着“大风厂改制”“赵立春吹空调”这类旧事反复提及，看似为民发声，实则透着几分退而不休的刻意，甚至有些道貌岸然——改革需要务实推进，而非靠过往功绩博取话语权。
李达康似乎察觉到周瑾的神色，低声解释：“陈市长是老革命，性子直，就是总爱提当年的事。”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
周瑾没有接话，只是将目光重新投向纺织厂的生产线。他清楚，汉东的国企改革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无数家庭的生计，而这片土地上，未来还将上演一幕幕官场博弈、正邪较量。
调研持续到傍晚，周瑾与李达康的交流也愈发深入。从资金筹措到政策落地，从人员安置到风险防控，两人围绕改革痛点各抒己见，彼此都对对方的能力有了新的认知。
“周同志，明天我们会组织相关部门座谈，详细汇报汉东国企改革的整体情况。”临别时，李达康语气诚恳，“您的专业见解，对汉东来说太重要了。”
周瑾点头：“我也很期待通过座谈，更全面地了解汉东的情况。”
回到住处，周瑾铺开调研笔记，灯光下，他的眼神愈发坚定。汉东之行的调研才刚刚起步，而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里改革的阻力与机遇。接下来的座谈会，注定将是一场观点的碰撞，而他，也将以专业的视角，为汉东的改革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远处的汉东大学校园里，高育良正在灯下修改讲义，侯亮平和钟小艾在图书馆并肩看书，祁同伟在偏远的司法所写下一封封求职信——命运的齿轮，已在各自的轨道上悄然转动，而周瑾的到来，注定将为这片土地的未来，带来不一样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