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15岁的周瑾背着简单的行囊踏入华国大学燕园。作为跳级考入经济学系的“神童”，他比同班同学小了整整三岁，却凭着超越年龄的沉稳和扎实的基础，很快适应了大学节奏。本科三年，周瑾始终保持低调，上课专注听讲，课后泡在图书馆，系统夯实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基础课程，同时暗中将前世顶尖金融专家的实战经验与理论融合，悄悄打磨自己的分析逻辑——他从不在课堂上刻意张扬，却总能在小组讨论中，用简洁精准的发言点透问题内核，让同学和老师印象深刻。
1989年夏，17岁的周瑾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本科毕业，顺利保送本硕连读，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此时的他，已褪去初入校园的青涩，眼神中多了几分专业研究者的锐利。一次《国际金融》选修课上，授课的正是60岁的国家级经济学权威、政务院经济顾问沉明远教授。沉教授深耕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数十年，治学严谨，眼光毒辣，从不轻易赞许他人，却在这堂选修课上，被周瑾的发言深深吸引。
当时讨论的主题是“金融全球化对发展华国家的影响”，多数同学聚焦于机遇层面，周瑾却直言不讳：“全球化带来资本和技术的同时，必然加剧金融风险传导。我国金融市场尚在起步阶段，需提前布局跨境监管体系，创建风险预警机制，不能盲目跟风开放。”这番话不仅切中要害，更与沉明远正在研究的国家级课题不谋而合。课后，沉明远特意留下周瑾，两人从国际金融危机案例聊到国内资本市场现状，周瑾条理清淅的分析、对经济规律的敏锐洞察，以及偶尔流露出的前瞻性判断，让沉明远惊叹不已：“你这孩子，对经济的理解远超同龄人，简直是为这个领域而生的。”
1990年，周瑾正式进入研究生课题阶段，沉明远主动提出收他为弟子，亲自指导他的学业和研究。“小周，跟着我，我不敢保证你能快速成名，但能让你真正摸清经济运行的本质。”沉明远的话朴实却有力，而他也确实倾囊相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思维，到货币银行学的实操逻辑，再到国际金融的复杂博弈，沉明远将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和治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周瑾。
在沉明远的指导下，周瑾的学术视野愈发开阔。他不再满足于课本知识，而是深入参与沉明远主持的“华国资本市场发展路径研究”国家级课题。这是周瑾首次接触国家级经济决策咨询场景：他跟随沉明远走访证监会、国家计委、各大国有银行，参与闭门研讨会，亲眼见证高层对资本市场“试点先行、稳步推进、风险可控”的谨慎考量，深刻理解了“改革既要敢闯敢试，也要稳扎稳打”的深层逻辑。
调研中，沉明远将“资本市场风险防控”的内核子课题交给周瑾负责。周瑾结合前世对金融危机的记忆，梳理了美国、日本等国的发展教训，再结合华国实际，撰写了《资本市场分步开放与风险防控实施方案》，提出“先完善国内基础制度，再逐步放开跨境资本流动，同步创建动态监管机制”的具体思路。这份报告被沉明远纳入最终成果，直接报送至政务院相关部门，获得了高层的高度认可。
与此同时，周瑾在课堂上的表现也愈发亮眼。一次《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上，针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这一争议话题，周瑾提出“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发展”的观点：“计划经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障民生底线，市场经济能激发活力、优化资源配置，关键在于找到适配国情的平衡支点，而非非此即彼。”这番见解既符合国家改革方向，又具理论深度，让在场的教授和同学都刮目相看。
1992年夏，20岁的周瑾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他的毕业论文《金融开放中的风险隔离机制研究》，因兼具理论创新和实操价值，被评为校级优秀论文。毕业前夕，沉明远找到周瑾，语气恳切：“小周，你的天赋和学识，再沉淀三年，读完博士，将来在经济领域的成就不可限量。我希望你能留下来，跟着我继续做研究，我会把所有资源都向你倾斜。”
周瑾有些尤豫。他深知自己的初心是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但也明白学术功底的重要性。恰逢此时，爷爷周建国和父亲周承邦也专程打来电话。“瑾儿，你还年轻，没必要急于踏入社会。”周建国的声音沉稳有力，“读博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厚积薄发。现在国家需要的是既懂理论又懂实操的高端人才，多三年沉淀，将来能做的事更多。”
周承邦也补充道：“爸爸在计委工作，深知高端经济人才的稀缺。你跟着沉教授读完博士，不仅能夯实基础，还能积累更深厚的人脉，将来无论是进入体制内，还是参与国家重大项目，都更有底气。”
家人的支持和沉明远的诚意，让周瑾最终下定决心。他找到沉明远，深深鞠了一躬：“沉老师，我愿意留下来读博，跟着您继续深造。”
沉明远眼中满是欣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我没看错你。记住，做学问和做事情一样，要沉下心，耐住寂寞，将来才能真正为国家、为百姓做实事。”
1992年秋，周瑾正式成为沉明远教授门下的博士生，继续在燕园深耕学术。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单纯的“神童”，而是逐渐成长为兼具理论深度、实操视野和家国情怀的青年学者。在沉明远的指引下，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正以更稳健的步伐，朝着“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初心，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