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究其实质，是以儒家思想为纲，遵循特定规则进行人才择的制度，
比如在唐朝，科举以诗赋来评定考生水平的高低；到了宋朝，主要考察策论；而元、明、清时期，则採用八股格式的四书五经策论。
不过，无论形式如何变化，以考试为核心却怎么也没变。
徐煒对科举制度承载的儒家思想底蕴並无反感，然而，对於科举的形式，他却持有异议。
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这一套繁复长的流程，不仅耗时费力，更是费钱，让科举成为有钱人的天下。
况且，八股文的模式在当下工业化浪潮汹涌的时代背景下，已显得格格不入。
“魏国渴求的人才，需兼具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之能，熟稳工业发展之道，更要深谱治民理政之术。”
徐煒神情从容，缓缓道来：“但八股文的范畴，显然无法孕育出此类人才。”
“大王推行的职位自选之策，堪称匠心独运。”
“然而，臣以为其存在一要害弊端。”曾柏恭敬拱手，直言关键所在：
“官途耗时太漫长，於魏国不利。”
“以考录升迁为例，从九品官进阶至七品官，需跨越六重阶梯。即便考评皆为上优，且以三年为一升迁周期，亦需十八年之久。
？
“若欲晋升至知府（正五品），则需耗费三十年光阴。
“至於行省、九衙乃至內阁等更高层级”
曾柏不禁胃然长嘆，“九品十八阶，若每阶皆评优，至少需五十四年方能登顶。”
“於官场之中，若无外力援引实现破格擢升，多数人恐將终生徘徊於府县之位。”
“反之，唯有凭藉强大人脉，方能扶摇直上，於盛年之际路身內阁、九衙。”
“到时候朝野遍地都是结党营私，內耗堪称恐怖。”
如此规则，一来人多官少，容易引发激烈竞爭，使得党爭纷起，对魏国发展形成肘。
二来，职位稀缺之下，背景权重超越个人才能，届时庸碌之辈破格提拔，才能之人苦苦转迁。
“这確实是一大难题！”徐煒深思之后，深觉曾柏所言在理。
这便如同唐宋时期，科举科目繁多，明经、明算等科目与进士科並立，然进士科却能一枝独秀，独领风骚数百年。
恰似后世设有选调生、国考、省考之区別。
究其根源，资源有限而竞爭激烈，过度竞爭易滋生矛盾，官员忙於內斗，政务难免荒废。
故而，人为营造职位稀缺性，实乃歷史演进与社会现实之必然抉择。
显然，徐煒无意逆此规律。
见魏王从諫如流，曾柏如释重负，赶忙建言：“不妨推行统一考录，而后依序分配职位。”
“依名次高低授予相应官衔，名次优者授以高位，次者授以低位。
这跟科举没两样。
徐煒却摇头否定：“吏员数量庞大而官员编制有限，如此操作，每科录取人数恐呈膨胀之势。”
“既徒耗资源，又浪费时间。”
“不过，可將考选体系细分为两类。”
徐煒略作思考，就提出分级考选之构想：
將科举划分为国考与省考。
即，藉由国考选拔官员，省考遂选吏员。
鑑於官员职位稀缺，国考每科录取人数控制在数十人，甚至十几人，这些者將作为储备官员，直接授予七品官职。
省考录取人数则在三五百人上下，授予从九品官衔，充任各乡吏员之职。 对於官员，每两年左右予以考评；吏员则三年考评一次。
如此规划，通过国考选拔的官员，若无意外，优秀者在四五十岁时有望进入中枢机构施展抱负；省考选拔的吏员，亦能按部就班普升，路身中层职位。
二者晋升路径既相互交织，又並行不悖，资源竞爭压力得以有效缓解。
“此计甚妙！”曾柏不禁击节讚嘆，“才德出眾者为官，余者为吏，各安其职，各展其能。”
科举议题方落，教育问题旋即成为关注焦点。
此乃重中之重，关乎魏国未来兴衰，
曾柏秉持旧有观念，主张鼓励私人办学，以此减轻朝廷財政负担。
徐煒却著重强调文化教育对於魏国的深远意义：“魏国欲凝聚人心，统一思想，而工业化进程亦函需高素质工人，所以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首先，必须靠儒家思想凝聚全国人心；其次，培养高级牛马进行工业化。
至於开启明智，不过是附带的。
故而，魏国当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度。
凡適龄学童，皆须接受六年文化教育，学业优异者可升入大学，再歷经三年深造，成为工程师。
如此，半大少年亦可投身工厂，为改善家庭生计贡献力量。
而內阁虽亦重视教育，但多局限於增印书籍、倡导办学等事，建立官学从来没想过。
曾柏倒是第一次听说这。
“强制学童入学，成本恐过於高昂？”
曾柏率先忧虑的並非人道层面，而是政府財政支出：“每县至少需兴办两三所学校，配备数十名教师，全国统筹，每年恐需额外支出十几万银龙。”
“钱財乃身外之物，不足为虑！”徐煒拍了拍曾柏的肩膀，神情篤定：“筑牢根基，方为重中之重。”
曾柏默默頜首，深表认同。
隨著雨季渐近，1858年魏国財政收入实现了飞跃式增长。
农业税方面，为简化行政流程、降低成本，魏国採用一年一征之策。
经济作物每亩课税一银角，即一百铜元；粮食作物每亩徵收二十铜元，两者税额相差五倍。
其因在於，南洋地区作物一年三熟，粮价仅为大清三成，每亩徵税额约合三斗粮。
在亩產普遍仅两百斤左右的情况下，税负约为十五税一。
此轻薄赋之举，乃是为了彰显魏国对广大以种植粮食为生的普通华人与土著的政治关怀。
而经济作物领域，当前只有甘蔗、胡椒、蓝靛种植较多。
据此，今年农税收入达二十二万银龙。
矿税收入十万银龙；商税收入十八万银龙；关税收入近六十万银龙（菠萝啤、蜡烛於此厥功至伟）。
魏国自营金矿收入八十万银龙丝厂、蜡烛厂、砖厂、钢铁厂等数家大型工厂，亦上缴巨额盈利，总额近百方银龙。
加之各类杂项收入，魏国全年財政收入总计三百万银龙，折合六十万英镑，较布鲁克时期的十万英镑，增长达六倍之多。
此斐然成绩，得益於魏国版图拓展、人口增加、工厂盈利等诸多因素。
布鲁克时期每年尚有两三万英镑净收益，然於魏国而言，此收益水平已然入不敷出。
今年，魏国军队开支达两百万银龙，其中陆军战事耗费一百二十万，海军购船支出八十万。
官员俸禄约二十万银龙。
此外，战爭抚恤、新京建设、官道修筑、港口码头营建、各地衙门兴造、守备军发放、河道治理，以及工业贷款（四十万英榜）利息等支出也是不小。
各项支出总计三百二十万银龙，財政赤字达二十万银龙。
所幸，新征新农、新业二府带来的战爭收益已超十万英镑，可部分弥补赤字。
且干二府新近探明金银矿脉，预计明年收益必將水涨船高，
大规模战事既已平息，明年支出將显著缩减。收入增长与支出缩减並行，区区十几万赤字，不足为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