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榭内陈设简单，一张楠木长桌，几把竹椅，墙角摆着个旧书架，上面堆满了竹简和线装书，最显眼的是桌案上的砚台，竟是块普通的青石砚，边缘已磨得发亮，显然用了数十年。
书童添上新茶，茶香与莲香交织，让人神清气爽。赵煜端起茶盏，指尖轻触温热的杯壁，缓缓开口：
“晚辈读《近思录》时，对‘存天理，灭人欲’一句始终有些困惑。若说‘人欲’是贪嗔痴怨，该灭；可农夫想多收些粮食，工匠想把器物做得更精巧，这也是‘人欲’，难道也要灭吗？”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直指理学的内核争议。历来理学家对此争论不休，有的主张“灭尽人欲”，认为任何欲望都是天理的阻碍；有的则认为“节欲”即可，不必全盘否定。
李恒宏放下茶盏，指尖在砚台上轻轻点了点：
“小王爷问得好。老夫年轻时也为此困惑了许久，直到在田间看到农人插秧，既要让秧苗扎根稳，又不能埋太深，这便是‘度’。
所谓‘灭人欲’，灭的是‘过度之欲’，比如官吏贪墨超出俸禄的钱财，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而‘正当之欲’，比如农夫求丰收、工匠求精进，不仅不该灭，反而该鼓励，因为这正是‘各尽其责’的动力。”
他拿起桌上的《论语》，翻到“樊迟问稼”一篇：“夫子说‘吾不如老农’，并非轻视农事，而是说每个人的本分不同。官员的本分是治政，农夫的本分是耕种，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到‘尽力’，便是符合‘天理’。”
沉清砚补充道：
“晚辈认为，‘天理’与‘人欲’并非对立。就象这茶水，水是本，茶叶是辅，少了水则不成茶，少了茶叶则淡无味。天理是骨架，人欲是血肉，缺一不可，关键在‘调和’。”
萧天平则从务实角度出发：
“草民在私塾教书时，常对学生说‘想吃肉，就得先种好田’。空谈‘灭欲’没用，得让人看到‘尽本分’的好处，种好田能吃饱，做好工能赚钱，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守‘公德’。”
赵煜听得认真，又问：“那依李公之见，‘公德’与‘私德’该如何平衡？比如有位官吏，私德有亏，比如好饮酒、喜玩乐，但在任上却能清廉断案、造福一方，这样的人，该用还是该弃？”
这个问题更尖锐。历来儒家重“私德”，认为“修身”是“治国”的基础，私德有亏者，哪怕能力再强也会被诟病。可现实中，不少有能力的官员难免有小癖好，若一味求全责备，反而会错失人才。
李恒宏沉吟片刻，指着池中的荷叶：
“小王爷看那荷叶，叶面常有水珠滚动，却从不浸湿叶片，这便是‘外污内净’。官吏若能做到‘私德有瑕而公德无损’，便如荷叶带珠，不碍其遮雨护莲。
前朝有位李姓御史，嗜酒如命，常醉卧朝堂，却弹劾了七十馀名贪官，百姓称他‘醉青天’。这样的人，难道只因贪杯就不用吗？”
他话锋一转，语气添了几分严肃：
“但有一点，若私德之瑕影响到公德，比如因好赌而挪用公款，因好色而偏袒奸佞，那就必须严惩。私德如枝叶，公德如根本，枝叶可修，根本不可坏。”
沉清砚点头附和：
“李公所言极是。晚辈曾在苏州见过一位粮商，平日吝啬成性，连自家仆役的月钱都克扣，却在灾年开仓放粮，救活了数千百姓。当时有人骂他伪善，晚辈却觉得，只要结果是好的，又何必苛责其心？”
“不然，”萧天平却提出异议，“草民认为，‘心’与‘行’终究要合一。那粮商若真心救灾，便不会平日克扣仆役；若只是为了博名声，这次放粮，下次未必不会囤积居奇。公德若是装出来的，迟早会露馅。”
两人各执一词，却都有理有据，没有半分争执的火气，只是在共同探讨一个难题。
赵煜静静听着，忽然笑道：
“本王倒想起一件事。去年楚州有个铁匠，脾气暴躁，常与邻里争吵，私德算不得好，却能将农具打得异常坚固，比别家的耐用三成。农户们宁愿多走几里路，也要买他的农具。后来他儿子生病，没钱医治，还是农户们凑钱帮他渡过难关。”
他看向李恒宏：
“这铁匠的‘私德’虽有缺，却因‘公德’（打好农具）赢得了尊重；农户们帮他，也是因为他的‘行’而非‘心’。这是否说明，‘公德’的本质，终究落在‘做事’上？”
李恒宏抚掌大笑：
“小王爷此言，说到了点子上！‘公德’不是空谈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做事’，官吏做好官，农夫种好田，工匠造好物。至于私德，能修最好，若暂不能修，只要不碍公事，便给些馀地。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夕阳通过窗棂，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赵煜看着李恒宏鬓边的白发，忽然明白这位老儒为何能在天下都有一席之地，他的“公德”理念，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融入烟火气的智慧，既承认人性的复杂，又坚守做事的底线。
沉清砚起身时，不慎碰掉了桌角的一卷竹简，连忙弯腰去捡，却见竹简上写着“民为邦本”四字，笔迹苍劲有力，正是李恒宏的手书。
“这是老夫近日写的札记，”李恒宏拿起竹简，递给赵煜，“小王爷若不嫌弃，便留着吧。”
赵煜接过竹简，指尖触到温润的竹面，隐隐明白了李恒宏邀请他的用意，这位老儒不仅是在传递一个信号：
楚州文会的暗流中，李家愿意与王府保持默契，共同维护楚州的安稳。毕竟，无论是沉家这样的世家，还是萧天平这样的潜力股，都是李恒宏看重的人，而他将这两人摆在赵煜面前，便是一种信任的姿态。
更是对他之前的所行所为颇为欣赏，想在他身上印证一些东西，毕竟，一位权贵能安分守己不祸害他人已经是极好的了，如果能再顺手做些好事，绝对能成为他“修公德”理念的一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