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十月一”也是“中秋节”。
这是一个刮着大西南风的晴天。
七队的马车停在“锦海医院”的院里，我艰难地挪落车，双手柄着四姐站稳。风吹着我凌乱的头发，粗大的裤管、襟袂飘摆抽打着我僵硬疼痛的身体。我双手扣住四姐的双手，四姐倒退着步扶着我，我趔趄地一点点往门诊楼里挪蹭。我的膝盖肿胀伸不直已经半个多月了。
假日里值班的医护人员少，加之我的行动不便，天都快黑了还没检查完、住上院。二哥看的着急，托起我上下楼梯，四层楼上下几次，累的他呼呼喘着粗气，终于在亮灯前，给我办上了住院，来到病房。留下四姐陪护，他和小队马车回家。
我住进了外科一病房二床。这一次爹下了狠心，非治好，不出院。
一天两瓶液体，口服药三次，疼痛减轻，饭量增长，米饭一顿吃一饭盒，精神也好了许多。
这天上午，大夫查完房，挂上了吊瓶，四姐坐在床边看对床的织毛线。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拎着一个布兜进病房朝我床走来，四姐忙站起来：“二嫂，你那么忙咋还来了。”
苏哲慢声慢语的：“不忙，我来看看老妹子咋样了？”
四姐：“能下床走动了，就是太能吃，比在家时能吃多了！”
苏哲：“那不能吃咋的，用的是激素药。”说着从布兜里掏出两瓶水果罐头放在窗台上。略站一会儿：“我得走了。”四姐送出去。
回来，三号床的人说：“这是我们院长夫人，你们认识？”
四姐：“有点亲戚。”
正当我心情放松期待病好出院的时候，晚上十点多钟，忽听走廊脚步纷乱，人声嘈杂，好不容易静下来。整个病室的人刚睡着，一声惊悚悠长、极具穿透力的怪叫声把人惊醒，人都坐起来，相互看看，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次日早晨，一床的陪护出去回来说：“十号病房来了个病人，怪叫声是她喊出来的。”
哦？我心里好奇，是什么样的病人，能有如此力量发出那划破夜空的瘆人叫声？洗过脸，梳了头之后，我迈着小心的步子经过二至九号病房，朝十号病房走来，站在门口向里张望。看不见床上躺着的病人，看得见床头站着的女孩子，这不是小夏三妹小秋吗？那窝窝囊囊的棉袄裹着的身躯，坐在床头悠荡着腿仰头看吊瓶的是小前，难道是小夏的妈妈生病了？
我还对昨晚那瘆人的叫声心有馀悸，没有上前，转身回到我的病床上。
上午大夫来查房，秀芝问：“马大夫，十号新来的病人啥病啊？叫声那么吓人，昨晚我们这一屋人都被她喊醒了。”
马大夫回答两个字：“脑病。”
十号病人时不时发出的喊叫声令人不安。秀芝的小妹、一床的秀奇退烧后很快好起来，她冲姐姐喊：“我那钱你给我拿来！那是我的钱，留作买手表的。”
秀芝好言安慰：“别闹小妹，钱不在姐手上，在家呢。”
秀奇：“不行，我就要，我就要，你回家去给我拿来。”
秀芝：“我不能走，我走了你咋整啊？”
秀奇：“我不用你，你走，你走啊！”
秀芝：“小妹别闹了，今晚姐带你去看《排球女将》。”
秀奇：“那行吧！”
“唉——”我的心又起波澜，几天来看见秀奇、秀芝姐妹也是农村人，秀奇可以买表、任性、撒娇，尽得姐姐安抚。我？——四姐也是来照顾我的，她总是来和我“告假”和一些“认识”的人出去，有一次，她半天没回来，我又不知他去了哪里，非常惦念，天黑了才回来。送饭车回去了，她自己跑到食堂打来一点剩饭菜汤。我问：“你去哪了，足足半天？”
她说：“谢某、赵某让我去给他家喂鸡，告诉我十四只，我怎么找也是十三只，眼看黑了，我也着急回来，就给圈上，回来了。”
我说：“你不能听他们说什么信什么，在这‘认识’他们，对人家丝毫不了解，看他们鬼头蛤蟆眼的，不能一味善良。”
秀奇病愈，姐俩出院走了。我的病缓解到能下床溜达，数日没见进展。会诊后，隔三天一位女中医来号脉，开中药口服，也不见效果。
一天，王玉海来医院找四姐，我知道我出院后四姐就结婚了。爹的意思，想等二哥结婚后，四姐再结婚，刘花芯不依，爹只好答应了。
家里，爹又在为二哥的事想辙，小夏的妈生病，二哥向爹要钱，借给小夏家给她妈看病。
爹问：“得多少？”
二哥答：“两千。”
爹：“老四这彩礼钱在我手呢，卖砖那一千徐家大队还没给呢，我去要要。还缺七百，把这仨猪卖了添上，剩下的给清莲住院的送去。”
二哥和小夏欢欢喜喜地来到锦海医院住院部，小夏去给她妈交款，二哥来给我送钱。四姐问：“哪来的钱？”
二哥：“家那仨猪卖了？”
四姐：“仨猪卖多少钱？”
二哥：“八百多，还有个‘豆’猪，若不还能多卖点。”
四姐：“恩，数它胖，肩也宽，呼噜呼噜地怕它是个豆猪，果然还是……”
小夏的妈妈住院三个礼拜，经抢救无效去世了。
时间到了十二月末，我已经住院两个多月了，虽未痊愈，也没有更有效的治疔方法。爹来看看，不能再住了，他是来接我出院回家的。
四姐高高兴兴收拾东西。我忧心忡忡，身体并没有根本性好转。
爹看着我说：“不能上汽车站坐车，看人多拥挤把你挤倒了摔着。”
我问：“那咱怎么走呢？”
爹不回答，我也不好多问。
办好出院手续，我穿戴好，走出病房。等待接我的“专车”是拾柴用的小车。我的头嗡的一声，离家三十华里的路程，让我“坐”这个，没搞错吧，真想得出来。
在这住了两个月，大夫、护士以及很多任务作人员都熟识了，我“坐”这“车”出院回家，简直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一个拳头大的轴承，内径串着一截巴掌大的长木棍，木棍两端分别钉着两根锹柄粗的长木棍承重，又算作车把，中间钉几根核桃粗细的木棍做横牚。用它推刚割地湿柴走在油漆路上比肩扛着轻快，用来做接人出院的“车”，绝对的奇葩。
虽说上面铺上被子，怎么看也不象回事，不伦不类。
没办法，爹决定的事，赴汤蹈火也要上的。
我试着坐在第二根横牚上，虽然铺着被子，也是硌得疼，我不敢吭声。爹双手端起车把一起，我重心不稳险些摔下去，多亏四姐从一旁一把扶住。爹一使劲儿，我的身子还是向后一闪，急忙双手柄住两边。我的手不敢撒开，一是防止摔下去，二是减轻些坐骨的压力，硌得我坐骨太疼了。我把腿伸开，抵着头牚，也是为安全，和减轻坐骨的分量。
我眼睛盯着下面的轴承，一圈一圈在地上延伸，不敢看周围，怕遇到异样的目光。耳朵里灌满了“哗啦啦——”轴承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象是唱着嘲弄的歌。
出了城区，北风渐大。
“我冷。”我朝背着住院所用之物的包袱走在“小车”旁的四姐说。她没出声，往我身上拽拽坐一半、围一半的被子。
我尽力保持平衡不敢变换姿势，用毅力在坚持着。我不敢有怨气，若不是因病，哪能享受到如此待遇呢？我坐车上爹来推着。
一个多小时后，我感觉小车有些不稳，听见爹呼哧呼哧地喘气声，似乎看见了爹阴沉可怕的脸。
“爹，歇会儿吧，走了这么半天，也有一半了。”四姐说。
“恩。”小车停住了。
我叫四姐：“你扶我起来，我腿都麻了。”
四姐把包袱放下，扶着我起来，在道边溜达一会儿。我的四肢随和了。
又坐回了“车”上，继续赶路。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艰苦跋涉，终于到家跟前的南县道上。爹开口道：“下来，能走家去不？”
“能！”我痛快地答道，心想快下去吧，可够我呛了。
四姐把被子叠上，把包袱放在小车上，扶着我从县道下来，走在大道上，东拐路口下来，到当街道上。这百八十米的距离，从没感觉过这么长，用走这么长时间。其实是怕谁碰见，看见我们这狼狈的样子。
到了王发家门口，张花应带她的老家口音，无意地高声说着：“老妹子好啦？”我回答：“啊！好了。”她和我并排走着，看看我的脸：“老妹子胖了，都出双下颌了。”我没向她解释是激素催的。
一同来到我家。进屋后，我看见奶奶依然在炕头靠被摞坐着，心里有些许安慰。总算是到家了，自从妈妈没了以后，每每到家，看见奶奶在炕上坐着便也安慰。
我紧忙着上炕躺下，这一路“坐车”太累了，简直是上刑。我想不明白，爹想这么出奇的办法接我回家，就为了省几元车票钱？他为儿子“媳妇”每每怎么出手那么大方？
殊不知，别家女儿不愿意嫁过来，是因为他和奶奶对妈妈的压迫，甚至是虐待，恶名在外。封建残馀男尊女卑思想才是关键。
到家后，没几天，小刘家的老乡刘花芯，带着儿子王玉海来接亲。我家大哥、小弟去送亲到小刘家青年点的三间破房里，这就是王家所谓的“新房”。
这房子破地可以，是68年第一批青年来时盖的，由于地势不高，砖墙下部分返硷被风蚀的凹进去很深，房檐子叽叽喳喳住着麻雀。屋里疙疙瘩瘩泥土地面，穿高跟鞋都会崴了脚。外屋地锅台膝盖般高还是王玉海现搭的，东屋勉强糊了层白纸，西屋破破烂烂如同一间年久失修的破庙，散发着霉味。
用过午饭，大哥、小弟回来后，刘花芯对四姐说：“你们自己过吧，明早自己做饭吃，玉海一会儿过去背点米来。玉海挣的工分算你们的。这房子是花七百元买的，你们自己扛饥荒吧，我们不给你扛饥荒。”
说完下炕，站在地上拍拍裤子走了。
四姐问王玉海：“结婚就做了两身衣服，订婚时给个九十九，这么个破房子还让咱自己还饥荒，合著你家白捡个媳妇。”
王玉海：“你不愿意么？还给你爹四百块钱呢，还有这对箱子，买还花八十块钱呢，买菜乱七八糟的也花好几百呢！”
四姐：“我爹要二百，你妈给四百？那能白话呢！咱问问你妈去？”
王玉海：“二百四百不一样吗？不干你就回去，我还不拦着！”
四姐不吱声了，谁让自己当初愿意呢？家里本来都不同意，就自己坚持，这会儿回去不是找着挨说么？事也不光是挨说那么简单，婚都结了，就好好过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