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上海和平饭店北楼套房。
窗外是外滩的万国建筑群，黄浦江上船笛声声。套房客厅里，林三对面坐着上海轻工局的吴副局长，和日化公司的刘书记。
寒喧已过，茶也续了两轮。
吴副局长先开口：“林先生的想法，我们很欢迎。改革开放嘛，就是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不过这个合资的股比问题……”
林三等他说完。
吴副局长措辞谨慎，“我们研究过，按照最新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但没有上限规定。不过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为了体现平等互利，很多项目都采取50对50的模式。”
刘书记在一旁点头：“是啊，这样决策也方便，董事会票数对等。”
林三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
他放下茶杯，“吴局、刘书记，我说句实在话。我们林家回来投资，不是为了争那一点控股权。技术、设备、管理，我们全包。配方是最新的酵素洗涤技术，去污力比普通肥皂强三倍，对织物损伤小。生产设备从德国进口，全自动化流水线。管理团队从香港派，带三年，直到你们的人完全接手。”
他顿了顿：“我们只要求两点。第一，品牌可以用你们现有的‘白猫’，或者起新名字，你们定。第二，生产经营的主导权，得在你们手里。”
吴副局长和刘书记对视一眼。这话说得太漂亮，反而让人警剔。
“那林先生的意思是……”
刘书记身体前倾：“那利润分配呢？”
“按股比。”林三说，“但前三年，我们那份利润，全部用于生产线升级和员工培训。”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吴副局长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着。
“林先生这么有诚意，我们很感动。不过……”他斟酌着用词，“有些具体问题还得落实。比如这个技术，专利是谁的？生产过程中如果涉及进口原材料，外汇怎么解决？还有，产品是内销还是出口？比例怎么定？”
谈判这才真正开始。
接下来三天，每天从早上九点谈到晚上八点。焦点集中在四个问题：
一是技术所有权。林三坚持配方专利归合资公司，但内核酵素菌种的培养技术，由林家在香港的实验室“技术支持”，菌种每季度供应。刘书记想要全部技术转让，林三寸步不让。
“刘书记，这不是不信任。”林三解释，“菌种培养需要极高的洁净环境和恒温恒湿条件，上海目前不具备。硬要搬过来，万一污染了，整条生产线都得停。我们定期供应，质量有保证，成本也算在原料里，对大家都好。”
二是外汇。吴副局长摊牌：轻工局没有外汇额度，进口设备和添加剂都需要合资公司自己挣。产品出口比例不低于30，创汇优先用于进口。
三是人事。中方坚持关键岗位必须安排一定数量的“骨干”。林三答应，但要求所有人员必须通过香港来的技术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可以调岗，但不能占着位置。
四是那个“共同保管”的生产工艺文档。条款写得比较隐晦：全套文档一式三份，中方、港方、合资公司各存一份。查阅需双方授权代表同时在场。
刘书记指着这条问：“这是不是……不太方便？”
林三微笑：“技术安全，对大家都重要。万一泄露出去，被别的厂子抄了，损失的是合资公司。这样保管，是为了长远。”
第三天的深夜，合同草案终于敲定。吴副局长和刘书记眼里都是血丝，林三的西装依旧笔挺。
签字前，吴副局长最后问了一句：“林先生，你们投这么多钱、这么多技术，就真不为控股？我干了二十年工业，没见过这样的。”
林三正在拧钢笔帽，闻言抬起头。
“吴局，控股权在您手里，这厂子才是‘中国的厂子’。工人安心，领导放心，政策支持才到位。”他慢慢说，“我们要的，是这厂子能长远办下去，办成标杆。将来别的领域合作，这才是个样板。”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再说了，这厂子办好了，赚钱了，我们那49的分红，难道会少吗？”
吴副局长怔了怔，终于笑了。“通透。林先生是做实事的人。”
笔尖落下，签名盖章。
十一月底，闵行工业区。
“申林日化”的地块上，推土机已经进场。林三站在临时工棚前，香港来的工地负责人老黄正拿着图纸汇报。
“……德国设备下月到港，走海运到上海港。安装工程师是从新加坡请的，签了保密协议，干完就得走。”老黄指着图纸上的车间布局，“按您要求，内核配料区单独隔出来，独立通风系统，进出要两道门禁，监控无死角。录像带每周更换，旧带子封存送回香港。”
“工人呢？”
“轻工局安排了五十个，都是国营厂过来的熟练工。我们社会招聘三十个，主要招知青，文化程度高些。”老黄压低声音，“关键岗位——配料、质检、设备维护——全是我们招聘的人。轻工局那边安排的人，主要在包装和仓储。”
林三点头：“培训抓紧。质量控制手册，必须让每个人背熟。将来出了质量问题，从流水在线第一个环节开始追责。”
“明白。”
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水泥的味道。林三看着远处渐渐成型的厂房轮廓，忽然问：“老黄，你在香港盖了二十年楼，觉得这里怎么样？”
老黄想了想：“地够平，工人肯干。就是……规矩多了点，干什么都得批文。”
“那就按规矩来。”林三说，“一步一步，把根基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