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川本和子，今年三十五岁。
我出生在昭和三十二年，静冈县滨松市，本名叫铃木和子。
那一年距离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升起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战争结束了。
但那个被烧成焦土失去一切的日本还深深刻在每个人的记忆里。
街上能看到很多缺了骼膊少了腿的人，大家的眼神都是空的。
活着，但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
物资匮乏，什么都缺。
大人们沉默地重建家园，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废墟和新建的木板房之间奔跑。
天空灰蒙蒙的，但心里还是会觉得明天总会比今天好一点吧。
我的父亲在大正九年于滨松创立了自己的精密器械会社。
他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商人。
严谨、古板、将家族声誉和会社存续看得比生命还重。
战后的混乱中，他凭着过硬的技术和人脉让会社存活下来。
并且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家道越发殷实。
我是家里的长女，下面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作为铃木商会的大小姐，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虽谈不上奢侈，但绝不知贫穷为何物。
我读女校，学茶道花道，被教导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良家妇人。
甚至将来如何进行一场对家族有利的联姻。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看我的眼神，象是在看一件需要待价而沽的瓷器。
十六岁那年，我遇到了新作。
川本新作。
那是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他作为父亲合作方公司里最年轻的课长出席。
他很高大，肩膀宽阔，穿着合体的西装，言谈举止有一种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身上很少见的沉稳风度。
他谈起工作眼里有光，思路清淅，干练得让人心惊。
和那些围绕在我父亲身边唯唯诺诺，夸夸其谈的其他人完全不同。
我的心就象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我们偷偷交往了。
新作出身普通工薪家庭，凭自己的努力考上早稻田，一步步打拼上来。
他聪明，勤奋，有野心，也有能力。
和他在一起，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是我在铃木家高墙深院里从未感受过的气息。
事情很快被父亲知晓。
没有祝福，只有震怒。
在他眼里，这不仅是女儿的不自爱，更是对整个铃木家门第的亵读。
母亲只会垂泪劝我听话。
弟弟妹妹尚且年幼，懵懂无知。
父亲给出了最后通谍。
要么立刻断绝和新作的往来，准备与另一家会社的公子相亲。
要么滚出铃木家，永远别再回来。
我选择了后者。
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惊世骇俗的决定。
但我当时心里充满了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浪漫。
我向往和新作一起创造的生活，创造自由自在的未来。
我甚至觉得，脱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富贵之家是一种解脱。
我不顾一切地嫁给了新作，成为了川本和子。
婚礼很简单，只有几位好友见证。
父亲没有来，母亲托人送来一点微薄的礼金。
无所谓。
我们有彼此就够了。
新婚生活清贫但甜蜜。
新作的事业发展很快。
他跳槽到平冢一家美日合资的电子企业。
凭借出色的能力，仅仅四年就成为了中层骨干。
我们搬进了公司提供不算大但很温馨的公寓。
昭和五十二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新作给他取名一木。
他说希望孩子能象一棵树，无论风雨都能深深扎根，笔直向上生长。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新作工作很忙，但回家总会逗弄儿子，笨手笨脚地帮我做家务。
晚上我们挤在小小的餐桌旁，听他讲公司的趣事，规划着名未来。
他说等再稳定一些，就全款买一栋一户建，要有院子，让一木能跑能跳。
他说等一木再大点，就带我们去美国总部看看。
他的眼睛里面装着整个未来。
一木两岁那年，一户建的愿望达成了。
后来新作所在的公司接了一个政府的大项目，他是内核技术小组的负责人。
那段时间他忙得脚不沾地，眼里满是血丝，但精神亢奋。
他说这个项目成功了，他就有足够的资本和履历，给家里带来更好的生活。
然而
噩梦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项目现场发生了重大事故。
复杂的精密设备在测试中失控，引发火灾和爆炸，造成数名现场工程师伤亡。
事故调查结果很快出来，结论指向内核参数设置人为失误。
而那个被认定为主要责任人的名字，赫然是川本新作。
我和新作的直属上司都惊呆了。
新作做事极其严谨，几乎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们想申诉，想调查。
但公司高层，特别是美方资本代表压下了所有异议。
他们需要尽快平息事态，给投资方和政府一个交代。
一个因个人失误导致事故身亡的日本课长成了最完美的替罪羊。
没有赔偿，没有抚恤，甚至没有一句道歉。
公司法律顾问冷冰冰地告诉我，鉴于新作是事故主要责任人，公司不追究我们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已经是极大的宽容。
如果我们再纠缠，公司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资本的无情在那一天展现得淋漓尽致。
生命
清白
一个家庭的未来
在庞大的利益和冷冰冰的法律条文面前
轻如尘埃。
新作用生命为之奋斗的公司，转头就将他碾碎。
我抱着懵懂的一木，站在那间突然变得空荡冰冷的一户建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颜色。
我甚至想就这样跟着新作去了吧。
可是当我低头，看到一木那依恋地望着我的眼睛。
看到他伸出小手笨拙地擦我脸上的泪，喊着：“妈妈，不哭……”
母性的本能象从绝望的废墟里挣了出来的野草。
我不能死。
我死了，一木怎么办？
新作留在这世上的唯一骨血怎么办？
我走投无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回到了滨松的铃木家。
父亲已经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但眼神里的严厉和失望甚至比当年更甚。
他看着我，看着怯生生躲在我身后的一木。
沉默了很久。
‘和子，当年你选择那个男人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了。’
‘你是死是活，与铃木家无关。’
大门在我面前缓缓关上。
最后一点亲情和指望也断了。
我只能带着一木回到平冢。
那是昭和55年，日本经济在泡沫前期。
经济一片繁荣，到处都在招工。
可是对一个要独自抚养幼子的单身母亲来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规会社需要全日制，我无法兼顾一木。
我只能打零工，在便利店整理货架，在餐馆后厨洗碗，接一些计件的家庭手工。
收入微薄且不稳定。
一木很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疼。
别的孩子玩玩具撒娇的年纪，他已经学会自己热便当，安静地等我下班，从不开口要任何东西。
常年透支的体力，紧绷的神经，营养不良，还有内心深处那从未愈合的创伤和巨大的经济压力……
它们一点点侵蚀着我的身体。
昭和61年，一木9岁那年。
我突然晕倒在打工的便利店。
送到医院后诊断结果是冠状动脉左主干病变。
医生说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就象心脏的主要输油渠道严重堵塞，随时可能断流。
根治的方法是一种叫做不停跳冠脉搭桥术的心脏手术。
但医生遗撼地告诉我，这项技术即使在美国也属于前沿并未普及，在日本更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我只能依靠昂贵的进口药物维持，延缓病情恶化。
那笔药费对我而言几乎是天文数字。
我偷偷加大工作量，接更多的零工。
能省则省，把大部分钱用来买药。
我告诉一木妈妈只是小毛病，吃了药就好。
我不能倒！
至少在一木成年之前，绝对不能倒！
日子在药片的苦涩和打工的疲惫中一天天挨过。
一木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高，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拼命。
十一岁那年，他开始打工，赚来的钱几乎全部交给我。
‘妈妈，从今天起您不要再出去工作了，我可以赚钱了。’
我知道。
他都明白。
他什么都知道。
这让我既欣慰，又心如刀割。
我还想工作，但身体不允许。
一转眼，六年过去了。
平成4年，1992年。
转机出现在前段时间。
一直为我诊治的神奈川综合医院的北仓医生，在一次复诊后带着难得的振奋告诉我。
心脏外科的南野教授，最近成功完成了几例不停跳冠脉搭桥术。
我的情况或许可以考虑手术了。
希望像黑暗中骤然亮起的微弱火苗。
但几天后北仓医生的话又将它吹得摇摇欲坠。
他坦诚地说，南野教授表示虽然他有了成功案例。
但对于我这样复杂的左主干病变，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而且手术费用极其昂贵，医保只能复盖很小一部分。
如今这项技术在美国已逐渐普及，但去美国治疔的费用，更是我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北仓医生看着我，眼中带着医者的仁心和无奈。
‘川本太太，我可以私人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经济支持，但更多的我真的无能为力。’
‘您的病情虽然目前靠药物维持得还算稳定，但根据我的经验，最多五年之内必须进行手术。否则……’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
但我懂。
‘我会……考虑的。北仓医生，谢谢您。’
我低声说，心里乱成一团。
手术希望缈茫且昂贵。
不手术，五年……
一木那时才刚二十。
临走前我尤豫再三，还是对北仓医生深深鞠了一躬，声音带着恳求。
‘另外有件事想拜托您。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儿子一木他来医院，向您询问我的病情…请您告诉他，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药也可以停了。可以吗？’
北仓医生愣住了。
‘川本太太，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能对患者家属隐瞒真实的病情，这是原则问题。’
我的情绪有些激动，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上来。
‘北仓医生！这是一个母亲的请求！我儿子他…他已经吃了太多苦了！他为了我拼命打工，甚至放弃了他的梦想！如果他知道真相，他一定会去做更辛苦，甚至更危险的事情，去攒那笔根本攒不齐的手术费！
‘我不能再拖累他了！求求您，就告诉他我好了，让他能为自己活一次，哪怕只有几年也好！’
我几乎是在哀求。
北仓医生沉默了良久，看着我泪流满面的样子。
最终极其缓慢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我会这么做的。川本太太，您…要保重。还有不要放弃希望！’
‘谢谢您！真的非常感谢！’
我再次深深鞠躬。
回忆的潮水缓缓退去。
耳边传来了一木的话。
“妈妈，和您的健康与笑容相比，篮球……不过是阳光下的一粒尘埃罢了。”
我擦了擦眼泪，破涕为笑。
深吸一口气，看着儿子，很认真地说：“一木，妈妈有件事要告诉你。前几天医生来回访，说我的身体已经稳定了很多，那些很贵的药，可以慢慢停掉了。”
“所以……你不需要再这么拼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