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兰看着自己那双变形的手，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嘲。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甘心啊。干活歇气的空档，我就偷偷从怀里掏出存钱买的字典看两眼。哪怕背个字也好。我就觉得，只要还认字，我就还是个人，不是头只会干活的牲口。”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六年。”
马春兰长叹一声，记忆的录像再次倒档。
1972年秋天，马春兰十七岁了。
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个子高挑，手脚麻利，是生产队里最能干的姑娘之一。挑粪、犁地、收割，男人能干的活，她都能干，而且干得更好。
村里人都说，谁家要是娶了马春兰，那可真是娶了个宝贝。
但马春兰心里，还藏着那个上学时的梦。
机会来得突然。
那年冬天，县里下来通知，要培训赤脚医生。每个村推荐一两个人，去县里学习三个月，回来当村医。
村支书找到了马春兰。
“春兰啊，我记得你读过书，认字。”村支书抽着旱烟说，“这次培训，村里想推荐你去。你愿不愿意？”
马春兰愣住了：“我？我能行吗？”
“咋不行？”村支书笑了，“你聪明，肯学，又是贫农出身，背景上可靠。去了好好学，回来给村里人看病，这是光荣的任务。”
马春兰的心怦怦直跳。
医生，白大褂，听诊器……这些只在书上出现过的词在她脑子里打转。
“我愿意！”她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兴奋得声音都在抖。
然而，父亲听说后，第一个反对：“女孩子家，当什么医生？抛头露面的，不象话！”
好在这次，母亲站出来了：“让她去。学点本事，将来不吃亏。”
村支书也来家里做工作：“这是政治任务，你们要支持。”
父亲这才不吭声了。
1972年12月，马春兰背着铺盖卷，去了县里。
培训在县卫生院进行，三十多个学员，有男有女，都是各村的年轻人。老师是卫生院的医生，教他们基础解剖、常见病诊断、打针输液，还有接生。
到了县医院，第一次闻到那股来苏水的味儿，马春兰都觉得新奇。
那是救命的味道，是干净的味道。”
她学得很认真，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人的身体里有那么多器官，各司其职；第一次知道，细菌和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第一次知道，接生不是请神婆跳大神，而是一门科学。
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她都记在脑子里。针灸、草药、接生、打针……她没日没夜地练。
哪怕扎针使用自己的身体练手，马春兰也从没喊疼抱怨过。
她最喜欢上解剖课。虽然用的都是模型和挂图，但她能盯着看一整天。老师说，她很有天赋，手稳，心细，适合当医生。
六个月很快过去了。
结业那天，马春兰拿到了一张结业证书，还有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
老师拍着她的肩膀说：“春兰，回去好好干。记住，医者仁心。”
马春兰重重点头：“恩！”
回到村里，她成了正式的赤脚医生，背着个红十字的药箱，走在村里，腰杆都挺得比别人直。
村支书给她腾出了一间小屋当卫生室，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墙上贴着人体解剖图，桌上摆着药箱，窗台上还养了一盆野花。
第一天上班，就有人来看病。
是邻村的王大爷，腿疼了半年，下不了地。以前都是忍着，实在受不了了就去庙里烧香，听说村里来了医生，就拄着拐杖来了。
马春兰给他检查了一下，是关节炎。她按照老师教的，给他扎了针灸，又开了些止痛药。
“马医生，我这腿还能好吗？”王大爷问。
“能好。”马春兰认真地说，“按时扎针，按时吃药，少干重活，慢慢就能好。”
一个月后，王大爷又来了，这次没拄拐杖。
“马医生，神了！”他激动地说，“我这腿好多了，能下地了！”
除了按规定收的诊金，他拿出两个鸡蛋，非要塞给马春兰。
马春兰不要：“大爷，这是我应该做的。鸡蛋你拿回去补身体。”
王大爷不肯，把鸡蛋放在桌上就走了。可当天下班后，马春兰还是把鸡蛋还了回去。
从那以后，找马春兰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感冒发烧的，拉肚子的，磕着碰着的，都来找她。她从不嫌烦，也从不敷衍。
能治的，她尽力治，治不了的，她如实说，让人去县医院。
但她最常做的，还是接生，后来甚至还成为了专门的接生员。
那时候农村生孩子，还是请产婆。产婆大多没受过正规培训，全凭经验，工具也简陋，剪子用火烧烧就算消毒了。
难产、大出血、新生儿感染，时有发生。
马春兰接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洗手，消毒工具，观察产程，该剪脐带时剪，该缝合时缝合。她手稳，心细，又学过解剖，知道怎么用力，怎么保护产妇。
经她手接生的孩子，产妇感染的概率大大降低。
渐渐地，“马医生”的名声传开了。附近几个村子的人，生孩子都愿意找她。
马春兰很珍惜这份工作。
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先去卫生室打扫，整理药品。休息时偶尔也会背着药箱，去村里巡诊。谁家老人病了，谁家媳妇要生了，她都记在心里，按时上门。
晚上，她就在煤油灯下看书。培训时发的教材，她翻了无数遍，边角都磨毛了。她还托人去县里买医学书，虽然看不懂的地方很多，但她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那两年，是马春兰人生中最充实、最光彩的时光。
她穿着洗了不知道多少水的白大褂，背着药箱走在村里，大人孩子见了她都喊“马医生”。那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让她觉得，自己真的“顶起了半边天”。
她也确实帮了很多人。
邻村的小媳妇难产，胎位不正，产婆说没救了，让准备后事。马春兰赶去，慢慢转了胎位，硬是把孩子接生出来了，母子平安。
还有刘家的孩子，高烧惊厥，抽过去了。神婆说是中邪，要灌符水。马春兰拦住，给打了退烧针，孩子第二天就退烧了。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村里人都记着。
“但是，当医生也不容易。”
马春兰叹了口气，眼神变得凝重。
“那时候缺医少药啊，有时候看着人疼得打滚，我手里只有几片止痛片，递过去也只能暂时缓解。甚至偶尔连止痛片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
“记得有一回，你外婆村东头的王嫂子难产。那时候条件差，又是在家里生。我去的时候，孩子已经憋得不行了。我拼了命地想办法，又是推拿又是扎针……最后，大人保住了，孩子没了。”
“那是个男婴，生下来就全身青紫，一声都没哭。”
“王嫂子哭得死去活来，抓着我的手不放。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就象是有把刀在绞。我就想，要是咱们有个正经医院，要是有更好的药，这孩子是不是就能活？”
马春兰感叹着，那个年代有太多无奈。
药不够，常用的青霉素和阿司匹林经常断货。病人需要，她开不出，只能干着急。
设备简陋，没有x光机，没有化验室，很多病只能靠经验。经验对了，是幸运；经验错了，可能就是一条命。
还有那些因为医疗条件落后造成的悲剧。
最让马春兰痛心的，是一个叫秀英的媳妇。
秀英怀了双胞胎，肚子特别大。临产时难产，生了三天三夜，孩子出不来。马春兰想给她剖腹产，可村里没条件，送去县医院又来不及。
最后，秀英大出血，死了。
两个孩子，也没保住。
马春兰守了她一夜，眼睁睁看着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却无能为力。
秀英死前拉着马春兰的手，气若游丝：“马医生……我的孩子……救救他们……”
马春兰哭了：“秀英，我对不起你……”
秀英摇摇头，眼睛慢慢闭上了。
那之后，马春兰做了好几天噩梦。梦里都是秀英苍白的脸，和那句“救救他们”。
她开始更加拼命地学习，想着如果自己懂得更多，是不是就能救更多人？
可她没想到，她的医生生涯，很快就结束了。
1974年秋天，马春兰十九岁。
在农村，这个年纪的姑娘，该说婆家了。
提亲的人不少。马春兰长得端正，又能干，还是医生，是很多人眼中的好媳妇人选。
“在农村，超过二十岁的大姑娘还没嫁人，那就是老姑娘了，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所以这最后一年，你外公外婆急啊，天天催。那时候讲究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也想过找个有文化的，或者找个工人，但现实哪有那么容易？”
更何况，马春兰不想嫁。
她还想当医生，还想学习，还想去县里进修。她听说，县医院在招人，要考试的。她想去试试。
可父亲不答应。
“你都十九了，再不嫁，明年二十，就成老姑娘了。”父亲说，“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的，相夫教子才是本分。”
这一次，就连母亲也劝：“春兰，听你爹的。找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