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角在赵铁柱家后院那个背风的角落扎下了根。每天傍晚，只要天还没黑透，林越没有外出或紧急事务，七八个脑袋大小不一、衣衫破旧却洗得格外干净的孩子，就会准时聚拢过来。狗蛋是“班长”，负责维持秩序——其实也就是让大家排排坐好，别打闹。丫丫是“学习委员”，总能把林越前一天教的字记得最牢。栓子手脚最麻利，总是抢着去捡最合适的木炭条，或者用葫芦瓢从水缸里舀水，把准备写字的石板泼湿再擦干，这样木炭写上去更清晰。
没有正式的课本，没有笔墨纸砚。林越的教学工具简陋到极致：几根粗细不一的、烧黑的木炭条（从各家灶膛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要硬度适中，不易断，颜色浓黑），几块相对平整的石板（从河滩捡来的），还有一小罐清水和一块破布——用来擦洗石板。
“今天咱们学几个新字，都和咱们吃的、用的有关。”林越用木炭在最大的那块石板上写下两个字，“第一个，‘米’。看，这样子像不像一堆粟米粒？”他画了个简单的象形示意图，帮助理解。
“第二个，‘布’。咱们身上穿的，家里用的，都是布做的。”他又写下“布”字，同样配上简单图示。
孩子们睁大眼睛，努力看着那黑色的、陌生的线条，跟着林越一遍遍念，然后用小手捏着木炭条，在属于自己的小石板上，歪歪扭扭地模仿。木炭划过石板，发出“沙沙”的轻响，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写错了，或者石板写满了，就用手边的湿布一抹，石板恢复灰白，又能重新开始。水脏了，栓子就跑去换一瓢。
“林叔叔，木炭写字比用毛笔省钱多了吧？”一次休息时，狗蛋看着手里半截木炭，忽然问道。他听村里老人说过，念书人写字要用毛笔、墨锭和纸，那都是极贵的东西。
林越笑了，摸摸他的头：“是啊，木炭不用钱，石板也是捡的。咱们学认字，不是为了当秀才考状元（至少现在不是），是为了让脑袋变明白，眼睛变亮堂。用什么笔，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想学、肯学的心。”
这话，孩子们未必全懂，但他们喜欢林叔叔说话时那种温和又坚定的语气，喜欢学新字时那种一点点认识世界的奇妙感觉。
然而，正如孙老丈所料，也如王老五所盼，这“省钱又方便”的识字角，还是引来了新的风波。
起因是栓子。李篾匠的儿子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李栓”后，兴奋得不得了。这天他爹在家编筐，他就在旁边，用一小截木炭，在平整的泥地上，一遍遍练习。李篾匠起初没在意，后来瞥见地上那些鬼画符，皱眉问：“栓子，你瞎划拉啥呢？”
“爹！俺在写字！这是俺的名字，李——栓！”栓子挺起小胸脯，指着地上的字，自豪地说。
李篾匠凑近看了看，那些歪斜的笔画他自然不认识，但听儿子说是“名字”，心里微微一动，随即又板起脸：“写字？谁让你写的？是不是跟那林小哥学的？学这些有啥用？能帮你多编一个筐还是能多砍一捆柴？净整没用的！有那功夫，不如跟爹学学怎么劈篾条！”
栓子被骂得缩了缩脖子，小声辩解：“林叔叔说，认了字，以后看文书不怕被骗，算数不吃亏”
“放屁！”李篾匠更恼了，“咱家祖传编筐的手艺，靠的是手上功夫，不是纸上画符！我看你就是心野了！从明天起，不许再去！老老实实在家干活！”
类似的情景，也在其他几户并非林越核心支持者的家庭里上演。孩子想学，家长觉得“不务正业”、“耽误干活”，或者单纯地认为“庄稼人学识字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予以严厉制止。
更直接的冲突，来自王老五家。王老五有个小儿子，叫王石头，今年八岁，和狗蛋差不多大。石头看着狗蛋他们每天傍晚聚在一起，神神秘秘地“上课”，回来还能在地上画些他看不懂的道道，心里羡慕得不行，几次想偷偷溜过去，都被他娘或者他哥揪了回来。
这天，石头终于忍不住，趁他爹王老五去邻村串门（实则是打听消息），他娘在灶房忙活，溜出了家门，跑到赵铁柱家后院识字角外围，踮着脚尖往里看。
正好林越在教简单的加法，用木炭在石板上画圈圈。“一个圈加两个圈，是几个圈？”林越问。
“三个！”孩子们齐声回答，包括偷偷跟着念的石头。
林越一抬头，看见了围墙外那个探头探脑、瘦小怯懦的身影，是王石头。他认得这孩子，平时被王老五管教得畏畏缩缩，很少跟村里其他孩子玩。
林越朝他温和地笑了笑，招招手。石头吓了一跳，想跑，但脚像钉在了地上，看着林越鼓励的眼神，又看看里面那些熟悉的玩伴，终于鼓足勇气，从柴扉的缝隙里挤了进来，低着头站在最边上。
狗蛋看见他，愣了一下，没说话。丫丫往旁边挪了挪，给石头让出一点点位置。其他孩子看看石头，又看看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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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就一起学。”林越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讲课，“石头，你来看，这是一，这是二”
石头受宠若惊，连忙点头，眼睛紧紧盯着石板上的木炭字。
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刻钟，王老五的婆娘，那个同样颧骨高耸、一脸刻薄的妇人，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一把揪住石头的耳朵，尖声骂道：“好你个死娃子！叫你偷懒！叫你往这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我不打死你！”一边骂，一边狠狠瞪了林越和那群孩子一眼，拖着哭嚎的石头就走了。
院子里一片寂静。孩子们被吓住了，有些无措地看着林越。狗蛋气呼呼地小声说：“石头他娘真凶！石头想学字有啥错！”
林越心里叹了口气，面上却平静：“没事，咱们继续。石头家里有事，先回去了。”他知道，王老五家的态度，代表了一部分村民根深蒂固的观念阻力。强行对抗或解释，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但这件事，显然没完。王老五傍晚回来，听婆娘添油加醋一说，勃然大怒。他这次没有直接在村里骂街，而是找到了三叔公。
“三叔公！您可得管管了！”王老五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那林越教娃娃认字，本就不合规矩！现在好了，把别人家的娃也勾引去了！这不是挑唆娃娃不听爹娘管教吗？长此以往，咱们村还有没有规矩了？爹娘说话都不管用了，都听他林越的了？这还得了！”
他巧妙地避开了“识字无用”这个可能被林越用“实用”理由反驳的点，转而攻击“破坏家庭伦常”、“挑战父母权威”这个更敏感、更触及宗法社会核心的问题。
三叔公一听，眉头也皱了起来。孩子不听父母话，这确实是大事。他安抚了王老五两句，答应问问。
第二天，三叔公把林越叫到跟前，转达了王老五的“控诉”，语重心长地说：“林小哥啊，教娃娃认字是好事，可也得注意分寸。要是引得娃娃们不服爹娘管教，那就适得其反，好心办坏事了。你看，是不是缓一缓？或者，只教铁柱、老蔫他们几家愿意的娃娃？”
林越早有准备。他诚恳地对三叔公说：“三叔公，您说的在理。父母管教子女，是天经地义。我教孩子们识字，绝没有让他们不听父母话的意思。相反，我每次开始前，都叮嘱他们要孝顺父母，勤劳干活。”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王叔家石头的事，我问过当时在场的孩子，石头是自己好奇跑来的，我见他愿意学，才让他旁听了一会儿。他娘来叫，他立刻就跟着走了，并无不服管教。王叔爱子心切，可能有些误会。”
“不过，”林越话锋一转，“三叔公，我也在反思。教识字这件事，或许我考虑得还不够周全。光教孩子认字，不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学、学了有什么用，也不让他们的父母了解、放心，确实容易产生误会。”
他看着三叔公，提出一个新的想法：“您看这样行不行？以后教孩子们，我不光教他们认字、算数，也教他们一些实用的道理。比如，学了算数，回家帮爹娘算算卖鸡蛋、卖柴火的钱对不对；学了认字，帮家里记个简单的账，或者认认官府贴的、与咱们农事有关的告示（虽然极少）。同时，每隔几天，我把孩子们学到的东西，简单跟他们的父母说说，让他们看到孩子学了真的有用，不是瞎玩。”
“另外，”林越补充，“如果村里有其他大人，也想学点实用的字和算数，比如记个账、看懂简单契约，我愿意在农闲时候，也教教他们。这样，识字就不是娃娃们的‘特权’，而是咱们全村人都能沾光、都能用的本事了。王叔要是愿意，也可以来听听，看看我教的到底是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一番话，既化解了“破坏管教”的指控，又将识字教育进一步与生产生活实际捆绑，还顺势将教学对象扩展到了成年人，化被动为主动，化阻力为可能的新契机。
三叔公听了，觉得在理，脸色缓和不少。“嗯，你这想法周全。教娃娃，也让他们学了能用上，让大人也放心，甚至大人也能学，这是好事。王老五那边，我去跟他说道说道。你该怎么教还怎么教，只是注意些方法便是。”
有了三叔公的再次背书，识字角的风波暂时平息。王老五见三叔公不再支持自己，知道再闹下去也没趣，只能黑着脸作罢，但心里对林越的芥蒂无疑更深了。
而林越，则开始实践他的新想法。他给孩子们增加了“实践课”：教他们用木炭在石板上画简单的表格，记录家里鸡鸭下蛋的数量；教他们用石子或木棍进行十以内的加减运算，模拟买卖交换。他还真的抽空，在一天晚饭后，给赵铁柱、韩老蔫等几户家长，简单讲了讲孩子们最近学了什么，并演示了如何用指算和石子辅助计算简单的账目。
大人们起初只是抱着给林越面子、看看孩子学了啥的心态，但当他们看到狗蛋能清清楚楚说出家里这个月卖了几次鸡蛋、总共多少个、换了多少盐时，看到韩老蔫的小孙女丫丫能帮爷爷数清楚编了多少个筐、该收多少钱（模拟）时，脸上都露出了惊讶和赞许的笑容。
“嘿！还真有点用！”
“这小脑瓜子，是灵光了些！”
“林小哥，这认字算数好像还真不是白学的？”
星星点点的认可，开始在最亲近的圈子里出现。虽然距离广泛接受还很远，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始。
木炭依旧黑，石板依旧糙，但那些沙沙的书写声和稚嫩的诵读声，却在这个平凡的村落里，执着地延续着。它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好奇与知识的种子，也在悄然改变着一些成年人对于“识字”的刻板印象。而林越，则在这条注定漫长而曲折的启蒙之路上，耐心地、一步步地，向前走着。他知道，改变观念，往往比改变土地更难，但也更有意义。王老五的阻挠不会停止，但他相信，只要坚持做对的事，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人心的壁垒，终有被叩开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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