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工的正式报告是第三天早上传真到安县交通局的。
十六页纸，图文并茂。前面八页是详细的地质勘查数据和现场照片，中间四页是三种处理方案的比选，最后四页是结论和建议。
林凡拿着这份还带着传真机热度的报告，一页一页地看。报告写得很专业，但也尽量通俗。三种方案用红、黄、绿三种颜色标注：红色方案是永久性综合支护，安全等级最高，费用四十万，工期一个月；黄色方案是简化支护，安全等级中等，费用二十万，工期半个月；绿色方案是应急加固，安全等级最低，费用十万，工期七天，但“仅能保证短期内不发生大规模滑坡，建议三年内必须进行升级处理”。
报告最后一段话被加粗了：“无论采用何种方案，必须建立长期监测机制，特别是在雨季和融雪季节。建议在坡体关键位置布设监测点，定期测量裂缝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扩展，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必要时疏散下游人员。”
林凡的目光在“疏散下游人员”六个字上停留了很久。
他把报告复印了三份，一份给李建国，一份存档，一份自己留着。然后拿着原件去了县政府。
副县长正在开会，秘书让林凡在办公室等。这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里，林凡把报告又看了两遍。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责任分析部分，孙工委婉地指出，“施工方在爆破作业中存在药量控制不当、未充分考虑岩性差异等问题，是导致山体开裂的直接原因之一。但前期地质勘察深度不足，未能准确揭示岩性分布特征，也是重要因素。”
“直接原因之一”、“重要因素”。这些措辞很谨慎，但意思很明白：施工方有责任，甲方也有责任。
责任怎么分？三七开？四六开？还是五五开？
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谈判的筹码。
副县长开完会回来，脸上带着疲惫。看见林凡，他点点头：“报告来了？”
“来了。”林凡把报告递过去。
副县长没马上看，先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直接说，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最坏的情况，就是按红色方案做，四十万，一个月工期。我们没钱，也等不起。”
“最好的情况呢？”
“最好的情况不存在。”林凡实话实说，“只有相对好的情况——黄色方案，二十万，半个月。但只能管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副县长吐出一口烟，“三五年后呢？”
“三五年后，如果我们争取到资金，可以做永久性处理。如果争取不到，就得继续做应急加固，或者承担风险。
副县长沉默着抽烟。烟雾在办公室里缭绕，让他的表情有些模糊。
“林凡，你跟我说实话。”他终于开口，“如果按绿色方案，十万，七天，出事的概率有多大？”
“孙工没说概率，只说风险很高。”林凡翻到报告那一页，“这里写着：‘在强降雨或地震等外部因素诱发下，发生局部甚至较大规模滑坡的可能性较大。’”
“较大是多大？”
“孙工在电话里跟我说，如果下一场五十年一遇的暴雨，滑坡概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五十年一遇”副县长苦笑，“咱们县，去年就说是五十年一遇的旱，前年说是五十年一遇的涝。这五十年一遇，都快成每年一遇了。”
林凡没接话。他知道，副县长在权衡。
“二十万，县里能挤出来吗？”林凡问。
“挤，总能挤出来。”副县长把烟按灭，“但挤了这里，就要亏了那里。教育、卫生、扶贫，哪一项不是嗷嗷待哺？给你二十万修路，就要从别的项目砍二十万。这个决定，不好做。”
“那绿色方案”
“绿色方案更不好做。”副县长看着他，“十万块钱，七天工期，听起来很美好。但万一出事，就不是十万块钱能解决的了。你，我，李建国，甚至县长，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所以”
“所以只能选黄色方案。”副县长下了决心，“二十万，半个月。钱我想办法，工期你卡死。但有个条件——”
他顿了顿：“责任必须分清。该赵麻子担的，他必须担。不能县里出钱，他摘桃子。”
“孙工的报告里写了，施工方有直接责任。”
“光写不够。”副县长说，“要让他认，要白纸黑字写进补充协议。他承担多少责任，就承担多少费用。剩下的，县里补。”
“如果他不认呢？”
“那就不用谈了。”副县长语气冷了下来，“换人。安县不是只有他赵麻子一个包工头。离了他，路照样修。”
从县政府出来，林凡心里踏实了些，也沉重了些。
踏实的是，县里有了明确态度，钱的问题有了着落。
沉重的是，接下来要和赵老板的谈判，会很艰难。
回到局里，李建国正在等他。
“县长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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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黄色方案，二十万，半个月。钱县里想办法，但要赵老板认责担费。”
“赵麻子那边我去谈？”李建国问。
“不，我去。”林凡说，“我是具体负责人，这个谈判躲不过。您给我压阵就行。”
李建国看了他几秒，点点头：“行。记住，原则不能退，但方法可以活。赵麻子这种人，吃硬也吃软。你太硬，他反弹；你太软，他得寸进尺。要刚柔并济。”
“明白。”
下午，林凡给赵老板打电话，约在局里谈。
赵老板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带了一个律师模样的人，戴着金丝眼镜，提着公文包。
“林副局长，这位是张律师，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赵老板介绍。
林凡心里一紧。带律师来，意味着赵老板准备打一场硬仗。
“请坐。”林凡不动声色，“孙工的报告，赵老板看过了吗？”
“看过了。”赵老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复印件，“张律师也看了。”
张律师推了推眼镜：“林副局长，关于这份报告，我们有几点疑问。”
“请讲。”
“第一，报告指出施工方有‘直接责任’，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爆破方案是经过审核的，药量计算是符合规范的。所谓‘药量控制不当’，是否有具体的量化标准？如果没有，这个结论就缺乏说服力。”
“第二，报告提到‘未充分考虑岩性差异’。但根据我们了解，前期地质勘察并没有提供详细的岩性分布图。施工方依据的是甲方提供的勘察资料，如果资料本身不完整、不准确，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张律师顿了顿，“报告提出的三种方案，费用从十万到四十万不等。我们注意到，黄色方案二十万，绿色方案十万，但安全等级只差一级。这个费用差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人为抬高造价的情况？”
三个问题，个个尖锐，直指要害。
林凡静静听完，然后开口：“张律师，您提的问题很专业。我可以一一回答。”
“第一，关于药量控制。施工方将小药量松动爆破和大药量破碎爆破合并操作，导致实际用药量超过原设计药量的百分之三十。这是有现场记录和爆破剩余材料可以佐证的。孙工在现场勘查时，也发现了明显的过度破碎痕迹。”
“第二，关于地质勘察。局里提供的勘察资料确实不够详细，这点我们承认。但施工方在爆破作业前，有义务进行现场复核。如果发现实际情况与资料不符，应该暂停施工，提出疑问。但施工方没有这么做。”
“第三，关于费用。三种方案的费用差异，主要在于工程量和技术要求的不同。黄色方案需要做挡墙和喷浆，绿色方案只做简单加固。具体的工程量测算和单价分析，报告附件里有详细说明。如果你们有疑问，可以请第三方审核。”
林凡回答得不疾不徐，每个点都有依据。
张律师沉默了几秒，转向赵老板，低声说了几句。
赵老板的脸色有些难看。他显然没想到，林凡准备得这么充分。
“林副局长，”赵老板开口，语气缓和了些，“就算我们有责任，但前期勘察不足也是事实。这个责任，不能全让我们担吧？”
“没有说全让你们担。”林凡说，“孙工的报告写得很清楚，是‘直接原因之一’，‘重要因素’。这意味着，责任是双方的。”
“那具体怎么分？”
“我的建议是，按六四开。”林凡说，“你们承担主要责任，六成；局里承担次要责任，四成。黄色方案总费用二十万，你们承担十二万，局里承担八万。但之前的十二万工程款，局里已经预付了三万。所以实际结算时，你们还需要完成剩下的九万工程量，局里再付尾款。”
赵老板快速算了一下。原合同十二万，他已经拿了三万预付。如果按林凡的方案，他需要再干九万的活，但能拿到剩下的九万尾款（十二万总价减三万预付）。表面上看，他不赚不赔。
但实际上，黄色方案二十万的总费用，他承担了十二万，局里只承担八万。而他干的活，价值是二十万。
“林副局长，这不公平。”赵老板说，“黄色方案二十万，我们干二十万的活，但只能拿十二万的钱。这等于我们白干八万的活。”
“不是白干。”林凡纠正，“是承担你们应负的责任。如果当初爆破按规范操作，就不会有后来的隐患处理。这八万，是你们为自己的失误付出的代价。”
“可前期勘察”
“前期勘察的问题，局里已经承担了八万费用。”林凡打断他，“这八万，本来可以不用花的。”
谈判陷入僵局。
张律师又和赵老板耳语了几句，然后说：“林副局长，我们理解局里的立场。但企业也要生存。如果按您的方案，我们这个项目就亏本了。亏本的生意，没人愿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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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的意思是？”
“我们承担十万，局里承担十万。”赵老板说，“这样我们还能勉强保本。”
“不可能。”林凡摇头，“责任比例摆在那儿，六四开已经是最宽容的了。如果你们坚持五五开，那我们就请第三方鉴定，看看到底责任怎么分。但那样的话，工期就耽误了，损失更大。”
又是威胁，又是讲理，又是给台阶。
谈判的艺术，就在于在这些手段之间灵活切换。
赵老板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在权衡。
如果接受六四开，他要多干八万的活，只能拿回本钱，不赚不赔。
如果不接受，闹僵了，局里真换人，他不仅这个项目拿不到钱，以后在安县也难混了。而且，前期那三万预付，局里说不定还要追回。
更重要的是，孙工的报告白纸黑字写着他的责任。真闹到上面，他理亏。
“林副局长，”赵老板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就按您说的，六四开。但我们有个条件——付款方式要调整。我们不能干完所有活再拿钱，风险太大。”
“怎么调整？”
“分四次付。”赵老板说，“隐患处理完成，付百分之三十；挡墙完成，付百分之三十；喷浆完成，付百分之二十；验收合格，付尾款百分之二十。”
林凡想了想：“可以。但每个节点都要局里验收合格后才能付款。”
“行。”
“还有，”林凡补充，“工期必须保证。半个月，从明天算起。延迟一天，扣千分之五的工程款。”
“这太严了吧？”
“不严。”林凡说，“时间就是安全。早一天完成，早一天安心。”
赵老板咬咬牙：“好！”
谈判结束，双方握手。赵老板的手很凉，手心有汗。
送走赵老板和张律师，林凡回到办公室，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谈判成功了，但赢得并不轻松。
他用专家的报告做武器，用县里的支持做后盾，用群众的期盼做道义，才勉强压住了赵老板。
但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还有半个月的工期要盯，还有二十万的工程要管，还有无数的细节要落实。
而他自己，还要在县里、局里、村里、施工方之间，继续周旋，继续平衡。
这就是基层工作。
没有绝对的胜利，只有相对的进展。
没有一劳永逸，只有步步为营。
但无论如何，今天这一步，迈出去了。
隐患会得到处理，路会继续修，希望还在。
这就够了。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
林凡打开台灯，开始起草补充协议。
他要赶在明天开工前，把所有的条款都写清楚，把所有的责任都界定明白。
白纸黑字，是约束，也是保障。
更是他对这条路的承诺——
安全地修，踏实地修，对得起每一分钱，对得起每一个盼着这条路的人。
灯光下，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坚定而孤独。
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在他身后，有李建国的支持，有县里的决心，有专家的专业，有群众的期盼。
还有那条路，在黑暗中等待重生。
所以他必须坚持。
必须把这件事，做到底。
为了那条路。
更为了，路尽头，那些亮着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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