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心理辅导室外面的走廊，光线苍白，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一种刻意营造的、却反而显得更加不自然的安静气息。门是厚重的实木，隔音很好，将里面可能进行的任何谈话都彻底隔绝。吕凯靠在门对面的墙壁上，双手插在裤兜里，目光盯着对面墙上那幅色调柔和、线条模糊的抽象画，却什么也没看进去。
他已经结束了今天——或许是这个月的第一次——正式的心理咨询。咨询师是局里合作多年的专业医生，经验丰富，语调温和，擅长引导。但吕凯觉得，那些关于压力管理、创伤处理、职业倦怠的标准化提问和技巧，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沾了油的毛玻璃在触摸他内心真正翻涌的东西。他能回答，能配合，能做出“我明白”、“我会尝试”的恰当回应，但那些东西——那些从他亲手打开水泥柱、看到张明远蜷缩的骸骨开始，就悄悄渗透进他意识缝隙里的冰冷图像和情绪——却像顽固的藤蔓，在标准程序的光照不到的地方，疯狂滋长。
尤其是结案后这段时间。当追捕的紧张、取证的焦灼、庭审的压力逐渐退去，当“柳征”这个名字终于被钉在卷宗的终点，一种更深沉、也更私密的侵蚀，反而在寂静的夜里愈发清晰。
他几乎每晚都做同一个梦。
梦的开头总是模糊的，带着一种褪色老照片般的昏黄质感。然后，他会“看到”一栋高楼，样式老旧，是那种上世纪末流行的、贴着白色瓷砖的办公楼。楼很高，仰头看时，顶楼边缘的天空是一种令人心慌的、惨淡的灰白色。他知道，那是父亲跳下去的地方。在梦里，他没有“父亲”的具体形象，只有一种沉重的、不断下坠的绝望感，从楼顶弥漫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他能“听到”身体撞击地面的闷响，并不清晰，却像重锤一样敲在他的胸腔上，带来一阵窒息般的钝痛。
画面会突兀地切换。变成一间光线昏暗的卧室，空气里有陈旧的药味和某种甜腻的、属于久病之人的衰败气息。一个女人（母亲）躺在病床上，侧影消瘦，呼吸微弱而急促，像是随时会断掉。她的心脏在薄薄的被子下，以一种诡异而缓慢的节奏搏动，每一下都牵动着整个房间的空气，形成一种黏稠的、令人窒息的韵律。然后，那心跳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无力，最终停止。一种冰冷的、绝对的寂静瞬间吞没一切。在梦里，他站在床边，想喊，想动，想抓住什么，但身体像被冻住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片寂静扩散，将他也吞没进去。
最让他惊醒的，是梦的最后一个片段。没有过渡，他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狭窄、黑暗、冰冷、坚硬的封闭空间里。四周是粗糙的水泥壁，紧紧包裹着他，压迫着他的胸腔，让他无法呼吸，无法动弹。他能感觉到水泥粗糙的质感摩擦着皮肤，能闻到浓重的水泥粉尘和某种难以形容的、类似地下深处的阴冷潮湿的气味。他拼命挣扎，想喊叫，但发不出任何声音。黑暗中，他能“感知”到，自己正以一种蜷缩的姿势，被永恒地、静止地禁锢在这里。没有光，没有声音，没有出路，只有无边无际的、沉重的黑暗和压迫。而在那窒息的极限，他会“看到”张明远骸骨在水泥柱中那个蜷缩的姿态，与他自己的姿势，在意识深处诡异而冰冷地重叠。
每一次，他都会在这个重叠的瞬间，猛地惊醒。
醒来时，通常都是深夜。冷汗浸透了睡衣，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要挣脱肋骨蹦出来。喉咙发干，带着一丝铁锈般的腥甜。房间里一片死寂，只有他自己粗重而压抑的喘息声。他需要打开灯，需要下床喝口水，需要确认自己是在自家卧室柔软宽敞的床上，而不是在那个冰冷的水泥棺材里。但即使开了灯，即使喝了水，即使触摸到真实温暖的床单，那种被禁锢、被掩埋、被无声无息吞噬的极致恐惧和绝望，仍然会像冰冷的潮水，久久缠绕着他，让他后半夜再也无法入睡。
起初，他以为这只是高强度工作后的应激反应，是接触了太多黑暗和死亡场景后的职业阴影。但随着梦境一次次重复，随着柳征案件带来的关于正义、复仇、制度漏洞的反思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吕凯开始意识到，这个梦，可能不仅仅是“阴影”。
今天在咨询室里，当他又一次（用尽量平静、客观的语言）描述了梦境的核心元素后，那位一直温和引导的医生，沉默了片刻，推了推眼镜，用一种更加慎重的语气说：
“吕警官，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这不仅仅是简单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闪回。卡卡小说徃 勉费阅渎你梦中的场景——父亲跳楼、母亲心衰、自己在水泥柱中——并非你亲身经历，而是柳征的经历核心。你在梦境中，将自己代入了柳征的视角，甚至是他父亲的视角，他母亲的感受，以及他制造的受害者（张明远）最终的处境。”
医生顿了顿，观察着吕凯的反应，然后说出了那个词：
！“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现象，可以称之为深度共情，或者更精确一点，是创伤认同。你在侦办此案的过程中，过于深入凶手的内心世界、动机形成、情感逻辑，以至于在潜意识层面，你的某些部分‘接纳’或‘体验’了他的创伤、他的愤怒、他的绝望，以及他施加于受害者的那种终极的、被禁锢的恐惧。你的潜意识，在试图‘理解’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以完成对那个极端情境的认知闭合。”
吕凯静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收紧了一下。
“所以，”医生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更加温和，但也更加直接，“你在共情凶手。这在高强度的、涉及极端情感和伦理冲突的案件侦办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你这样责任心强、喜欢深挖动机和背景的警察来说。但这很危险，吕警官。持续的、不受控的深度共情，会模糊你作为执法者的边界，消耗你的心理能量，甚至可能影响你未来的判断。”
共情凶手。
这四个字，像四根冰冷的针，刺破了吕凯一直试图维持的、外表的平静与专业。医生说得对，也不完全对。他是在“理解”柳征，但那不是同情，更不是认同。那是一种更冰冷、更沉重的东西。
“医生，”吕凯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他抬起头，目光直视着医生，没有躲闪，“我不是在共情他。或者说不完全是。”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寻找最准确的表达。
“我是在想，”他一字一句地说，语速很慢，“如果我是他。”
“如果，二十二岁那年，跳楼的是我父亲，遗书上写着‘我没拿钱’，而所有人都说他是罪犯。如果，三年后，我母亲在申冤无门的绝望和不明不白的‘疾病’中慢慢死去。如果，我清楚地知道逼死他们的人是谁，他们不仅逍遥法外，还享受着财富和地位。如果，法律、媒体、所有常规的渠道，对我紧闭大门，或者给我的只是虚伪的敷衍和更深的羞辱。”
“十年。三千多个日夜。那种仇恨，那种无力，那种看着仇人在阳光下欢笑，而自己的世界只剩冰冷废墟的感觉”吕凯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寒潭，“我看着他收集的那些材料，看着他那个地下实验室，看着他十年如一日的计划我不觉得他‘疯狂’。我觉得他太清醒了。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清醒地知道自己没有别的路，清醒地把自己变成一台复仇的机器。这种‘清醒’，比任何疯狂都更让我感到”
他没有说出“恐惧”或者“悲哀”这样的词，但他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所以，”吕凯深吸一口气，将后面更骇人的想法压了下去（比如，如果是我，我会不会也选择那条路？比如，在那种极致的绝望和愤怒下，常规的道德和法律约束，是否真的还能起作用？），转而说道，“我不是在共情一个凶手。我是在试图理解，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经历，能把一个原本可能普通、甚至优秀的人，变成柳征那样。而我得出的结论，让我无法轻松地说一句‘他罪有应得’就放下。因为那个‘因’，那些制造了柳征的‘因’，还在那里。可能换了别人，在类似的情境下”
他没有再说下去。
咨询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医生看着他，目光复杂，有理解，也有担忧。他明白吕凯在说什么，也明白这种思考对一个一线刑警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对自身信仰、对职业意义、甚至对社会运行逻辑的深层质疑和拷问。这种拷问，远比单纯的噩梦更加消耗人。
“我明白了。”医生最终说道，语气变得更加柔和，“你的思考很深刻，也很有价值。但吕警官，我们必须设定一个边界。你可以‘理解’土壤，但你不能让自己‘成为’土壤的一部分，更不能去模拟那颗种子发芽、扭曲、最终长出毒果的全过程。那会吞噬你。你的工作是维护秩序，追查真相，将罪犯绳之以法。至于改造土壤那是更宏大、也更漫长的事情，需要很多人的努力，不是你一个人，尤其不是以消耗自己心理健康为代价能够完成的。”
“我建议，”医生写下几行字，撕下来递给他，“除了定期咨询，你需要强制休息，脱离工作环境一段时间。培养一个与案件完全无关的爱好，进行规律的体育锻炼，增加与家人、朋友的积极互动。最重要的是，在意识层面，明确告诉自己：柳征的路，是他个人的选择，是错误的选择。你有你的路，你的职责，你的界限。 当那些梦境或者念头出现时，有意识地将自己‘拉’回现实，确认你此刻的身份、位置、所拥有的支持和资源。”
吕凯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建议，点了点头。“我会尝试。”他说，语气听不出太多情绪。
走出咨询室，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吕凯知道医生说得对。他需要界限，需要抽离。但那个噩梦，以及噩梦背后所连接的、关于柳征、关于不公、关于人性在极端压力下可能异化的冰冷思辨，真的能通过“培养爱好”、“加强锻炼”、“自我暗示”就轻易驱散吗？
他抬头，看着走廊尽头窗户外的城市。天色将晚，华灯初上，城市的轮廓在暮色中逐渐清晰，却又显得如此遥远和疏离。在这片璀璨的灯火之下，有多少个“柳征”正在沉默地孕育？有多少不公正在被掩盖？有多少绝望正在累积？而他们这些穿着制服、试图维护秩序的人，又能真正触及多少？
噩梦或许可以靠意志力和技巧暂时压制。但那个由柳征案件所揭示的、关于正义与罪恶的无解谜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自身角色和意义的深层困惑，却像一道深深的刻痕，留在了吕凯的心里。他知道，在未来的某个夜晚，那个关于坠落、衰竭和禁锢的梦，很可能还会再次造访。
而他能做的，或许只是在每次惊醒后，在无边的黑暗和冷汗中，紧紧抓住身下真实的床单，一遍又一遍地确认：我是吕凯，我在家里，噩梦会过去，天总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