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这头三年，钱袋子漏得让人心慌。
七九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个亿，硬从银行透支了一百一十亿；
八零年，窟窿小点儿，也有一百二十七亿，又透出去一百多亿。
两年光景，银行多印的票子就有一百三十亿，抵得上建国头二十九年总数的六成！
搁后世，这没几个钱。
可现在工人一月工资才几十块钱
该花的钱，跟流水似的花出去了，可上头派下去的调查组回来一合计。
见效的，不多。
反倒民间物价跟着往上窜，各种矛盾噼里啪啦往外冒。
这改，还要不要往下走？
成了悬在头顶的大问号。
就算要改，路子该怎么趟？
更是让人挠破头皮。
总归来说，那股子求稳怕乱、觉着还是老法子保险的念头，渐渐又占了上风。
转过年来，八二年一月十一号，头一份带着“红头”的文件就下来了，
这话，分量不轻。
一时间，风声鹤唳，不少人栽了进去，温州的八大王，就是头一个。
各地紧跟着划下道道，商品，不许随便出省；
列出来的一千五百多种货品，个体户、乡镇办的小厂子，碰都别想碰。
元旦刚过，这风，呼啦一下就跟裹了冰碴子似的，凛冽了起来。
刚冒头没几年的那股子改开热乎气儿，在这寒风里头打着旋儿，火苗子忽明忽暗。
国朝历来最讲究“思想齐整”。
所以文化这块高地上的动静，往往就是风向最尖的旗。
《万历首辅张居正》这本书，笔尖子明晃晃地就杵在了支持变开这头。
这简直就像一根硬柴火棍，直不楞登地捅到了好些人的肺管子上。
搁在往常，或许也掀不起这么大风浪。
可偏偏，《当代》杂志借着这本小说的东风，卖得是洛阳纸贵，
一期加印，两期加印，印的厂机器都快冒烟了！
这边厢，是收紧的文件一道接着一道；
那边厢，是这本书火得一塌糊涂，热度跟zc收紧的势头，拧着劲儿地往上飙。
政界商界，但凡有点心思的，没几个不找本来翻翻，琢磨琢磨。
这影响力，大到让所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
于是乎，张东健这个名字，连同他笔下的张居正，就不再仅仅是文学版面上的几行铅字了。
他成了某种符号，某种态度
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部分人眼里，那根必须拔掉、至少也得狠狠敲打几下的“钉子”。
风从高处来，带着寒意，也带着重量，开始朝着燕园围拢。
燕大，大饭厅。
张东健站在平时打饭的高台子上，往下头一瞧。
好家伙，乌泱泱的人头，从台根儿底下一直铺到大门口。
黑压压一片，眼珠子都跟探照灯似的齐刷刷盯着他。
心里头先是一紧，刚刚只顾着小心踩踏的问题了，现在讲什么？
讲明朝那些老黄历？还是讲张居正那点事儿？
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千军万马里杀进燕大的？
谁肚里还没点史书墨汁？
再掰扯书里那点情节，可就真成了糊弄小孩儿了。
燕园的风气，历来就敞亮。
先生们敢讲些别处不敢讲的，学生们也敢听，听了还当真往心里去，琢磨。
为啥？
因为他们是真把华夏扛在自己年轻的肩膀上，是真盼着脚下这片土地能好起来。
那股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儿，那股子“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气概，在这方天地里，烧得正旺。
跟那些个榆木疙瘩脑袋掰扯道理，费劲！
还不如把心里那点真火苗，传给眼前这些眼睛清亮、胸膛滚烫的年轻人。
张东健不敢说老一辈的路子还能走多远，但他心里清楚。
眼前这台阶下攒动的人头，这一张张或稚嫩或早经风霜的脸，才是将来撑起这片天的脊梁骨。
这么一想，他胸膛里那点拘谨和忐忑，忽地就被一股更浩荡的气流给冲散了。
有啥不敢说的？
有啥不能说的？
“各位同学”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透过饭厅略显空旷的回音，清晰地传开，“我是经济系八一级的，张东健。
最近咳，最近被好些报纸点名‘关照’的那本《万历首辅张居正》，是我瞎琢磨出来的。”
“哈哈哈！知道！”
台下爆出一阵善意的哄笑，有人还拉长了调子起哄：“骂得是挺花哨！”
“没事儿！”张东健也乐了，自嘲地一摆手，
“骂就骂呗！哪个舞文弄墨的，还没挨过几板砖？不挨骂，显不出咱重要！”
台下又是一阵更响亮的笑声，原本嗡嗡的议论声低了下去，目光更像被磁石吸住，牢牢钉在他身上。
“有人说，我写的压根不是历史小说，是给‘改开’摇旗呐喊的幌子，是借古人的尸，还今世的魂，含沙射影，指桑骂槐”
张东健顿了顿，先啐了一口似的骂道：
“这帮人，眼珠子长腚上了！我白纸黑字写的就是大明万历朝的事儿，哪句不是从故纸堆里扒拉出来的？”
底下有明白人，听得会心一笑，心里暗忖：这小子，嘴是真硬，死活不认账。
台上的张东健却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诚恳起来，声音也沉了些：
“可那些话，是糊弄外头人的。关起门来，对咱自己燕园的师兄弟，我得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他们说我是‘改开的鼓吹手’这名头，我认了！”
“好——！！！”
台下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不是为他说大家是自己人，是为他这份敢在风口浪尖上挺直腰杆、认下担子的痛快和胆气！
掌声未歇，问题就像雨点般砸了上来：
“张东健！那你是不是真赞成‘一条鞭法’那种搞法？”
“中央把货币收紧，地方上可就难动弹了，这算好事？”
“”
张东健双手向下虚按了按，等声浪稍平，才不紧不慢地开口：
“这世上，哪有能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
我那书里想说的，头一条是‘得改’的决心，是‘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
至于具体咋改，是‘一条鞭’还是‘两条鞭’，是收紧还是放松，
那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得‘因地制宜’。”
抬手指了指天花板，意味深长，“那是上头得呕心沥血，去琢磨的事儿。”
他目光扫过台下，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宣讲的灼热：
“而我今天，最想跟各位说的是，这全天下的人，都可能对‘改开’说三道四，
都可能犹豫、退缩、甚至反对！但唯独你们，在座的各位，不能！”
“为啥？！”台下顿时炸了锅。
“对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太猛了容易糊！”
“”
张东健摇摇头，没直接回答，反而抛出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后来改开的胆气，就没有七七年底那份恢复高考的决心，
在座的大部分人，今天，有多大机会坐在这燕园的大饭厅里？”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激起了无声的涟漪。
许多人陷入了沉思。
两者有没有关系？那关系大着呢！
随手指向靠前一位面相老成、看着得有三十出头的男同学：
“这位师哥，冒昧问一句，上大学前，您在哪高就？”
被点到的男同学一愣，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指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
随即坦然地抬起头，声音洪亮：
“上大学前，我在陕北插队，是知青。在村里成了家，媳妇是当地姑娘，娃娃今年都六岁了。
要是没有高考，没有后来政策松动
我大概，还在那片黄土地上，跟着日头一起升落，跟着庄稼一起枯荣。”
“那位同学，你也说说？”
“我我是城西机械厂的二级工，钳工。”
“我也是知青，云南兵团的。”
“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了两年业，街道糊纸盒”
张东健又接连问了几个人，情况大同小异。
高中停摆那些年，正儿八经按部就班念上来的，凤毛麟角。
如果说改开作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始于一九七九年，
那么，改开的‘胆气’，早在七七年冬天，就已经躁动了。
如果，没有改变的决心，哪还会求贤若渴的心思？
开始高考，是改开的第一道哨声。
而他们，才是那最初决心结出的，最真切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