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人口迁移初具规模，再挥师南下平定弘光政权的叛乱，将南方疆域直接划入京州管辖范围，一举两得，彻底完成帝国的疆域整合与内部清洗。
也幸好高宇顺此刻远在欧洲，专注于联络欧洲各方势力、搜集海外情报，若是他留在朝中，以他对圣皇心思的洞察力，定然能一眼看穿这盘棋局的深意，说不定还会主动献计献策，在其中推波助澜，让这迁徙与平叛的进程更顺理成章。
人的成长与变化，从来都离不开所处的环境。
前世的朱有建，困于底层牛马般的生活，每日所思所想不过是养家糊口、勉强求生，即便读过许多剖析人性的书籍，掌握了不少洞察人心的理论，也终究没有施展的平台与机会，只能被现实磋磨得随波逐流。
可今生不同，屁股下的龙椅，赋予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俯瞰天下的高度，所处的环境也从柴米油盐的琐碎，变成了朝堂权谋、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
那些曾经束之高阁的人性理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被他淋漓尽致地运用到治国理政的每一个环节，成为他操控人心、布局天下的利器。
朱有建从未被传统封建思想荼毒，既没有做那种假大空的“千古一帝”之梦，也不屑于被所谓的道德伦理绑架，活得格外通透与自我。
他不像历代帝王那般夙兴夜寐、勤于政事，反倒过得随性自在——
每天起得比常人晚，朝会三日才举行一次，大部分时间都看似在游手好闲，或深入皇庄与军士一同训练，或与史官探讨生存之术，或独自一人琢磨天下格局。
可正是这份“闲散”，让他有了更多时间胡思乱想，跳出传统帝王的思维定式，以更务实、更冷酷的视角看待问题。
他深知历史有其修正之力，既然冥冥之中总有一股力量在拨乱反正，不如顺势而为，借着这股修正之力，干成自己想干的事——
清理帝国腐肉、开拓海外疆土、实现人口重构，让大明真正摆脱历史的桎梏，走向一条前所未有的强盛之路。
在他眼中，所谓的道德、仁义，不过是治国的工具而非枷锁；
所谓的正统、规矩，也不过是维护统治的手段而非目的。
只要能实现帝国的长远发展，只要能让大明根基稳固、疆域辽阔，适当的“腹黑”与“算计”，又有何不可？
毕竟，坐在龙椅上的人，要考虑的从来不是一己之私的名声，而是整个帝国的生死存亡与万千子民的长远福祉——
哪怕这份福祉，需要用一时的牺牲与算计来换取。
孙克孝毕竟在挂甲屯实训过，熟门熟路，如今又一举夺得武举科首，虽说尚未得到圣皇的亲自召见，却也得了特殊安排，被分配在挂甲屯的宿舍区居住。
按照规矩，武举放榜后有一个月的自由活动期，考生们既可返乡探望父母亲友，也可寄家信回去报喜。
孙克孝却半点没有归乡的念头，执意选择留下来，还主动劝说其他武举子一同留下：
“难得来一趟京畿之地，不如趁这一个月空闲，咱们一同去沙河娱乐城逛逛，也算放松一番，待实训开始，可就再没这般清闲日子了。”
此次武举上榜的一百零七名武举子，出身各异，籍贯遍布北方各地。
除了来自福建的郑森，孙克孝与其余十几人皆是来自河套（孙守法麾下）与塔河（马进山麾下）的边军子弟，身上带着常年戍边的悍勇之气；
还有不少是陕西刘泽清、唐通麾下将领的子弟，虽父辈曾有过波折，却也皆是弓马娴熟之辈；
其余则多来自河南、山东、山西三省，还有六位出身燕北的辽州军户家庭，自带北疆风雪磨砺出的刚毅。
众人皆是少年意气、武艺在身，经孙克孝一劝，大多动了心，纷纷放弃返乡，打算先在京畿之地好好见识一番，再安心投入后续的实训。
另一边，朱有建闲坐宫中，忽然琢磨起此前对一众降将与老兵的处置，心中生出几分悔意——
刘泽清自归顺以来，向来听话顺从，从未有过二心，当年只因一点顾有的认知便将他发配到陕西种地，细细想来，确实太过苛刻；
唐通当年虽有叛意，却终究没能真正叛成，到底是监军的过错，算不上十恶不赦；
还有那些早年被裁撤复员的老兵，如今在山东扎根落户，勤勤恳恳耕作、操练，日子过得安稳有序，他们身后也都有妻小宗族，皆是大明的忠实子民。
不如给这些人一些改过自新、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随即下令，放宽科举报考限制，允许刘泽清、唐通的家族成员，以及那些被裁撤复员的老兵宗族子弟，一同参加后续的科举考试，无论文武，皆一视同仁，凭真才实学博取功名。
这般决定，既是对过往严苛处置的弥补，也是为大明广纳人才——
这些人家族中多有习武从军之风，子弟们自幼耳濡目染，定然有不少可塑之才；
再者，此举也能安抚人心，让那些曾有过波折的将领与老兵感受到朝廷的宽容，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大明，也算顺势为帝国的根基再添一份稳固之力。
毕竟，朱有建向来不按常理出牌，在他眼中，所谓的“过往过错”，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唯一标准，能为大明所用，能助力他布局天下，便是值得拉拢与扶持的对象。
此次乾德首科科举，最令人大跌眼镜的并非武举的龙虎争斗，而是文举的冷清落寞——
最终赴考的不过几十人，答卷水平更是参差不齐，与众人预期相去甚远。
可要说大明读书人稀少，却又绝非事实，此次报名参与科考的读书人足有三万之多，只是大多避开了传统文举，转头投向了工举的怀抱。
这三万余名读书人，正是早年自主下乡、深入乡野村落的那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