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秋意，是裹着长江水汽漫进南京城郊军营的。刚过霜降，夜里的风就带了刺骨的凉，营区的篝火堆旁，士兵们三三两两挤着，有的在补磨破的绑腿，有的捧着粗瓷碗喝热粥，白汽从碗沿冒出来，很快被风卷散。聂明远站在帐篷外，指尖捏着一封叠得整齐的信，信纸边角已被反复摩挲得发毛，是半个月前紫薇从宛平寄来的。
他借着篝火的光，又把信读了一遍。紫薇的字比从前稳了些，笔画间还带着点孩子气的认真：“小栓子上个月给爹写了信，把‘爹’字写得比巴掌还大，信里说‘学堂的菊花开了，聂叔叔教的‘国’字俺也会写了’，她爹回信时，在信里夹了片城里的梧桐叶，孩子们围着看了半宿。刘老汉把‘望归’的木匾刷了红漆，挂在学堂门楣上，和‘土地庙’的旧字并排，风一吹，两个匾的影子晃在地上，像在等谁回来。”
“师长，军部的文件到了。”副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对方捧着个烫金封面的文件夹，神色比平时郑重些，“是国民政府的整编令，您看看。”
聂明远接过文件夹，指尖触到封面“国民革命军整编方案”几个字，油墨厚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他翻开第一页，一行黑体字格外醒目：“北伐军各部自即日起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废除原有番号，按地域及战力重新编序。”再往下翻，他的部队被明确标注为“第十九军第三师”，而他本人，暂授陆军少将军衔。
“还有一条……”副官犹豫了一下，指了指文件末尾的补充条款，“团级以上军官需在一周内登记加入中国国民党，完成党籍报备，否则将调整职务。”
篝火的噼啪声似乎突然静了下来，聂明远的目光停在“中国国民党”五个字上，指尖不自觉地收紧，把信纸边缘捏出了褶皱。他忽然想起去年在宛平学堂，小栓子举着木炭问他：“聂叔叔，‘国’字框里为啥是‘玉’呀？”他当时蹲在地上，用木炭把“国”字描得大些：“因为‘国’是要护着里面的人，像护着宝玉一样，不能让坏人抢走，也不能让它摔碎。”
可这半年来，他见的“碎”太多了。上海街头，曾经一起喊着“打倒军阀”的学生倒在血泊里，凶手是穿同样军装的人；武汉码头，流民抱着饿死的孩子哭，军粮却被克扣着运往别处；就连他手下的士兵，也有私下议论的——“咱们到底是在护‘国’，还是在打自己人？”
“师长，您别愁。”旁边传来粗哑的嗓音，是老兵王大柱，他手里拿着件刚补好的军大衣，上面还留着针线的痕迹，“俺跟着您打吴佩孚，又从北平跑到南京，图的不是啥军衔，也不是啥党籍，就是想让宛平的娃们能安稳读书，让俺老家的地能种上麦子。现在编进国民革命军，至少有名分，能光明正大地护着老百姓，总比当没根的散兵强。”
周围几个士兵也凑了过来，一个年轻些的士兵挠挠头：“俺听说加入国民党能领新枪，咱们现在的枪还是打吴佩孚时缴获的，有的连膛线都磨平了。要是能有新枪，下次打仗，也能少牺牲几个弟兄。”另一个老兵叹了口气：“不管咋说，只要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入啥党都行，就怕……就怕这党，不是咱们想的那样。”
聂明远没说话，把紫薇的信又叠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那里还藏着颗晒干的红枣，是小栓子娘去年晒的，他一直没舍得吃。他想起离开宛平时，紫薇站在麦田里，风把她的衣角吹得飘起来，她说“我在学堂等你，不管多久”，眼神亮得像院里的菊花。他那时答应她，要护着宛平的安宁，护着孩子们的书声，可现在，这“入党”的要求，像一道坎，横在他和承诺之间。
第二天清晨，聂明远去了军部的登记处。那是间临时收拾的厢房，墙上挂着青天白日旗，桌案后坐着个穿中山装的干事，面前堆着厚厚的党籍登记表。见他进来，干事立刻站起身，脸上堆着官样的笑：“聂师长来了？快请坐，您可是第十九军第一个来登记的少将，觉悟高啊。”
干事把一张入党志愿书推到他面前，递过一支钢笔：“您只需在上面签个名，再填一下籍贯、履历，党籍下周就能批下来。以后跟着党国干，前途无量。”
聂明远握着钢笔，笔尖悬在纸上，却迟迟没落下。他抬头看向干事：“我想问一句，加入国民党后，是不是还能护着老百姓读书？是不是还能让田里的麦子不被兵祸糟践？”
干事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聂师长这话问得实在！党国的宗旨就是‘安内攘外’，先平定内乱，再抵御外侮，等天下太平了，老百姓自然能安稳读书、种地。您放心，咱们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百姓好。”
“为了百姓好”——这五个字像块石头，落进聂明远的心里。他想起宛平的土地庙，想起孩子们的晨读声，想起紫薇递给他的包袱里，连夜缝的单衣上细密的针脚。他深吸一口气，握着钢笔的手稳了稳，在志愿书的签名处，写下了“聂明远”三个字。笔锋比平时重了些，像是要把对宛平的所有牵挂，都刻进这纸里。
走出登记处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照在墙上的青天白日旗上，旗子被风吹得展开，哗啦啦的声响，竟让他想起宛平的麦浪——只是这声响里，没有麦香，只有一种说不清的沉重，压在心头。
没等他回到营区，新的命令又到了：第十九军第三师即刻开赴西北，肃清当地的军阀残余，稳定西北局势。副官把命令读给他听时，他正在收拾行李，手里拿着紫薇缝的那件单衣，指尖触到针脚，仿佛还能感受到她熬夜时的温度。
“给宛平寄封信吧。”副官轻声说，“夫人肯定盼着您的消息。”
聂明远点点头，坐在桌前，铺开信纸。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原本想告诉紫薇加入国民党的事，可笔尖落下，却只写成了：“我奉命赴西北，很快就能打完这仗，等我回来，教孩子们写‘太平’二字。学堂的菊花要是谢了，明年春天再种，我回来时，一定能看到。”他把那颗一直藏在衣兜的红枣干，小心地裹在信纸里，又用蜡封了口，怕路上受潮。
出发那天，西北的风已经带着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士兵们背着行李，排着队往荒原走去，有的士兵还在咳嗽，冬衣还没来得及发放，只能把薄衣裹得紧些。聂明远翻身上马，回头望了一眼南京城的方向——他知道，此刻的宛平，应该已经下过一场霜了，学堂的菊花该谢了，紫薇或许正带着孩子们，在院里收拾晒干的茅草，准备过冬。
他攥了攥腰间的枪，又想起小栓子举着写满“家”字的土块，哭着喊“俺会把‘国’字写好”的模样。忽然觉得，这一路的远，这风沙的苦，或许都是为了将来能近一点——近到能再蹲在宛平的土院里，看着孩子们在地上写“太平”，近到能和紫薇一起，闻着麦香，看夕阳落在“望归”的木匾上。
风卷起地上的枯草，粘在他的军裤上，远处的队伍像一条黑色的线，在荒原上延伸，看不到尽头。聂明远从怀里摸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是他昨晚写废的信稿，上面有一行被划掉的字：“我加入了国民党，只是想护着咱们想护的一切，不知道你会不会懂。”他把纸又塞回衣兜，扬鞭催马，马蹄声踏碎了荒原的寂静，也踏碎了他对“很快团聚”的念想——他那时还不知道，西北的风沙不仅会磨旧军装，还会把这“很快”，吹成又一个十年的隔山隔水。
队伍越走越远，黄沙渐渐遮住了南京的方向，聂明远最后望了一眼身后，只看到荒原上的枯草在风中摇晃，像极了宛平麦田里，那些等待归人的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