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情侣”这个标签，像一粒粘性极强的种子，一旦被抛入舆论的土壤，便以惊人的速度开始生根发芽，并生长出各种我们无法预料的形状。
起初只是朋友间善意的调侃，但随着《都市生活家》的电子版在更多平台被推送，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
公司里，一些我几乎没说过话的同事，会在茶水间“偶遇”我时，带着一种过分熟稔的笑容拍拍我的肩膀：“小白，可以啊，把咱们甲方爸爸写文案的劲儿都用在自己生活里了，精准定位！” 我只能尴尬地笑笑，无法解释，也无从解释。
更让我不适的是，开始有不同部门的年轻女同事，借着讨论项目的由头，跑来我们项目组，目光却总是似有若无地飘向我，眼神里混杂着好奇、探究，甚至一丝同情？仿佛在说：“看，这就是那个需要靠条约才能维系关系的可怜男人。”
老王也收敛了最初的戏谑，在某次只有我们两人的加班夜，递给我一支烟，语气带着点过来人的感慨：“小白，这名声出去了，是好事也是压力。真没事吧？我看那姑娘是个有主见的，你们这‘条约’别成了双刃剑。”
我谢过他的好意，心里却沉甸甸的。外界的目光，正在以一种温柔却不容抗拒的方式，试图重新定义和审视我们的关系。
家里的气氛也变得有些奇异。
苏芷似乎比我更能屏蔽这些噪音。她依旧按时写作、阅读，生活节奏纹丝不乱。但我能感觉到，她出门的次数更少了，甚至连惯常的超市采购，也更多地交由我去完成。她像一头敏锐的鹿，本能地缩回了自己认为最安全的领地。
偶尔，她会接到一些电话，通常是出版圈或媒体圈的，她接听时语气礼貌而疏离，三言两语便会结束通话。挂了电话，她会沉默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像是在驱散某种看不见的干扰。
这天晚上，我们各自在沙发一端，她看一本厚厚的西方哲学史，我在笔记本上修改“合约炸鸡”的推广方案。张楚已经把“绿洲”套餐和“条约情侣”的故事捆绑，做成了店铺的引流噱头，效果居然不错，他兴奋地要求我赶紧出下一波文案。
寂静中，苏芷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划破了宁静：“今天，‘阅点文学’的副总编联系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阅点”是顾一帆如今执掌的平台，也是业内巨头之一。
“他怎么说？”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没提顾一帆。”苏芷翻过一页书，目光依旧停留在纸页上，“只是‘偶然’看到报道，对我的创作理念很感兴趣，认为非常契合他们平台想要打造的‘新知识女性’形象。希望我能过去开个专栏，或者，深度合作。”
她用的是“深度合作”这个词，听起来客气，但其下的意味，我们都心知肚明。这是一种抛向她的、基于她突然被赋予的“公众形象”的橄榄枝，与她的作品本身，关系反而没那么大了。
“你怎么回？”我放下电脑，看向她。
“拒了。”她轻描淡写，合上书，抬眼看向我，“我不需要被这种形式‘定义’。”
她的眼神清澈而坚定。我忽然明白了她这几日更深层次的沉默。她抗拒的，不仅仅是打扰，更是外界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无论是“条约情侣”还是“新知识女性”）来粗暴地概括她复杂的、充满棱角的个体。
而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这场“定义”风波的共谋，甚至受益者？至少张楚的炸鸡店因此受益，我的文案工作也似乎因为这个“人设”而多了些虚无缥缈的谈资。
一种微妙的愧疚感爬上心头。
“对不起，”我低声说，“如果不是那个采访”
苏芷摇了摇头，打断了我：“决定是我做的。后果，自然共同承担。”
“共同承担”。这个词让我心里一暖，却又更加酸涩。我们正在共同承担的，是一种被扭曲、被围观的压力。
她站起身，去厨房倒水。经过我身边时，脚步微微一顿，没有看我，只是目光扫过我电脑屏幕上关于“合约炸鸡”的文案，那上面还带着“条约情侣推荐”的字眼。
“有时候，”她的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流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开始按照流言期望的样子去生活。”
她说完，便走进了厨房。
我独自坐在客厅里，电脑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那句“条约情侣推荐”的标语变得格外刺眼。苏芷的话像一根细针，精准地刺破了我这些天来自欺欺人的泡沫。
我是在享受这种关注吗？我是否在不自觉中，也开始表演“条约情侣”这个角色，以满足外界的期待，甚至从中牟取一点现实的好处？
流言已经拥有了它的形状，它正试图将我们塑造成它想要的模样。而我和苏芷，站在这股无形的力量面前，需要做出的选择是：是被它同化，还是像两棵并肩的树，任凭风吹，只按照自己的纹理，继续生长。
我沉默地，移动鼠标，删掉了文案中那行刺眼的“条约情侣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