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拼接后的铜镜主体，如同一位重伤初愈的远古使者，在梧桐巷工作室特制的微环境支架上静养。环氧树脂胶粘剂需要至少一周时间达到完全固化与稳定，期间需保持恒温恒湿，避免任何振动。苏见远和林微每日例行检查，记录环境数据，观察接缝处胶体状态，如同悉心照料一位沉睡的贵客。
趁此间隙，他们将精力转向对铜镜符号更深入的研究，以及与“天工院”符号的对比分析。三维扫描数据的优势此刻充分显现。他们将铜镜符号的高精度模型与“天工院”几个最清晰的朱砂符号图像进行数字化的三维空间比对（将平面图像根据透视原理转化为模拟三维数据），尝试从空间结构、比例关系、甚至可能隐含的数学规律（如角度、半径比）中寻找更深层的联系。
林微设计了一套简单的算法，计算不同符号的“辐射线夹角均匀度”、“核心与辐射线长度比例”、“线条曲率变化”等参数。结果显示，铜镜符号的几何规整度最高（同心圆，四等分辐射），而“天工院”符号则呈现出更多的“手绘”变异，但核心的“辐射对称”概念一致。
“就像同一个家族的不同笔迹，”林微对比着参数图表，“铜镜符号像是精心设计的‘正体’，而地图符号更像是快速绘制的‘草体’或‘变体’。这可能说明，在长期使用中，符号的基本形制被保留，但具体绘制会根据载体、工具、用途甚至绘制者的习惯有所变化。”
苏见远认同这个看法：“如果是工匠标记或行业符号，这种现象很常见。一个工坊或流派的标志，既有标准样式用于正式场合（如铸刻于重要器物、碑刻），也有简化和变通形式用于日常绘图或内部沟通。”
他再次审视那个元代清真寺碑刻拓片上的微小符号。虽然极其简略，但其规整的形态更接近铜镜符号。这个符号在元代随着西亚/中亚工匠传入时，有其相对规范的形式。后来在明代的‘天工院’这类本土化、且可能涉及保密的机构中，被简化或改编，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材料。”
这个假设将符号的流变嵌入了更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外来技艺的本土化与再创造。
为了验证这个思路，他们开始有目的地搜寻元代及明初，与金属加工、兵器制造、官营作坊相关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尤其关注带有非文字标记的实物。秦遥再次提供了关键帮助，通过国图的渠道，调阅了一批海外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镔铁”（一种古代高级合金钢）武器、金银器的高清图录，以及明代早期兵仗局、内府监相关档案的电子化索引。
数日的检索与比对后，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出现了。
在一本海外出版的、关于伊朗伊利汗国时期（与元代大致同期）金属工艺的学术着作中，林微发现了一幅插图，展示了一柄13世纪末波斯工匠制作的嵌金短剑的剑格（护手）局部。在剑格侧面一个不起眼的位置，阴刻着一个由双层同心圆和四条等分辐射线构成的符号，几乎与梧桐巷铜镜上的符号一模一样！旁边的注解说明，这种符号在该时期波斯及中亚地区的精品武器和金属容器上偶有发现，被部分学者推测为“高级工匠联合体”或“王室工坊”的标记，但缺乏确凿文献佐证。
“波斯……伊利汗国……”苏见远看着图片，思路疾转，“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密切，双方使节、工匠、商旅往来频繁。波斯工匠的技术和纹样对元代工艺影响深远。如果这个符号是当时波斯某高级工匠群体的标志，那么它完全有可能随着工匠的东来，出现在元朝境内为他们服务的器物上，比如我们这面镜子！”
几乎同时，苏见远在明代兵仗局的一份嘉靖年间“异样军器样制”档案目录中，瞥见了一条简略的记录：“番匠阿卜杜勒呈‘旋风火龙枪’式，附图，上有红圈并射线记，云为其祖传密法标识。” 可惜档案正文与附图已佚，只余目录条目。
“番匠”指外族或外国工匠。“红圈并射线记”——这不正是“天工院”地图上那些朱砂符号的描述吗？而且与“祖传密法”相关联！
两条线索，一外一内，一实物一文献，遥相呼应，共同指向了这种符号可能起源于西亚/中亚的金属工匠传统，在元代传入中国，并被部分“番匠”及其后裔或学徒传承，应用于他们参与的高等级制作（包括宫廷武器、奢侈品），甚至成为其技术“密法”的视觉标识。到了明代，这种标识可能被某些涉及特殊技艺（如火器）的机构如“天工院”所沿用或借鉴。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林微整理着思路，“那么铜镜上的符号，可能标志着这面镜子是由元代某个吸收了波斯技艺、或直接由波斯工匠参与制作的高级工坊出品。而‘天工院’地图上的符号，则可能是明代某些继承了类似工匠传统（或直接雇佣其后裔）的技术人员，用于标注与特殊技艺或高风险工序相关的区域。”
符号背后的故事，从模糊的几何图形，逐渐浮现出清晰的、关于跨文明技艺传播、工匠群体流动、以及技术知识在特定脉络中隐秘传承的历史脉络。
一周过去，铜镜拼接部位固化良好，通过了初步的应力测试和稳定性评估。可以开始进行最后的表面处理和保护涂层施加。对于这样一件锈蚀严重、且带有鎏金痕迹的器物，表面处理需格外谨慎，既要清除残留的有害锈，稳定表面，又不能损伤脆弱的鎏金层和已经显露的纹饰符号。
他们采用了极低浓度的苯并三氮唑（bta）乙醇溶液进行缓蚀处理，配合微晶蜡进行表面封护。处理后的铜镜，色泽变得沉稳统一，有害锈活动被抑制，纹饰和符号清晰可见，同时又保持了历史器物应有的岁月质感。
修复保护工作至此全部完成。苏见远和林微拍摄了修复后的高清全景和细节照片，更新了完整的修复档案，包括所有检测数据、分析过程、符号研究进展以及修复决策记录。
他们邀请赵掌柜前来查看最终成果，并商讨下一步安排。
赵掌柜看到修复一新的铜镜（虽仍有残缺，但气韵完整），感慨万千，摩挲着镜背那些繁复的纹路和中心的符号，良久不语。
“赵掌柜，这面镜子背后的故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和久远。”苏见远将他们的研究发现——关于符号可能的波斯起源、元代传入、与“天工院”的潜在关联——择要讲述了一遍。
赵掌柜听得瞪大了眼睛，最后长叹一声：“我老赵摆弄旧物件大半辈子，自诩有点眼力，没想到这次真是走了眼，不，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这镜子放我手里，就是个有点特别的‘破烂’，到了你们这儿，居然牵出这么一大套学问，连外国老祖宗都扯上了。”
他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做出了决定：“这镜子，我留着也就是个摆设，暴殄天物。既然它可能这么有来历，不如交给国家，让更专业的人去研究。你们看，捐给哪个博物馆合适？”
在苏见远和林微的建议下，赵掌柜最终决定将铜镜捐赠给市博物馆——正是之前送来汉代彩绘陶俑的那个单位。那里有相应的保管条件和研究力量，且位于文物出土地所在城市，具有地方关联性。
捐赠仪式简单而庄重。在市博的小型会议室里，赵掌柜在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将盛放铜镜的特制匣子交给馆长。馆长代表博物馆接受了捐赠，并向赵掌柜颁发了捐赠证书，承诺将妥善保管、深入研究并适时展出。
苏见远和林微作为修复者和研究参与者，也应邀出席。馆长特意感谢了他们的精湛技艺和深入研究，认为这不仅挽救了一件珍贵文物，更为其历史价值的挖掘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仪式结束后，铜镜被送入市博的文物库房，登记入库，等待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未来的展览规划。
走出博物馆，冬日午后的阳光带着些许暖意。赵掌柜如释重负，又有些依依不舍，反复念叨：“交给国家，好，交给国家好……”
梧桐巷工作室恢复了往日的节奏。工作台上，新的委托已然排上日程：一件民国时期的象牙微雕需要清理保养，一幅清代的绢本罗汉图需要揭裱重装，一只宋代的龙泉窑青瓷碗有冲线需要加固……
书房架子上，玄色金属牌、白玉佩合金颗粒瓶、“天工院”资料盒，以及新增加的、记录着铜镜符号研究的手稿文件夹，静静地陈列着，如同一个个通往不同历史时空的、已然被部分解开的密码锁。
傍晚，苏见远在炉边添炭，林微泡着茶。
“感觉像是送走了一个老朋友，”林微看着跳动的火苗，轻声道，“但又知道它去了该去的地方，会有更多人认识它，研究它背后的故事。”
“嗯。”苏见远看着壁炉中升腾的暖意，“修复工作有时就是这样，相遇，相处，理解，然后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而是让物件在新的位置上，继续它的历史使命。”
他端起茶杯，目光沉静：“每一件经过手的器物，都会留下点什么。有时是技艺的磨练，有时是知识的增长，有时是……像这面镜子，留下一个关于符号和流动的谜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那些细微而坚韧的技艺传承之线。”
林微点头，望向窗外渐沉的暮色。城市华灯初上，车流如织，现代生活的节奏与工作室里沉静的时光仿佛两个平行的世界。
但正是这间工作室里的沉静凝视与精微手艺，让那些来自平行历史时空的器物与记忆，得以穿越时间的屏障，在此刻的灯光下，与当代的目光和心灵，完成一次又一次无声而深刻的映鉴。
火光明灭，茶香氤氲。修复者的长夜与白日，就在这无数次的“映鉴”之间，循环往复，深沉而丰盈。而历史的星河中，那些被重新擦亮的微光，正沿着修复者铺设的轨道，悄然汇入人类文明记忆的，永恒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