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博物馆发现的1858年蒸汽机图纸与“e bearg shi”实物，为玄色金属牌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将其从相对狭窄的宫廷钟表领域，推向了更广阔的近代工业技术背景。那几张泛黄的图纸，如同历史的切片，显示这项特殊表面处理技术在19世纪中叶，已经从精密的计时仪器，延伸至蒸汽动力这种更“硬核”的工业应用领域。
苏见远和林微将这一重要新发现补充进论文，并着重探讨了技术传播与演变的可能路径：18世纪英国小众工坊的专利技术 → 通过贸易（颠地洋行等）传入清朝宫廷，用于顶级奢侈品（钟表仪器）→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深化，该技术或类似改良版本在英国本土应用于早期工业机械（如蒸汽机调节阀）→ 同时，可能通过技术手册、工程师流动或零部件贸易，再次传播到东方（如香港等地）。
论文初稿完成，暂定标题为《一片玄色：18-19世纪一种特殊碳涂层铜合金衬垫的跨洋技术物质流动初探》。秦遥审阅后，建议他们可以先在即将于上海举办的一个“技术史与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上做口头报告，试探学界反应，同时也能接触到更多相关领域的学者。
就在两人为会议报告做准备时，陈馆长那边又传来新消息：他们在进一步整理那批晚清旧藏时，发现了与那本工程书和图纸放在一起的几封英文信件残片。信件字迹潦草，内容涉及机器维修、零件订购和价格争议，落款签名模糊，但其中一个较清晰的签名是“j fergon, engeer, hong kong & shanghai”。寄信地址包括香港、上海和英国格拉斯哥。
“fergon……工程师，活跃于香港和上海，时间在19世纪50-60年代。”林微查证资料，“可能是当时在华的外国工程师或技术顾问。这些信和图纸、实物放在一起，说明他很可能接触并使用过这种‘e bearg shi’。”
更重要的是，在一封信的背面空白处，有人用铅笔随手写了一个类似化学方程式的片段，旁边标注着“for ebonite trial, tep critical”。虽然方程式不完整，但出现了“c6h6”（苯）、“cuo”（氧化铜）和“heat under n2”（氮气下加热）的字样。
“苯……氮气保护加热……氧化铜……”苏见远看着发来的照片，陷入沉思，“这是在尝试用苯蒸汽在氮气保护下与铜反应生成碳涂层？还是用苯类物质作为碳源进行渗碳？这比‘沥青与树脂’的记载更接近现代化学气相沉积（cvd）的概念。”
“难道那个时代的工程师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这种涂层的化学制备原理？”林微感到惊讶。
“有可能。”苏见远道，“19世纪中叶，化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快速发展，许多工程师也开始用化学知识改良传统工艺。这个片段虽然简陋，但显示出一种实验探索的思路。或许，我们所见的玄色涂层，其工艺在几十年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实践中被不断尝试和改进。”
这个小小的化学笔记，为技术演变的研究增添了“能动性”的一面——它不仅仅是物品的流动，更是知识和实验精神的流动。
研讨会日期临近，苏见远和林微精心准备了报告幻灯片，重点呈现玄色金属牌的检测分析、故宫与南方博物馆的比对证据、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基于这些证据构建的技术传播与演变假说。他们特意将那个模糊的化学方程式片段也放了进去，作为一个开放的疑问，希望能引起化学史或材料史学者的注意。
上海，秋高气爽。研讨会在浦东一家现代会议中心举行，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涵盖科技史、考古学、文物保护、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
苏见远和林微的报告被安排在“物质文化与技术交流”专题小组。上台前，林微稍稍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们首次在正式国际学术场合发布这项研究。苏见远则一如既往的沉静，只是再次检查了一遍激光笔和翻页器。
报告开始。苏见远以平实清晰的语言，简述了玄色金属牌的发现与基本特征，然后逐步展开科学分析数据、历史线索拼图、以及跨洋流动的推论。林微则配合操作幻灯片，重点展示那些关键的高清图像、分析图谱和档案照片。
当故宫钟表衬垫样本、南方博物馆蒸汽机图纸、以及那个潦草的化学方程式片段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台下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和快速笔记的沙沙声。显然，这个从一件无名小物出发，勾连起精密仪器、宫廷贸易、早期工业乃至化学实验的微观技术史案例，引起了听众的浓厚兴趣。
报告结束，进入提问环节。问题接踵而来，有关于检测方法细节的，有关于历史文献可信度的，有关于技术演变逻辑的，也有对“ebonite”术语在专利文献中具体含义的追问。苏见远和林微一一作答，对于不确定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也坦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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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德国的科技史教授提问：“你们提到这种涂层可能代表了早期化学气相沉积技术的雏形。但根据我的了解，真正的cvd技术在20世纪初才逐步成熟。你们如何评估19世纪中叶这些实验片段的技术史意义？它们是无意识的偶然尝试，还是代表了当时某些前沿工程师的有意识探索？”
苏见远略作思考，答道：“我们认为，这更可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和初步化学知识的、有意识的改良尝试。虽然远未形成系统理论，但将特定有机物蒸汽在控制气氛下与金属表面作用以获得特殊性能的思路，已经显现。它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有多‘先进’，而在于它展示了技术演化过程中，经验技艺与新兴科学知识开始交汇的那个模糊而重要的阶段。这也是我们这项研究试图捕捉的——技术史中那些‘非主流’却蕴含着未来可能性的‘潜流’。”
这个回答获得了提问者赞同的点头。
另一位来自英国的材料科学家则对涂层的具体性能数据感兴趣，询问是否有更详细的力学和摩擦学测试计划，并建议可以尝试用现代模拟手段，反推当时可能的工艺参数范围。苏见远表示感谢，并透露下一步正有此计划。
报告反响总体积极。茶歇期间，好几位学者主动过来交流，有的提供自己知道的相关线索（如某博物馆可能藏有类似部件），有的对合作研究表示兴趣，还有一位日本学者提到，在明治时期日本引进西方技术的记录中，似乎也有关于“黑色金属衬垫”的零星记载。
最令人意外的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独立学者，艾莉森·麦格雷戈女士。她专注于研究19世纪格拉斯哥地区的工程与贸易网络。在听到“颠地洋行”和“fergon”的名字时，她立刻表现出兴趣。
“颠地洋行在亚洲的贸易网络非常活跃，尤其是将英国工业制品销往中国。”麦格雷戈女士说，“至于fergon……我好像在我的资料里见过这个名字。能让我看看那些信件的照片吗？”
林微将手机里的照片给她看。麦格雷戈女士仔细辨认后，肯定地说：“对，是詹姆斯·弗格森（jas fergon）。他不是特别有名，但在19世纪50-60年代，他确实作为独立工程师，受雇于一些英国公司，负责在中国（主要是香港和上海）安装、调试和维护蒸汽机、机床等设备。我的数据库里有他的一些零星记录，包括他为格拉斯哥一家名叫‘克莱德冶金工坊’的小公司代理销售某些‘特种金属配件’到东方的记载。这家工坊以生产一些特殊合金和表面处理产品闻名，但规模不大，记录很少。”
“克莱德冶金工坊……特种金属配件……”苏见远和林微对视一眼，这很可能就是“ebonite”衬垫的源头制造商之一！
麦格雷戈女士答应回去后详细查阅她的资料，看能否找到关于“克莱德冶金工坊”生产“ebonite”或类似产品的具体记载，并分享给他们。
研讨会结束后，苏见远和林微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新的合作可能，返回北京。飞机上，林微翻看着会议笔记和收到的名片，感慨道：“没想到，一块小牌子，能牵出这么多人和事，跨越这么远的时空。”
“物虽微，其系广。”苏见远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每件旧物都是时空网络的一个节点，连接着制造者、使用者、流传者、研究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尝试去触摸这些无形的连线，让这张网的一部分，变得可见。”
回到梧桐巷，秋意已深。工作室里炉火融融，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茶香和木料气息。他们将会议资料和新的线索仔细归档，那枚玄色金属牌依然静置于书房架上，但在他们眼中，它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谜题，而是一个已然被初步定位的、充满故事的技术史坐标。
新的研究方向已然清晰：深化与麦格雷戈女士等海外学者的合作，探寻英国源头的具体工艺细节；同时，在国内继续寻找可能应用了同类技术的晚清民国工业文物，考察其实际效能与影响；最后，尝试利用现代模拟手段，复现或理解这种历史涂层的形成机制与性能特点。
工作台上，新的修复委托依旧陆续不断。一件民国时期的点翠发簪需要整理，一幅清代的绢本花卉需要清洗加固，一把明代的铁力木官帽椅需要处理榫卯松动……修复者的日常，就在这宏大叙事与精微手艺、远方线索与眼前器物之间，平稳而深邃地交替着。
夜深了，苏见远为壁炉添了一块新炭。火光跳跃，映照着架子上那些沉默的“节点”——“九霄环佩”的照片，“天工院”的碎片资料，玄色的金属牌……
每一件，都是一束来自过去时空的微光。而修复者，便是那耐心收集这些微光，并尝试将其折射、汇聚，以期照亮历史某个幽暗角落的人。这工作永无止境，却也因为每一束新光亮的发现与连接，而充满静谧的喜悦与沉甸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