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一月中旬，从灵丘往北走三十里，山路越走越窄，终于在半山腰看到几孔旧窑洞 —— 这就是山中学校，原是村民的避难所，如今改成了教学点。山腰上插着几面红布旗，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边，颜色却依旧鲜亮。
余念新一行人到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们集合去劳动。六十多个孩子穿着各式各样的旧衣服，有的背着小竹筐，有的拎着破水桶，要去山后挑水。
迎上来的程老师三十多岁，是从延安师训班调来的，手上还沾着泥土，擦了擦就伸手：“延安来的通讯组同志吧？一路走得辛苦。”
“还好，比前线安全。” 余念新握了握他的手。
“那倒是，这儿最多就是躲躲鬼子的巡逻队。” 程老师笑着，引他们往窑洞走。
校舍是两孔连通的窑洞，里面搭着宽土炕，墙上用红漆写着 “学习是为了前线”，炕边摆着十几本破旧的《边区小学读本》，封皮都磨掉了。
“学校一共六十多个学生，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才七岁，能认全常用字的也就一半。” 程老师拿起一本课本，翻了翻，“教的内容简单，算术、识字，还有‘抗战形势’课，让孩子们知道为啥要打仗。下午统一劳动，晚上学唱歌。”
“唱什么歌？” 谢敏问。
“《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都是我教的，调子没那么准，但孩子们唱得认真。”
冯启掏出笔记本记录，谢敏环顾窑洞，目光落在墙角的粮袋上：“粮食够吃吗？”
“今年秋收比去年好点，小米能管够，就是油盐紧张，偶尔能买到点咸菜。程老师指着另一孔窑洞，“有一半孩子住校，村里离这儿远，而且不安全 —— 村口有民兵放哨，一看见鬼子的影子，就得带着孩子往山里跑。”
他又指了指窑洞角落的一口大缸：“那是逃难用的，真遇到鬼子突袭，来不及跑的孩子就藏进去，上面盖着干草，之前有两次都靠这个躲过去了。”
屋里静了几秒，谢敏小声问：“今年这儿打过仗吗？”
“春天打过一次，鬼子来扫荡，炸了村口的磨坊，还好村民提前把学校的红旗收起来了，没被发现。” 程老师语气很平淡，“当时孩子们哭，我就给他们讲延安的事，说延安有电灯，有文工团，还有大操场，他们一听就不哭了，还问啥时候能去延安看看。”
中午吃饭时，程老师留他们一起吃，主食是小米饭，就着煮南瓜。孩子们围着小桌坐成几圈，没人说话，只埋头吃饭。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怯生生地走到谢敏身边：“姐姐，你真的从延安来吗？”
“是啊。” 谢敏笑着点头。
“那延安有糖吗？”
“有。”
“你们是不是天天都能吃糖？”
“不是天天吃，只有过节的时候能吃到。”
小女孩又问：“延安也有学校吗？是不是很大？”
“有，有很大的学校，里面有很多老师，还有图书馆。
“那我们以后能去延安上学吗？”
“当然能，等打跑了鬼子，你们就能去了。”
小女孩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蹦蹦跳跳地回到座位上，跟身边的同学小声说着什么，脸上满是期待。
饭后，程老师拿出一面破鼓，敲着节拍，孩子们排队站好，开始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歌声飘在山谷里，声音不算洪亮，却透着股不服输的硬劲。
“别看这些孩子大多没出过山，没见过县城，可都知道打仗是为了啥。” 程老师说，“他们家里人都是老师 —— 有的父亲牺牲了，有的哥哥去前线没回来，大人们会跟孩子说，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打跑鬼子，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余念新没说话，只是看着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唱，歌声在山间来回荡。他知道，这些孩子的日常，这些不掺任何修饰的歌声，就是报道里最该写的内容。
下午，他们跟着学生去劳动。山地贫瘠，地里全是石头，孩子们得先把石头搬开才能挖土。小男孩们扛着小锄头，用力刨着地；女孩们拎着筐，捡地里的柴禾。谢敏帮着挑水，冯启拿出相机，想拍几张照片。
“别光拍他们干活的样子，让孩子们笑笑。” 程老师提醒，“别让外面的人觉得他们可怜，他们虽然穷，可心里有劲儿，不缺精气神。”
快傍晚时，山下突然传来一阵哨声，两名民兵气喘吁吁地跑上来：“程老师，鬼子的巡逻队出动了，从西沟那边过来了！”
程老师脸色一紧，立刻喊道：“孩子们，快，跟我走山道！”
孩子们早就习惯了这套流程，没人哭，也没人乱，年纪大的牵着年纪小的，很快排成两列，跟着程老师往山后跑。程老师背着最小的一个男孩，一边跑一边喊：“别慌，往松林里钻，那里隐蔽！”
余念新他们也跟着往后撤，跑了没多远，就听见山下传来几声枪响，不过很快就远了。程老师停下来，喘着气笑：“每年都来几次，现在孩子们都练出来了，跑起来比兔子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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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就是为了扫荡？” 谢敏问。
“有时候是抢粮，有时候是烧房子，还有的时候啥也不干，就是来吓人，想让我们不敢待在这儿。”
他们在山后躲了半小时，确认鬼子走远了，才回到学校。窑洞的屋顶塌了一角，插在门口的红旗也倒在地上。程老师走过去，弯腰把旗杆扶起来，孩子们也围过来帮忙，有的捡旗角，有的扶杆子。谢敏看旗布破了个口子，就撕下自己衣襟上的一块布，蹲下来缝补。
“旗得有个样子。” 程老师说。
“有样子，大家心里就有底，人就不会散。” 余念新接了一句。
那天晚上，月亮升起来，照亮了山腰。学校前的空地上，孩子们又聚在一起唱歌，还是那首《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比白天更亮。没人提下午遇到鬼子的事，仿佛那只是平常日子里的一段小插曲。
“这才是该写的新闻。” 冯启小声对余念新说。
“嗯，人还在，旗还在，希望就在。” 余念新点头。
第二天一早，通讯组要返回灵丘，程老师送他们到山口。“你们写报道，就写实在的事，别把我们写得有多苦，也别写得跟圣人似的。” 程老师握着余念新的手，“我们就是一群想让孩子读书、想好好活着的人，干的也是该干的事。”
“我懂，一定如实写。” 余念新说。
他们挥手告别时，孩子们都站在山坡上，齐声喊：“延安的叔叔姐姐，再见！”
走了很远，余念新回头，还能看见那几面红布旗在山腰上飘着。冯启叹道：“等打完仗，这些孩子肯定能去延安上学。”
“会的。” 余念新说，“到时候，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故事，知道小时候在山里的日子，没白过。”
回到灵丘办事处，余念新连夜写稿，标题定为《山里学校的春天》。开头写道：“在晋察冀边区的群山里，有一所不怕炮火的学校。六十多个孩子，在旧窑洞里读书、劳动、唱歌。他们没见过延安的电灯，却知道延安有希望；没经历过太平日子，却相信太平日子一定会来。”
邹同志看完稿子，拍了拍余念新的肩：“写得好，没虚话，让人看了心里有劲儿。这样的稿子，才能让延安的人知道，前线的老百姓和孩子，都在硬挺着，都在盼着胜利。”
那晚，余念新把稿子交给交通员，让他尽快送回延安。他站在窑洞外，望着远处的群山，仿佛又听见了山里学校的歌声 —— 那歌声，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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