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月把女性权益法律援助基金的年度报告合上时，窗外的晚霞正染透半边天。过去两年，她带着团队帮上百位女性解决了劳动纠纷、家暴维权等问题，基金的名气在城市里越来越响，可她心里总悬着一块石头——上次去城郊乡调研时，一位大妈拉着她的手说“俺们村里没人懂法，签合同被骗了都不知道找谁”的画面，总在她脑海里打转。
“江律师，下周有个下乡普法的活动，是去清溪镇的几个偏远村子，您要一起去吗？”助理小陈拿着活动方案走进来，“那边的村干部说，村民们对土地流转、邻里纠纷这些事特别困惑，想让我们多讲讲。”
江月立刻点头：“去，不仅要去，还要把咱们团队的合同模板、维权手册都带上。”她总觉得，法律援助不该只局限在城市里的女性群体，那些被法务空白笼罩的乡村，或许更需要法律的保护。
清溪镇的路比江月想象中更难走。车子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才抵达第一个村子——李家村。村委会的院子里挤满了村民，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看到江月一行人，纷纷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提问：“江律师，俺家的地流转给合作社，合同上没写到期咋要回来，这可咋整？”“邻居占了俺家的宅基地，村干部调解了好几次都没用，能打官司吗？”
江月耐心地一一解答，可越听越心惊——村民们手里的合同，有的是手写的白条，连基本的权利义务都没写清；有的被中介忽悠，签了“霸王条款”却浑然不知；还有人因为不懂维权流程，明明受了委屈，却只能忍气吞声。“村里就没有懂法的人吗？”她问村支书。
村支书叹了口气：“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孩子哪懂这些？之前有个村民因为合同被骗，想不开差点喝农药，还是我们及时拦住的。”
江月的心沉了下去。那天的普法活动结束后，她坐在村委会的门槛上，看着远处的稻田，突然有了一个决定：“我们得启动‘乡村法务支援计划’，不能只来一次就走。”她跟团队商量，每月派两名律师来清溪镇的各个村子坐班，专门解答村民的法律问题；同时培训村里的“法律明白人”——挑选识字、有责任心的村民，教他们基础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流程，让他们成为乡亲们身边的“法律小帮手”。
计划启动的第一个月，江月遇到了老陈。老陈是王家村的村民，去年把家里的五亩地流转给了一家农业公司，签了三年的合同，可今年公司突然跑路了，不仅没给租金，还把地里的庄稼毁了。老陈拿着皱巴巴的合同找到坐班的律师，说起这事时，眼圈通红：“那是俺家唯一的收入来源，现在地也毁了，钱也没了，俺真不知道该咋活了。”
江月听说后，特意从市区赶过来。她仔细看了老陈的合同，发现合同里虽然没写公司跑路的赔偿条款，但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业公司违约，老陈有权追回租金并要求赔偿损失。“大爷，您别着急，我们帮您收集证据，一定能把损失追回来。”江月拍着老陈的手，语气坚定。
接下来的半个月，江月团队帮老陈联系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查到了农业公司的注册信息；又去地里拍照取证，联系了公证处对被毁的庄稼进行评估。最终，在律师的协助下，老陈通过法律途径，不仅追回了欠付的租金，还拿到了庄稼损失的赔偿金。
拿到赔偿款的那天，老陈特意带着一筐自己种的橘子找到江月，哽咽着说：“江律师，谢谢您，要是没有您，俺这日子真就过不下去了。俺想加入‘法律明白人’队伍，跟着你们学法律，以后帮乡亲们多看看合同，别让他们再像俺一样被骗。”
江月看着老陈眼里的光，心里一阵温暖。她答应了老陈的请求，开始带着他学习基础法律知识——从如何看合同条款，到邻里纠纷的调解技巧，再到维权的基本流程。老陈学得很认真，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复追问，甚至晚上还会打电话给江月请教。
三个月后，老陈成了王家村最靠谱的“法律明白人”。有村民要签土地流转合同，会先找老陈看一眼；有邻里闹矛盾，老陈会主动上前调解，用学到的法律知识讲道理。“以前俺觉得法律离俺们很远，现在才知道，法律能帮俺们保住饭碗，守住家。”老陈在村里的普法会上，跟乡亲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台下的村民们听得频频点头。
江月看着老陈的转变，再看看越来越多主动加入“法律明白人”队伍的村民，突然想起自己当初选择做律师的初心——不是为了打赢多少大官司，而是为了让法律走进每一个角落，保护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她的法律援助工作，从城市里的女性群体，拓展到了更广泛的乡村弱势群体，这比任何荣誉都让她觉得有意义。
那天晚上，江月在“乡村法务支援计划”的日志上写下：“法律不该是冰冷的条文，更该是照亮生活的光。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但只要能让乡亲们不再因为不懂法而受委屈，再辛苦也值得。”
窗外的月光洒在日志上，江月握紧了手里的笔——她知道，未来会有更多像老陈这样的“法律明白人”，会有更多乡村被法律的温暖笼罩，而她，会一直带着初心，走在这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