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几乎将全部醒着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数据分析中心。巨大的环形屏幕上，不同颜色的数据流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代表着来自星图反射光谱、矿石荧光、环境磁场、微引力扰动等数十个信道的同步信息。伊芙琳的办公桌被多个显示器包围，上面运行着复杂的频谱分析软件、自定义的模式识别算法以及不断迭代的数学模型。她象一位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员，试图从宇宙背景噪音这片浩瀚的海洋中，打捞出有意义的信息碎片。
起初，进展缓慢而令人沮丧。数据看似随机，符合热力学噪声的统计特征。但伊芙琳没有放弃，她调整算法参数，尝试不同的滤波方法，进行跨信道的关联性分析。终于，在某个凌晨，当她将注意力集中在某块蓝色矿石发射的、极其微弱的超低频荧光波动上时，一个极其隐蔽但高度有序的模式，如同幽灵般在噪声的掩护下浮现出来。
这不是简单的周期性波动，而是一种复杂的、具有自相似性（分形特征）和非线性相位锁定的波动簇。随着分析深入，她在其他矿石、甚至星图反射谱的特定频段，也发现了类似但略有差异的协同模式。这些模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以一种极其缓慢、但似乎遵循某种更高层次规律的节奏在演化。它们给伊芙琳一种强烈的直觉——这不象是一个静态的记录，更象是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呼吸”或“低语”，源自宇宙本身的某种底层机制。
这一发现让她兴奋得战栗，连续几天废寝忘食，试图构建数学模型来描述这种“常量涟漪”。她借鉴了量子场论、复杂系统理论甚至一些尚处于假说阶段的宇宙学模型。初步的拟合结果令人震惊地显示出，这些涟漪的某些特征参数，与精细结构常量、普朗克质量等基本物理常量之间存在高度非平凡的数学关联。这似乎印证了之前的猜想：他们正在窥视宇宙基本规则的“脉搏”。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当伊芙琳开始尝试理解这种“涟漪”与观测者（尤其是卓越）之间那诡异的“共鸣”现象时，一个更深远、也更令人不安的推论逐渐在她脑海中成型。这个推论并非源于数据本身的确凿证据，而是基于数据模式、基金会早期禁忌研究文档的碎片信息，以及卓越表现出的独特反应，三者结合后的一种逻辑推演和可怕猜想。
她开始怀疑，这些“常量涟漪”或许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反映”宇宙规律。它们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极其微弱但确实存在的、能够与物质世界（特别是象人脑这样高度有序、复杂的耗散系统）产生双向相互作用的“信息场”（ration field）或“影响场”（fence field）！
换句话说，卓越与星图矿石的“共鸣”，可能不仅仅是他的大脑单方面“接收”或“解读”了某种静态信息。更可能的情况是，这种“涟漪”场本身就在主动地、以一种极其隐秘和微妙的方式，与接触者的意识状态产生交互！这种交互可能表现为：
信息注入：将蕴含特定模式的信息直接“写入”或“共振”于神经元的活动模式中，这可能解释了卓越那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直觉”和“灵感”。
状态调制：潜移默化地影响脑波的同步性、神经递质的平衡，甚至可能塑造长期的思维倾向和认知模式。这或许能解释卓越在研究星图时出现的意识状态改变（恍惚、专注度异常提升）。
这个猜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将研究的意义完全颠复了。他们不再仅仅是考古学家在解读一份古老的“宇宙文本”，而更象是无线电操作员，在主动“调谐”并“接入”一个持续广播的、来源未知的“宇宙信号站”。而这个信号站所发送的“节目”内容，其意图和长期效应，是完全未知的！他们可能是在接收无害的宇宙背景音，也可能是在聆听一个高度先进的文明留下的知识宝库，更有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让卓越（乃至所有接触者）的大脑暴露在一个无形的、具有潜在塑造力（甚至操控性）的影响场中！
伊芙琳被自己的推论惊出了一身冷汗。她回想起卓越在深度研究星图时那种近乎“着魔”的状态，以及他能力时灵时不灵的不可控性。这些是否正是这种“影响场”正在起作用的迹象？如果这个场具有导向性，那么其背后的“发送者”是谁？目的何在？是随机的自然现象，还是某种智能体的有意为之？如果是后者，其意图是善意的引导，还是恶意的实验或侵蚀？
伊芙琳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作为科学家，揭示真相是她的天职，这个猜想如果被证实，将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发现。但作为卓越的守护者之一，她绝不能将他置于如此巨大且未知的风险之中。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挣扎，她最终决定，伦理责任必须优先于科学好奇心。
她将自己初步的分析、推演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伦理担忧，整理成一份措辞极其严谨、风险评估列为“极高”的机密报告，提交给了王建国和“家园”紧急成立的临时伦理审查委员会。
委员会会议由王建国亲自主持，气氛凝重得如同结冰。当伊芙琳阐述完她的猜想时，会议室里陷入了长时间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个猜想的分量——它触及了科学探索最敏感的神经：未知风险与人类主体安全的冲突。
随后，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保守派（以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几位资深医学专家为代表）态度坚决：“风险完全不可预测，且潜在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应立即停止所有相关研究！不仅停止‘单向镜’计划，还应将星图、矿石等所有相关物品进行最高级别物理封存，断绝一切接触可能。同时，对卓越进行长期隔离观察，确保其不受进一步影响。在研发出绝对安全可靠的防护技术之前，绝不重启研究！” 他们的观点基于最坏情况假设，将安全置于绝对首位。
激进派（主要由几位顶尖物理学家和部分年轻研究员组成）则持相反意见：“这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猜想！不能因为恐惧就放弃千载难逢的、可能改变人类认知范式的机会！我们应该在加强防护和监控的前提下继续研究，重点在于理解这种相互作用机制，找到安全交互的方法，甚至可能利用其积极一面。因噎废食是懦夫的行为！” 他们强调科学进步的代价和机遇。
中间派（包括伊芙琳本人和部分谨慎的科学家）提出了更折中的方案：“立即暂停对‘常量涟漪’主动模式的深入解析，尤其是可能增强其与观测者交互的实验。将研究重点立即转向两个方向：一是研发更高级别的信息屏蔽/滤波技术，确保数据采集过程的安全隔离；二是优先开发能够实时监测这种潜在‘影响场’生物效应的监测设备与评估模型，为卓越创建更精细的生理心理基线，以便能及时发现最微小的异常变化。在安全技术取得突破前，暂停高风险探索。”
伊芙琳在发言中，声音因疲惫和责任重大而有些沙哑，但异常坚定：“我比任何人都渴望知道真相。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可能不是中性的知识，而是一种具有‘活性’的、能与意识交互的东西。在我们确定能保护自己之前，盲目深入无异于蒙眼走进雷区。卓越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一切行动不可动摇的底线。”
王建国静静地听着各方陈述，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眉头紧锁。他深知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它关乎卓越的命运，也可能关乎“家园”乃至更广泛的未来。最终，他做出了一个体现其稳健风格的决定：
“采纳中间派方案的内核建议。立即执行以下命令：
暂停‘单向镜’计划中所有对‘常量涟漪’主动模式的深入解析和交互性实验。数据采集维持最低限度运行，但所有数据流必须经过最高级别安全过滤，仅保留用于环境监测和基础记录的部分。
激活‘盾牌’子项目：集中全力，优先研发针对潜在‘信息场/影响场’的高效屏蔽、衰减和滤波技术。目标是实现数据采集端与研究人员端的绝对物理和信息隔离。
激活‘哨兵’子项目：医疗和生物物理团队立即着手，为卓越创建一套超精细的、24小时不间断的生理心理多模态监测系统。不仅要监测常规指标，更要尝试定义和捕捉可能与“影响场”相关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创建动态基线，任何微小偏离都必须立即警报。
伦理委员会持续评估风险，任何后续研究步骤必须经过其最严格审批。”
这个决定，意味着最前沿的探索暂时进入了瓶颈期。它没有彻底关闭大门，但为前进设置了极高的安全门坎。许多研究人员感到失落，但更多的人理解并支持这一决定——在未知的深渊前，谨慎不是怯懦，而是对生命的尊重。
决议之后，伊芙琳感到了某种解脱，尽管夹杂着科学探索受挫的失落感。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新的研究方向——“盾牌”和“哨兵”项目之中。她带领技术团队，研究如何利用超导材料、电磁屏蔽腔、量子隐形传态原理（用于信息隔离传输）等技术，构建更安全的隔离屏障。她与医疗团队一起，设计更敏感的传感器和算法，试图捕捉卓越脑波、心率变异、甚至细胞电活动中最细微的、可能由外部场引起的变化。
她的角色，从一个前沿探索的科学家，更多地转变为一个警剔的守护者。她更加密切地关注着卓越的点点滴滴，不仅是通过冰冷的数据，更是通过日常的观察。她会留意他情绪的无常变化，睡眠的质量，甚至是他那些“手搓”发明中流露出的思维倾向是否异常。
一天深夜，伊芙琳仍在“哨兵”监测中心值班。巨大的屏幕上，显示着卓越卧室的实时数据：脑电波平稳，心率规律，呼吸绵长。他正沉浸在无忧的睡梦中。伊芙琳看着那条代表卓越意识平静的曲线，心中百感交集。科学的边界诱惑无穷，但伦理的底线如同灯塔，指引着不至迷失。她在心中默念，仿佛是对卓越，也是对那份未知的奥秘宣告：
“无论如何，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真相，我们可以慢慢查找，但绝不能以你的健康为代价。”
科学的探索与伦理的守护，在这片深谷中艰难地寻求着平衡。前路或许漫长，但守护的初心，坚定不移。